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 作自由體詩《卡爾·馬克思（紀念逝世50周年）》一首。[94]
3月27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上海分部致電共產國際，討論王明回國的具體途徑。[95]
4月2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非常會議通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起草的給中共中央的信，決定以王明名義發出，其中說：「現給你們寄去：1.原則性的基本條款草案，中國共產黨必須從這些條款出發，提出為消滅帝國主義、中國封建主、資本家和國民黨政權對中國非漢族人民的民族壓迫而鬥爭的問題；2.關於這一鬥爭在滿洲、內蒙古、甘肅和華南的近期任務的建議草稿。我提請中國同誌們特別注意所寄材料的非常初步性質，以及中國共產黨所肩負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工作，不僅是收集、審查和修改實際材料，而且要十分明確地提出具體的民族問題。我強調一下，中國共產黨應當考慮到，爭取消滅對非漢族人民的民族壓迫的鬥爭，應看作是整個中國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一個從屬部分。每個民族運動都將具有和已經具有反動的或者進步的色彩，這取決於它如何對待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如何對待中國的國內革命。」「必須讓中共中央組織對上述問題的廣泛研究和討論，以便起草中共中央的必要策略決定。」[96]
4月28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會議上作《中國反帝鬥爭中的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會議決定：責成王明就反帝運動中的統一戰線問題起草簡要的指示，[97]其中建議：（1）重申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宣言[98]。（2）在實行廣泛的反帝鬥爭統一戰線事業中，加強我們工會和青年組織的活動。（3）為成立救國會和動員最廣大群眾同幹涉者作鬥爭起草基本綱領。在這個指示草案中，應當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民戰爭口號具體化。這個指示草案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審議。得到批準後，在其基礎上製定更詳細的指示[99]。[100]
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中共上海黨的領導人決定，要中共駐北平辦事處與有抗日要求的馮玉祥進行聯繫。為此，李德化名奧托·斯特恩，攜帶史沫特萊寫給埃德加·斯諾的一封信，以新聞記者身份從上海到北京進行活動。由於上海派去的幫助他與中共北平辦事處聯繫的人被捕，同馮玉祥聯繫的工作隻好停止，李德在北平逗留幾天後又回到上海。
同期 宣揚「中國是超種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
李國華於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1933年春，王明來了一個與米夫完全一致的中國是超種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所謂超種的民主革命，他認為中國革命在現在階段上有許多成分是社會主義革命了，如無產階級領導權，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形式，合作社，銀行，工農紅軍等，他說中國革命的特點，就是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交流與不可分離。
5月1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責成王明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地區書記處關於中東鐵路形勢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精神寫一篇文章，在國際報刊上發表。[101]這篇文章即後來發表於《共產國際》中文版第4卷第6期《蘇中工農聯合萬歲！》。
5月23日 致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請停止在報刊上公布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團支部或工會小組的企業名稱。在不具備有利條件的情況下，不應重複『合法的招募運動』，要代之以真正單獨地有步驟地招募那些在日常革命鬥爭中經過考驗的最優秀的工人積極分子。在有大量支部的大企業中，要在這些企業的車間、班組和各個部門組建黨支部。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我們生產支部今後遭破壞。」[102]
6月 在《共產國際》中文版第4卷第6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蘇中工農聯合萬歲！》。《寫作要目》說：這是王明「為解釋蘇聯出賣中東路給日本問題而作」。
7月27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同意中共中央關於王明同誌回國的建議」。[103]
7月 在《共產國際》雜誌第4卷第7期上發表《「五卅」事變八周年與中國現狀》。[104]
同月 康生離滬赴蘇，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
《傳記與回憶》說，康生赴蘇是經過史達林同意的，然後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電報給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臨時中央政治局四人（〈盧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趙容（康生）可來莫斯科治病（因他是著名的肺病人，〈在〉上海時，每年都住幾次肺病醫院，他自己也幾次要求來莫治病。恩來和紹禹走前，曾允許他可能時來莫治病），併兼做中共駐國際代表，因王明準備回國。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三人到中央蘇區去。他們三人去時，帶去劉少奇、李富春、楊尚昆、凱豐等人」。[105]
據黃藥眠回憶：「當時，康生對王明非常尊敬，遇事都徵求王明的意見，出去發言時就事前把發言稿給王明看，或臨走前向王明說明要講的要點，看王明是不是同意。」[106]
黃藥眠還回憶說，康生有一次按王明的意旨去否定了一個從中國回來的國際職工代表的報告。他說：「大約在王明來莫斯科半年多之後[107]，有一位由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去搞職工運動的同誌回莫斯科作報告，說中國當時的職工運動是處於消沉時期，即處於低潮階段。王明大概事前同他接過頭，談過話，知道他在職工國際要報告的內容，於是派康生去職工國際出席這個報告會。等那位同誌（美國人）講完之後，康生就按照王明的指示站起來駁斥。康生說，他不同意這個報告人的估計，中國的職工運動不是處於低潮和消沉的時期，僅僅是暫時的沉默（temporary lull）。就是說，中國職工運動的形勢很好，還是在蓬勃發展，不過臨時有點暫時的沉默。這是兩種不同的估計。康生出來駁斥這位代表的估計，目的是維護王明為首的黨中央的『左』傾錯誤路線。」[108]
