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責成庫西寧、皮亞特尼茨基和米夫同誌，吸收王明和康生參加，討論中共中央的領導機構和人員組成問題。如果在委員會中沒有任何不同意見，那麽它的決定將被看做是政治委員會的決定。並責成阿布拉莫夫、米夫和王明製定一些改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聯絡機製的措施，並提交政治委員會下次會議批準。[109]
8月11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皮亞特尼茨基和王明說：「我們的財政狀況很危急。7月我們隻收到61900法郎和2000元。我們不得不停止聯繫和把機關人員壓縮到最危險的極限。光是黨每月就需要不少於4.3萬，青年[110]需要1417，此外，還有工會。絕對需要給予明確的答覆。」[111]
8月20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24期、中文版第4卷第9期，《中國問題》俄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中國蘇維埃區域底經濟政策》。文章批評有的黨員「在實際上犯右傾錯誤，完全抹煞反資產階級的鬥爭，特別是反富農的鬥爭」。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對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麵的「左」傾錯誤的意見，批評說：有「好多地方，特別是湘鄂西蘇區，那裏的蘇維埃將一切富農的機器，農具商店一概沒收了，至於完全禁止土地買賣和租佃，禁止僱工等那更不消說了」。還批評了「再三不斷地重新分配土地」，說「這種辦法一定要減低農民對於改良土地及提高生產率的熱心」。關於資本主義問題，文章說：「必須明白，我們暫時還不能在中國蘇區內消滅資本主義，而隻是準備將來消滅資本主義的一切前提和條件」。目前「還不從蘇區經濟中剷除資本主義，而是利用它在蘇維埃政權機關所能做到的範圍內以謀振興蘇區的經濟生活」。在勞動政策方麵，文章批評了有的同誌提出的一些在當時條件下實際上做不到的主張。在工業政策方麵，文章建議：蘇維埃政府可以利用「家庭工業和農業結合，手工業與農業結合」的方法，改良經濟狀況。「蘇維埃政權應當組織合作社和勞動組合」，同時也「應該去鼓勵私人手工業及私人手工作坊工業」。在商業政策方麵，文章提出：「在現今的革命階段上絕對不應當消滅商人階層和取消私人貿易」，「要執行貿易自由的原則，同時要反對投機買賣及盡力保證紅軍經常供給」。文章對一些「左」傾錯誤進行了批評，這是王明的一個新的進步。[112]此文還刊載於《中國問題》俄文版第12期，國內的《鬥爭》雜誌曾轉載，[113]上海中國書店曾出版單行本。[114]
王明在1969年冬談的《和古西寧的爭論》的回憶中說：對於這篇文章，「他們都不同意，雖然這一文內寫得很委婉。實際上，當時蘇區政策很『左』，都是古西寧、米夫和瞿秋白等一齊起草的，因而他們都不同意糾正。1930年瞿秋白和周恩來把這些關於憲法、土地法、勞動法草案都帶回去了——（參見『關於富農問題』等王明的回憶）。古西寧因為不同意我關於蘇區經濟政策的意見，於1933年他宣布以後他再不管中國問題了」。
8月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8期、中文版第8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中國紅軍的偉大勝利》。全文共分為「國民黨與紅軍鬥爭的新策略」，「國民黨底大失敗」，「紅軍和蘇維埃底勝利」，「擊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115]底教訓」四個部分。文章認為紅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就在於奪得了領土，值得炫耀的是「敵人始終沒有一次能夠侵入中央區的中心區域」，而紅軍反「圍剿」中的錯誤和困難，主要表現在不善於「爭奪大城市（依各種新式軍事技術而築有防禦工事的）的鬥爭」。他這個批評，對以後的第五次反「圍剿」製定錯誤的戰略戰術產生了嚴重影響。
9月8日 致波特尼茨基信。[116]
9月19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根據中央蘇維埃政府的請求[117]，我們在開展反對美日英幹涉蘇維埃中國、反對瓜分中國的運動。請不斷寄給我們材料。請向蘇聯政府通報。」[118]
9月25日～10月間 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
據孟慶樹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說：當時共產國際領導根據王明的提議給中共中央發了兩次電報：1.糾正當時中央領導提出的「不放棄蘇區寸土」的口號；2.糾正當時中央領導提出的「同敵人拚消耗」的口號。
9月27日前 撰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總司令告世界勞苦民眾宣言》。[119]《寫作要目》說：這是「為反對國民黨六次圍剿[120]寫的，見莫斯科《十月》報第一期，《蘇維埃中國》法令彙編序言引用」。
9月27日 撰寫《〈蘇維埃中國〉引言》。為慶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兩周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員會兩年來所發的最主要的法令和其他文件，彙編成《蘇維埃中國》小冊子，王明為之寫了《引言》，介紹小冊子以及蘇區情況，駁斥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無恥造謠」。其中說：國民黨說共產黨、蘇維埃政權和紅軍「不要國家」，「不要民族」，「不擁護民族利益」，「事實的答覆是：隻有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對日宣戰，隻有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再三提議全體人民和一切軍隊共同武裝抗日，隻有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對於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每一暴行，表示壯烈的反抗，隻有蘇維埃和紅軍自始至終堅決主張武裝收回東三省，熱河，察哈爾及一切失地，主張根本消滅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底在華統治」。《引言》還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行為，對工人、農民、城鄉貧民、革命士兵、革命青年及其他同胞發出號召：要「不怕困難，不怕犧牲，不顧個人一時利害，奮起身來為擁護真正武裝抗日的政府（蘇維埃政府）和真正武裝抗日軍隊（工農紅軍）而戰鬥」。這本小冊子由莫斯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於1933年出版。
