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說：你們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組成人員的建議，總的來說，我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其中政治局和書記處組成人員中都有王明。[121]
10月8日 與康生聯名致信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122]
10月9日 在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會議上發言。[123]
10月13日 在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會議上發言。[124]
10月19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布置代表團當前要做的工作：1.準備文件，其中包括反奸細文件，關於滿洲問題的文件等；2.準備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的報告，確定報告人；3.寫文章等。
10月27日 與康生給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寫信。
信的內容共分四個部分：「現在我們要說的是反日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這個文件的目的，主要的有下列幾點」；「此外還有幾件事順便告訴諸同誌」。
關於反日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信中說：「所謂『抗日救國』是目前中國民眾最中心最主要的問題，誰能在實際上證明他能解決這個政治問題，誰就能取得廣大民眾的擁護，誰就成為政治鬥爭的勝利者。」在當前情況下，「我們的黨，除了繼續努力，揭穿國民黨一切武斷宣傳的欺騙外，首先必須給廣大民眾一切共同的非常具體的非常簡單的，明了的對日作戰行動綱領」。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非常迫切的需要廣大的非常靈活的具體運用這一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
《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說：「中國人民唯一自救的和救國的方法，就是大家起來武裝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為此，「目前有絕對必要提出幾點最具體最根本的辦法來，作為我們武裝抗日的共同行動綱領」。其要點是：1.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2.全體人民總動員；3.全體人民總武裝；4.立刻設法解決抗日經費；5.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6.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
信中還說，「這個文件的目的」，是「給全國民眾一個具體的明顯的容易懂的對日作戰的行動綱領」，「盡最大可能團結一切反日力量，來建立真正廣大的民眾的反日統一戰線」。[125]
這封信的基本思想，可以說比1月17日的宣言又進了一步，統一戰線的對象已從願意實行三條件的武裝部隊，擴大到願意抗日的除國民黨以外的黨派、團體等中間勢力及其上層人物。
在寄這封信的同時，王明等人還寄給中央政治局一種《紅軍須知》小冊子。他們希望中央將小冊子「很快的送給蘇區」。
王明等人起草的這個《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後來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經宋慶齡、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簽名，於1934年4月20日發表，題為《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同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中央致各省委、縣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關於開展反日反帝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將王明、康生1933年10月27日的來信轉發全黨。
《傳記與回憶》說：《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是「由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李杜、胡漢民、章任卓等知名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共三千餘人，作為委員會發起人簽名發表的。後來，全國各地有數十萬人在這文件上簽名贊同，因而不僅引起了抗日運動普遍的高漲，而且在海外華僑中，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
10月29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作《中國形勢與中共任務》的報告。這次會議還聽取了周立[126]關於「列寧學校中國班清黨問題」的報告，大家進行了討論，最後王明說：接受意見後「向清黨委員會報告」。
10月 撰寫《致巴比塞、羅曼·羅蘭及一切出席行將在巴黎開幕之青年反戰大會的代表們》，發表於《共產國際》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10期。《寫作要目》說：此文「號召為保衛革命中國，反對帝國主義而組織群眾鬥爭」。
11月3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指出中國共產黨工作中的兩個不足：一是「我們黨組織和代表團同黃色工會中的工人群眾聯繫不夠。例如在上海，有一個很大的黃色郵電工會組織。他們有合法出版物、合法報刊等。如果我們打算同他們取得聯繫，召開會議或舉行大會，這可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裏有我們的革命工會反對派黨團，並且工人情緒高漲。如果同這些工人取得聯繫，這會對暫時還參加國民黨黃色工會的工人具有更大的意義……以後要糾正這些不足之處，並要更加深入到工人中間去，把他們吸引到這個運動中來，揭露國民黨的賣國政策和黃色工會的偽善。還有一個不足，這就是我們嚐試同帝國主義駐上海的軍事力量建立某種聯繫不夠」。接著，他提出了以下幾條建議：第一，在中國方麵，應該加強我們在上海的反戰委員會，除了吸引地下的和諸如宋慶齡等半地下的人士參加外，還要吸引廣大公開的人士、新聞記者、教授、教師、學生等參加，以便使我們的委員會以後在行動中有更多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機會。第二，建議世界反戰委員會[127]向上海派常駐代表，他在那裏可以公開活動並同公開的和半公開的人士建立聯繫。第三，建議在上海創辦固定的機關刊物，一方麵使用英文，另一方麵使用中文。[128]第四，建議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反戰委員會的協助下，不僅同上海的反戰組織而且同中國所有其他城市的反戰組織建立更多的聯繫，以便從中國內部和外部一起採取行動，在這些城市的工人、知識分子和學生當中建立反戰委員會，使我們的活動能夠在全國展開，首先是在那些我們有很大可能做這方麵工作的地區。還建議效仿美國建立中國人民之友協會。[129]
