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與康生一起再次給上海中央局老秦（劉仲華）寫信，強調5月3日信必須堅決執行。信中說：「為什麽我們堅決的主張解散中央局一切的機關和中局直接有聯繫的機關呢？」因為從一年多來幾次被敵人大破壞看，「內奸是最主要的原因」。「從去年到現在敵人之所以能夠從容不迫的有計劃的破壞我們，是因為我們中局的組織是全部被敵人監視之下。」因此，「不採取解散一切中局組織的辦法，就不能肅清內部奸細，使黨的組織及剩下的同誌脫離敵人的監視」。
5月15日 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創辦的《救國報》在巴黎創刊，編輯部設在莫斯科，編好後在巴黎出版。[220]
5～6月間 同康生與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楊光華談話，實際上是進行審查。王明說我們今天是請楊光華同誌搞清幾個問題：一、你在上海被捕後是怎麽被釋放的？二、你在江蘇省委的反黨問題；三、在上海中央局老龔被隔離後，你為什麽還與他聯繫？四、身為滿洲省委書記，為什麽不執行代表團的電令，擅自決定把文件送往莫斯科，致使文件中途丟失？楊光華克製自己的情緒，鎮定地對四個問題一一作答。王明和康生聽了楊光華從容鎮靜、有條不紊的申辯十分氣憤。康生說：「中共代表團命令你們銷毀全部文件，沒有讓你們送文件到莫斯科來。你們擅自決定送文件，應負違反電令的主要責任。」[221]
6月3日 與康生聯名給中共吉東特委寫信，論述了在東北如何開展遊擊運動等問題，其主要內容如下。
1.遊擊運動的新特點與我們的策略。認為「目前的狀況，不是最後決定勝負的時期，而是準備群眾的時期，準備爭取最後勝利條件的時期」。因此，我們的策略現時不是將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擲，而是要更大的準備群眾，蓄積力量，保存和發展遊擊隊的主力，培養大批軍事幹部，以作為準備將來的更大的戰爭和更大事變的基礎。
2.關於遊擊隊的問題。首先是擴大遊擊運動與聯合一切反日力量共同抗日。因此，第一，要打破各地的關門主義，吸收一切願意參加武裝抗日的分子來擴大遊擊隊的組織；第二，要實行全民的統一戰線，現在東北各種反日隊伍一般的都有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必要與可能，我們不應機械地背誦過去四種遊擊隊的方式，而現在是要普遍的與各種反日武裝隊伍建立下層與上層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統一戰線的綱領不要太高，與各種反日武裝的臨時的作戰協定條件不要太嚴格，要從實際環境和具體條件出發；各地軍隊的名稱，不要加以「赤色」或「工農」字樣，而應稱作「抗日救國軍」或「人民革命軍」等；除了現在各地的遊擊隊，還要創造不脫離生產的、隻是一定條件下行動的遊擊隊；政治部的工作，不要機械地運用紅軍的政治工作條件，要適合當地的情形與民眾的覺悟程度；在軍事上，要用靈活的戰術反對敵人的「討伐」。
3.政權與根據地的問題。為要廣大的組織反日遊擊戰爭與群眾的反日運動，黨應在各地進行廣泛的群眾運動，準備召集反日代表大會，成立或改造地方的反日政權機關，名稱或叫「抗日救國政府」，或最初仍用「反日會」、「農民委員會」的名稱，要看各地的具體情形而定，政綱要適合廣大人民抗日救國的需要。
4.群眾工作與士兵工作。對於反日會的工作，要打破一切關門主義，取消種種的限製（如一家隻準一人等），吸收一切願意反日的民眾到反日會裏來。
5.黨的工作。首先要在黨內進行廣大的教育解釋工作，並加強組織建設，改善幹部政策。為了要使黨的組織強有力的領導遊擊運動，必須將黨的機關一部設在遊擊區裏，改造黨組織龐大的機構（尤其是上層領導機關），縮小管理區域，使之靈活地巧便地獨立工作，適合於戰爭環境。
此信在1935年秋經中共吉東特委傳達到東北各地的黨組織和抗日部隊，並由他們分別加以貫徹。從這封密信的內容本身來分析，應該認為基本上是正確的，並且是對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的一個發展和深化，其基本精神與不久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及《八一宣言》是一致的，並且是從東北的特殊情況出發的。從這封信貫徹執行的實際情況來看，它對於促進東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對於促進抗日聯軍的形成以及黨的領導機構的相應改變，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當然，由於對東北抗日遊擊運動的實際情況缺乏全麵、具體的分析，信中也提出一些片麵的、不切實際的主張，從而使東北黨組織和抗聯部隊的思想上產生了一些分歧，造成了一些混亂。
6月5日 與康生聯名致信周洪二同誌，談關於白色恐怖下進行秘密工作問題。[222]
6月 在蘇聯基斯洛沃德斯克療養。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北的侵略以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迅速高漲。鑑於這種情況，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吳玉章等，提出統一戰線的範圍應該擴大，並應發表一個宣言。於是，中共代表團急電王明回莫斯科共商對策。王明於本月下旬回到莫斯科後，代表團開會，決定發表一個宣言，即後來的《八一宣言》，大家討論了宣言的內容，由王明起草。[223]