8月11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李竹聲致電共產國際皮亞特尼茨基和王明說：「我們的財政狀況很危急。7月我們隻收到61900法郎和2000元。我們不得不停止聯繫和把機關人員壓縮到最危險的極限。光是黨每月就需要不少於4.3萬，青年[110]需要1417，此外，還有工會。絕對需要給予明確的答覆。」[111]
8月20日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24期、中文版第4卷第9期，《中國問題》俄文版第12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中國蘇維埃區域底經濟政策》。文章批評有的黨員「在實際上犯右傾錯誤，完全抹煞反資產階級的鬥爭，特別是反富農的鬥爭」。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修改對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麵的「左」傾錯誤的意見，批評說：有「好多地方，特別是湘鄂西蘇區，那裏的蘇維埃將一切富農的機器，農具商店一概沒收了，至於完全禁止土地買賣和租佃，禁止僱工等那更不消說了」。還批評了「再三不斷地重新分配土地」，說「這種辦法一定要減低農民對於改良土地及提高生產率的熱心」。關於資本主義問題，文章說：「必須明白，我們暫時還不能在中國蘇區內消滅資本主義，而隻是準備將來消滅資本主義的一切前提和條件」。目前「還不從蘇區經濟中剷除資本主義，而是利用它在蘇維埃政權機關所能做到的範圍內以謀振興蘇區的經濟生活」。在勞動政策方麵，文章批評了有的同誌提出的一些在當時條件下實際上做不到的主張。在工業政策方麵，文章建議：蘇維埃政府可以利用「家庭工業和農業結合，手工業與農業結合」的方法，改良經濟狀況。「蘇維埃政權應當組織合作社和勞動組合」，同時也「應該去鼓勵私人手工業及私人手工作坊工業」。在商業政策方麵，文章提出：「在現今的革命階段上絕對不應當消滅商人階層和取消私人貿易」，「要執行貿易自由的原則，同時要反對投機買賣及盡力保證紅軍經常供給」。文章對一些「左」傾錯誤進行了批評，這是王明的一個新的進步。[112]此文還刊載於《中國問題》俄文版第12期，國內的《鬥爭》雜誌曾轉載，[113]上海中國書店曾出版單行本。[114]
王明在1969年冬談的《和古西寧的爭論》的回憶中說：對於這篇文章，「他們都不同意，雖然這一文內寫得很委婉。實際上，當時蘇區政策很『左』，都是古西寧、米夫和瞿秋白等一齊起草的，因而他們都不同意糾正。1930年瞿秋白和周恩來把這些關於憲法、土地法、勞動法草案都帶回去了——（參見『關於富農問題』等王明的回憶）。古西寧因為不同意我關於蘇區經濟政策的意見，於1933年他宣布以後他再不管中國問題了」。
8月 在《共產國際》俄文版第18期、中文版第8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中國紅軍的偉大勝利》。全文共分為「國民黨與紅軍鬥爭的新策略」，「國民黨底大失敗」，「紅軍和蘇維埃底勝利」，「擊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115]底教訓」四個部分。文章認為紅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就在於奪得了領土，值得炫耀的是「敵人始終沒有一次能夠侵入中央區的中心區域」，而紅軍反「圍剿」中的錯誤和困難，主要表現在不善於「爭奪大城市（依各種新式軍事技術而築有防禦工事的）的鬥爭」。他這個批評，對以後的第五次反「圍剿」製定錯誤的戰略戰術產生了嚴重影響。
9月8日 致波特尼茨基信。[116]
9月19日 與康生聯名致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根據中央蘇維埃政府的請求[117]，我們在開展反對美日英幹涉蘇維埃中國、反對瓜分中國的運動。請不斷寄給我們材料。請向蘇聯政府通報。」[118]
9月25日～10月間 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採取「堡壘主義」新戰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
據孟慶樹整理的《王明同誌對於50個問題的回答（一）》說：當時共產國際領導根據王明的提議給中共中央發了兩次電報：1.糾正當時中央領導提出的「不放棄蘇區寸土」的口號；2.糾正當時中央領導提出的「同敵人拚消耗」的口號。
9月27日前 撰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總司令告世界勞苦民眾宣言》。[119]《寫作要目》說：這是「為反對國民黨六次圍剿[120]寫的，見莫斯科《十月》報第一期，《蘇維埃中國》法令彙編序言引用」。
9月27日 撰寫《〈蘇維埃中國〉引言》。為慶祝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兩周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員會兩年來所發的最主要的法令和其他文件，彙編成《蘇維埃中國》小冊子，王明為之寫了《引言》，介紹小冊子以及蘇區情況，駁斥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無恥造謠」。其中說：國民黨說共產黨、蘇維埃政權和紅軍「不要國家」，「不要民族」，「不擁護民族利益」，「事實的答覆是：隻有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對日宣戰，隻有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再三提議全體人民和一切軍隊共同武裝抗日，隻有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對於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每一暴行，表示壯烈的反抗，隻有蘇維埃和紅軍自始至終堅決主張武裝收回東三省，熱河，察哈爾及一切失地，主張根本消滅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底在華統治」。《引言》還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行為，對工人、農民、城鄉貧民、革命士兵、革命青年及其他同胞發出號召：要「不怕困難，不怕犧牲，不顧個人一時利害，奮起身來為擁護真正武裝抗日的政府（蘇維埃政府）和真正武裝抗日軍隊（工農紅軍）而戰鬥」。這本小冊子由莫斯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於193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