10月8日 與康生聯名致信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122]
10月9日 在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會議上發言。[123]
10月13日 在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會議上發言。[124]
10月19日 出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布置代表團當前要做的工作：1.準備文件，其中包括反奸細文件，關於滿洲問題的文件等；2.準備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的報告，確定報告人；3.寫文章等。
10月27日 與康生給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寫信。
信的內容共分四個部分：「現在我們要說的是反日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這個文件的目的，主要的有下列幾點」；「此外還有幾件事順便告訴諸同誌」。
關於反日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信中說：「所謂『抗日救國』是目前中國民眾最中心最主要的問題，誰能在實際上證明他能解決這個政治問題，誰就能取得廣大民眾的擁護，誰就成為政治鬥爭的勝利者。」在當前情況下，「我們的黨，除了繼續努力，揭穿國民黨一切武斷宣傳的欺騙外，首先必須給廣大民眾一切共同的非常具體的非常簡單的，明了的對日作戰行動綱領」。目前中國的政治環境，「非常迫切的需要廣大的非常靈活的具體運用這一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
《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說：「中國人民唯一自救的和救國的方法，就是大家起來武裝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為此，「目前有絕對必要提出幾點最具體最根本的辦法來，作為我們武裝抗日的共同行動綱領」。其要點是：1.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2.全體人民總動員；3.全體人民總武裝；4.立刻設法解決抗日經費；5.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6.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
信中還說，「這個文件的目的」，是「給全國民眾一個具體的明顯的容易懂的對日作戰的行動綱領」，「盡最大可能團結一切反日力量，來建立真正廣大的民眾的反日統一戰線」。[125]
這封信的基本思想，可以說比1月17日的宣言又進了一步，統一戰線的對象已從願意實行三條件的武裝部隊，擴大到願意抗日的除國民黨以外的黨派、團體等中間勢力及其上層人物。
在寄這封信的同時，王明等人還寄給中央政治局一種《紅軍須知》小冊子。他們希望中央將小冊子「很快的送給蘇區」。
王明等人起草的這個《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具體綱領》，後來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經宋慶齡、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簽名，於1934年4月20日發表，題為《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同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中央致各省委、縣委、市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關於開展反日反帝運動和組織民族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將王明、康生1933年10月27日的來信轉發全黨。
《傳記與回憶》說：《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是「由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李杜、胡漢民、章任卓等知名人士和上海工人代表共三千餘人，作為委員會發起人簽名發表的。後來，全國各地有數十萬人在這文件上簽名贊同，因而不僅引起了抗日運動普遍的高漲，而且在海外華僑中，也成立了類似的組織」。
10月29日 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作《中國形勢與中共任務》的報告。這次會議還聽取了周立[126]關於「列寧學校中國班清黨問題」的報告，大家進行了討論，最後王明說：接受意見後「向清黨委員會報告」。
10月 撰寫《致巴比塞、羅曼·羅蘭及一切出席行將在巴黎開幕之青年反戰大會的代表們》，發表於《共產國際》俄文版第8期、中文版第10期。《寫作要目》說：此文「號召為保衛革命中國，反對帝國主義而組織群眾鬥爭」。
11月3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發言，指出中國共產黨工作中的兩個不足：一是「我們黨組織和代表團同黃色工會中的工人群眾聯繫不夠。例如在上海，有一個很大的黃色郵電工會組織。他們有合法出版物、合法報刊等。如果我們打算同他們取得聯繫，召開會議或舉行大會，這可能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裏有我們的革命工會反對派黨團，並且工人情緒高漲。如果同這些工人取得聯繫，這會對暫時還參加國民黨黃色工會的工人具有更大的意義……以後要糾正這些不足之處，並要更加深入到工人中間去，把他們吸引到這個運動中來，揭露國民黨的賣國政策和黃色工會的偽善。還有一個不足，這就是我們嚐試同帝國主義駐上海的軍事力量建立某種聯繫不夠」。接著，他提出了以下幾條建議：第一，在中國方麵，應該加強我們在上海的反戰委員會，除了吸引地下的和諸如宋慶齡等半地下的人士參加外，還要吸引廣大公開的人士、新聞記者、教授、教師、學生等參加，以便使我們的委員會以後在行動中有更多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機會。第二，建議世界反戰委員會[127]向上海派常駐代表，他在那裏可以公開活動並同公開的和半公開的人士建立聯繫。第三，建議在上海創辦固定的機關刊物，一方麵使用英文，另一方麵使用中文。[128]第四，建議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反戰委員會的協助下，不僅同上海的反戰組織而且同中國所有其他城市的反戰組織建立更多的聯繫，以便從中國內部和外部一起採取行動，在這些城市的工人、知識分子和學生當中建立反戰委員會，使我們的活動能夠在全國展開，首先是在那些我們有很大可能做這方麵工作的地區。還建議效仿美國建立中國人民之友協會。[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