據吳玉章回憶：「1935年6月在莫京聽到何梅協定及天津日寇屠殺我愛國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難忍的消息，我們急電王明同誌共商對策，出了展開革命新局麵的八一宣言。」[224]
5月15日 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創辦的《救國報》在巴黎創刊，編輯部設在莫斯科，編好後在巴黎出版。[220]
5～6月間 同康生與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楊光華談話，實際上是進行審查。王明說我們今天是請楊光華同誌搞清幾個問題：一、你在上海被捕後是怎麽被釋放的？二、你在江蘇省委的反黨問題；三、在上海中央局老龔被隔離後，你為什麽還與他聯繫？四、身為滿洲省委書記，為什麽不執行代表團的電令，擅自決定把文件送往莫斯科，致使文件中途丟失？楊光華克製自己的情緒，鎮定地對四個問題一一作答。王明和康生聽了楊光華從容鎮靜、有條不紊的申辯十分氣憤。康生說：「中共代表團命令你們銷毀全部文件，沒有讓你們送文件到莫斯科來。你們擅自決定送文件，應負違反電令的主要責任。」[221]
6月3日 與康生聯名給中共吉東特委寫信，論述了在東北如何開展遊擊運動等問題，其主要內容如下。
1.遊擊運動的新特點與我們的策略。認為「目前的狀況，不是最後決定勝負的時期，而是準備群眾的時期，準備爭取最後勝利條件的時期」。因此，我們的策略現時不是將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擲，而是要更大的準備群眾，蓄積力量，保存和發展遊擊隊的主力，培養大批軍事幹部，以作為準備將來的更大的戰爭和更大事變的基礎。
2.關於遊擊隊的問題。首先是擴大遊擊運動與聯合一切反日力量共同抗日。因此，第一，要打破各地的關門主義，吸收一切願意參加武裝抗日的分子來擴大遊擊隊的組織；第二，要實行全民的統一戰線，現在東北各種反日隊伍一般的都有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必要與可能，我們不應機械地背誦過去四種遊擊隊的方式，而現在是要普遍的與各種反日武裝隊伍建立下層與上層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統一戰線的綱領不要太高，與各種反日武裝的臨時的作戰協定條件不要太嚴格，要從實際環境和具體條件出發；各地軍隊的名稱，不要加以「赤色」或「工農」字樣，而應稱作「抗日救國軍」或「人民革命軍」等；除了現在各地的遊擊隊，還要創造不脫離生產的、隻是一定條件下行動的遊擊隊；政治部的工作，不要機械地運用紅軍的政治工作條件，要適合當地的情形與民眾的覺悟程度；在軍事上，要用靈活的戰術反對敵人的「討伐」。
3.政權與根據地的問題。為要廣大的組織反日遊擊戰爭與群眾的反日運動，黨應在各地進行廣泛的群眾運動，準備召集反日代表大會，成立或改造地方的反日政權機關，名稱或叫「抗日救國政府」，或最初仍用「反日會」、「農民委員會」的名稱，要看各地的具體情形而定，政綱要適合廣大人民抗日救國的需要。
4.群眾工作與士兵工作。對於反日會的工作，要打破一切關門主義，取消種種的限製（如一家隻準一人等），吸收一切願意反日的民眾到反日會裏來。
5.黨的工作。首先要在黨內進行廣大的教育解釋工作，並加強組織建設，改善幹部政策。為了要使黨的組織強有力的領導遊擊運動，必須將黨的機關一部設在遊擊區裏，改造黨組織龐大的機構（尤其是上層領導機關），縮小管理區域，使之靈活地巧便地獨立工作，適合於戰爭環境。
此信在1935年秋經中共吉東特委傳達到東北各地的黨組織和抗日部隊，並由他們分別加以貫徹。從這封密信的內容本身來分析，應該認為基本上是正確的，並且是對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的一個發展和深化，其基本精神與不久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及《八一宣言》是一致的，並且是從東北的特殊情況出發的。從這封信貫徹執行的實際情況來看，它對於促進東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對於促進抗日聯軍的形成以及黨的領導機構的相應改變，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當然，由於對東北抗日遊擊運動的實際情況缺乏全麵、具體的分析，信中也提出一些片麵的、不切實際的主張，從而使東北黨組織和抗聯部隊的思想上產生了一些分歧，造成了一些混亂。
6月5日 與康生聯名致信周洪二同誌，談關於白色恐怖下進行秘密工作問題。[222]
6月 在蘇聯基斯洛沃德斯克療養。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華北的侵略以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迅速高漲。鑑於這種情況，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吳玉章等，提出統一戰線的範圍應該擴大，並應發表一個宣言。於是，中共代表團急電王明回莫斯科共商對策。王明於本月下旬回到莫斯科後，代表團開會，決定發表一個宣言，即後來的《八一宣言》，大家討論了宣言的內容，由王明起草。[223]
據吳玉章回憶：「1935年6月在莫京聽到何梅協定及天津日寇屠殺我愛國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難忍的消息，我們急電王明同誌共商對策，出了展開革命新局麵的八一宣言。」[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