據孟慶樹說，《八一宣言》的產生過程是這樣的：「1935年6月初，即在王明去莫斯科療養後從基斯洛沃德斯克回來的第一天，他在和來看望他的同誌們談話時就曾說過：『日本加緊了對華北的侵略，形勢很緊張。還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療養院裏我就想到，必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並發表一份新的文件，以便進一步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第二天他就開始寫《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後來叫做《八一宣言》的文件。一連三天，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三點，首先完成了草稿。第四天，他又進行修改。第五天就召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來討論這個草稿。討論繼續了好幾天，會上，王明做了關於起草告同胞書的報告，而後又在討論結束時發了言。」[225]
同月 邀請胡秋原夫婦到黑海的克裏米亞半島修養。[226]
7月14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會議，討論王明起草的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依照原文一致通過」，並決定組織一個由王明等7人參加的委員會，對文字進行修改與寫一解釋的信。另外還討論了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正式代表與有發言權的代表、長期與臨時旁聽人及工作人員，以及準備大會文件等問題。
《傳記與回憶》說：「在中共代表團討論這個文件草案的會議上，王明同誌對當時中國的國內外形勢作了必要的分析，不僅提出了必須使蘇區各項政策轉變，以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的意見，不僅提出了我們向國民〈黨〉要求的各項條件，而且提出了在國共談判時期，為達成國共合作抗日的目的，我們方麵可能提出的所謂讓步條件，即：（1）為的真正達到停止內戰，我們必須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因為反對或贊成土地革命是國共內戰的中心關鍵；（2）為的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可能將中國蘇維埃政府改名為地方民主政權；（3）為的組成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可能將中國工農紅軍改名為中國人民革命軍。王明同誌說明：這三個條件表麵上是我們讓步，實際上不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對我們有利的，因為這種政策使我們擴大社會基礎，使全中國人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真正合乎人民利益和真正合乎民族利益的政策。在會議上，這個文件引起米夫、郭紹棠和康生的原則反對……但是，中共代表團會議一致同意王明同誌起草的上述文件。文件的俄文稿送請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批準。」
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也說：「王明回到莫斯科後，即與中共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的新政策和國內華北事變的嚴重局勢，醞釀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初稿，經代表團7天反覆討論修改，於7月14日在代表團的會議上得到一致通過。隨後譯成俄文，送交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227]
7月19日 致庫西寧信。[228]
同日 致信米夫，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和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229]初稿俄譯稿送上，說「這個呼籲書是我和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團一起起草的。中文稿相當簡短，寫得不錯，但由於我的俄文知識淺薄，譯稿剛好比中文稿多出一半。因此，請首先注意文件的基本思想和含義。此外，懇請你騰出一點時間，以便〈我〉在兩天內能得到你的指示和修改意見，好盡快結束文件的審定工作並把它發下去」。[230]
同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發言大綱。
7月中旬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名單、組織及分工問題。因為中共中央正在長征途中，無法派代表，就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在蘇聯的中國同誌中選人組成中共代表團，並決定王明、康生為正式代表；代表團主任代表為王明，秘書處主任康生；在各個議程中的發言人中，第一議程為王明。
師哲回憶說：「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時，由於國內代表來的不多，就讓中國班的部分學生參加了。當時，有很多人建議應該讓陳鬱同誌來參加大會，遭到王明、康生的反對。這時，有兩個海員（其中一位叫孔波）建議讓陳鬱做職工國際代表，也遭到他們的反對。」[231]
7月25日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開幕。在各國共產黨代表向大會致賀詞時，來自中央蘇區的代表滕代遠第一個發言，他高度稱讚了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蘇區所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這個發言稿，由王明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擬定，並事先經過了共產國際的批準。[232]
據王明說，在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團上，他和史達林講到「抗日政策問題」。他告訴史達林，中共中央準備發表抗日救國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並組織全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和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口號。史達林說，中共這個路線是正確的，但主要的問題在於統一戰線的具體條件。當王明講到「中國人民要武裝抗日」時，史達林指出，「日本軍閥有一個特點就是怕打，就是軟欺硬怕」。「你們中國這麽多的人民，隻需團結合作，隻要抗戰到底，一定能得到勝利。」史達林這次談話，給了王明個人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對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了解和發展上有很大的幫助」。[233]