3月27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上海分部致電共產國際，討論王明回國的具體途徑。[95]
4月2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非常會議通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起草的給中共中央的信，決定以王明名義發出，其中說：「現給你們寄去：1.原則性的基本條款草案，中國共產黨必須從這些條款出發，提出為消滅帝國主義、中國封建主、資本家和國民黨政權對中國非漢族人民的民族壓迫而鬥爭的問題；2.關於這一鬥爭在滿洲、內蒙古、甘肅和華南的近期任務的建議草稿。我提請中國同誌們特別注意所寄材料的非常初步性質，以及中國共產黨所肩負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工作，不僅是收集、審查和修改實際材料，而且要十分明確地提出具體的民族問題。我強調一下，中國共產黨應當考慮到，爭取消滅對非漢族人民的民族壓迫的鬥爭，應看作是整個中國反帝和反封建革命的一個從屬部分。每個民族運動都將具有和已經具有反動的或者進步的色彩，這取決於它如何對待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如何對待中國的國內革命。」「必須讓中共中央組織對上述問題的廣泛研究和討論，以便起草中共中央的必要策略決定。」[96]
4月28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會議上作《中國反帝鬥爭中的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會議決定：責成王明就反帝運動中的統一戰線問題起草簡要的指示，[97]其中建議：（1）重申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宣言[98]。（2）在實行廣泛的反帝鬥爭統一戰線事業中，加強我們工會和青年組織的活動。（3）為成立救國會和動員最廣大群眾同幹涉者作鬥爭起草基本綱領。在這個指示草案中，應當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人民戰爭口號具體化。這個指示草案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審議。得到批準後，在其基礎上製定更詳細的指示[99]。[100]
春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中共上海黨的領導人決定，要中共駐北平辦事處與有抗日要求的馮玉祥進行聯繫。為此，李德化名奧托·斯特恩，攜帶史沫特萊寫給埃德加·斯諾的一封信，以新聞記者身份從上海到北京進行活動。由於上海派去的幫助他與中共北平辦事處聯繫的人被捕，同馮玉祥聯繫的工作隻好停止，李德在北平逗留幾天後又回到上海。
同期 宣揚「中國是超種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
李國華於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1933年春，王明來了一個與米夫完全一致的中國是超種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所謂超種的民主革命，他認為中國革命在現在階段上有許多成分是社會主義革命了，如無產階級領導權，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形式，合作社，銀行，工農紅軍等，他說中國革命的特點，就是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交流與不可分離。
5月1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決定，責成王明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地區書記處關於中東鐵路形勢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精神寫一篇文章，在國際報刊上發表。[101]這篇文章即後來發表於《共產國際》中文版第4卷第6期《蘇中工農聯合萬歲！》。
5月23日 致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請停止在報刊上公布有中共支部和共青團支部或工會小組的企業名稱。在不具備有利條件的情況下，不應重複『合法的招募運動』，要代之以真正單獨地有步驟地招募那些在日常革命鬥爭中經過考驗的最優秀的工人積極分子。在有大量支部的大企業中，要在這些企業的車間、班組和各個部門組建黨支部。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我們生產支部今後遭破壞。」[102]
6月 在《共產國際》中文版第4卷第6期上以王明的名字發表《蘇中工農聯合萬歲！》。《寫作要目》說：這是王明「為解釋蘇聯出賣中東路給日本問題而作」。
7月27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同意中共中央關於王明同誌回國的建議」。[103]
7月 在《共產國際》雜誌第4卷第7期上發表《「五卅」事變八周年與中國現狀》。[104]
同月 康生離滬赴蘇，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
《傳記與回憶》說，康生赴蘇是經過史達林同意的，然後由王明、米夫等三人商量起草電報給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臨時中央政治局四人（〈盧福〉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趙容（康生）可來莫斯科治病（因他是著名的肺病人，〈在〉上海時，每年都住幾次肺病醫院，他自己也幾次要求來莫治病。恩來和紹禹走前，曾允許他可能時來莫治病），併兼做中共駐國際代表，因王明準備回國。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三人到中央蘇區去。他們三人去時，帶去劉少奇、李富春、楊尚昆、凱豐等人」。[105]
據黃藥眠回憶：「當時，康生對王明非常尊敬，遇事都徵求王明的意見，出去發言時就事前把發言稿給王明看，或臨走前向王明說明要講的要點，看王明是不是同意。」[106]
黃藥眠還回憶說，康生有一次按王明的意旨去否定了一個從中國回來的國際職工代表的報告。他說：「大約在王明來莫斯科半年多之後[107]，有一位由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去搞職工運動的同誌回莫斯科作報告，說中國當時的職工運動是處於消沉時期，即處於低潮階段。王明大概事前同他接過頭，談過話，知道他在職工國際要報告的內容，於是派康生去職工國際出席這個報告會。等那位同誌（美國人）講完之後，康生就按照王明的指示站起來駁斥。康生說，他不同意這個報告人的估計，中國的職工運動不是處於低潮和消沉的時期，僅僅是暫時的沉默（temporary lull）。就是說，中國職工運動的形勢很好，還是在蓬勃發展，不過臨時有點暫時的沉默。這是兩種不同的估計。康生出來駁斥這位代表的估計，目的是維護王明為首的黨中央的『左』傾錯誤路線。」[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