同月 邀請胡秋原夫婦到黑海的克裏米亞半島修養。[226]
7月14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會議，討論王明起草的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依照原文一致通過」，並決定組織一個由王明等7人參加的委員會，對文字進行修改與寫一解釋的信。另外還討論了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正式代表與有發言權的代表、長期與臨時旁聽人及工作人員，以及準備大會文件等問題。
《傳記與回憶》說：「在中共代表團討論這個文件草案的會議上，王明同誌對當時中國的國內外形勢作了必要的分析，不僅提出了必須使蘇區各項政策轉變，以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的意見，不僅提出了我們向國民〈黨〉要求的各項條件，而且提出了在國共談判時期，為達成國共合作抗日的目的，我們方麵可能提出的所謂讓步條件，即：（1）為的真正達到停止內戰，我們必須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因為反對或贊成土地革命是國共內戰的中心關鍵；（2）為的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可能將中國蘇維埃政府改名為地方民主政權；（3）為的組成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可能將中國工農紅軍改名為中國人民革命軍。王明同誌說明：這三個條件表麵上是我們讓步，實際上不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對我們有利的，因為這種政策使我們擴大社會基礎，使全中國人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真正合乎人民利益和真正合乎民族利益的政策。在會議上，這個文件引起米夫、郭紹棠和康生的原則反對……但是，中共代表團會議一致同意王明同誌起草的上述文件。文件的俄文稿送請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批準。」
熊經浴、李海文著《張浩傳》也說：「王明回到莫斯科後，即與中共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的新政策和國內華北事變的嚴重局勢，醞釀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初稿，經代表團7天反覆討論修改，於7月14日在代表團的會議上得到一致通過。隨後譯成俄文，送交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227]
7月19日 致庫西寧信。[228]
同日 致信米夫，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和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229]初稿俄譯稿送上，說「這個呼籲書是我和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團一起起草的。中文稿相當簡短，寫得不錯，但由於我的俄文知識淺薄，譯稿剛好比中文稿多出一半。因此，請首先注意文件的基本思想和含義。此外，懇請你騰出一點時間，以便〈我〉在兩天內能得到你的指示和修改意見，好盡快結束文件的審定工作並把它發下去」。[230]
同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王明等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發言大綱。
7月中旬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討論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名單、組織及分工問題。因為中共中央正在長征途中，無法派代表，就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在蘇聯的中國同誌中選人組成中共代表團，並決定王明、康生為正式代表；代表團主任代表為王明，秘書處主任康生；在各個議程中的發言人中，第一議程為王明。
師哲回憶說：「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時，由於國內代表來的不多，就讓中國班的部分學生參加了。當時，有很多人建議應該讓陳鬱同誌來參加大會，遭到王明、康生的反對。這時，有兩個海員（其中一位叫孔波）建議讓陳鬱做職工國際代表，也遭到他們的反對。」[231]
7月25日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開幕。在各國共產黨代表向大會致賀詞時，來自中央蘇區的代表滕代遠第一個發言，他高度稱讚了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蘇區所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這個發言稿，由王明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擬定，並事先經過了共產國際的批準。[232]
據王明說，在共產國際七大主席團上，他和史達林講到「抗日政策問題」。他告訴史達林，中共中央準備發表抗日救國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並組織全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和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的口號。史達林說，中共這個路線是正確的，但主要的問題在於統一戰線的具體條件。當王明講到「中國人民要武裝抗日」時，史達林指出，「日本軍閥有一個特點就是怕打，就是軟欺硬怕」。「你們中國這麽多的人民，隻需團結合作，隻要抗戰到底，一定能得到勝利。」史達林這次談話，給了王明個人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對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了解和發展上有很大的幫助」。[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