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莫斯科出版《中國民族革命戰爭問題》的小冊子。


    10月3日 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說「王明很快返回」。[66]


    10月25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收到中共中央的電報,其中提出讓王明回國。此後,在莫斯科和上海之間的電報往來中,多次討論了派王明到中央蘇區去的具體途徑。[67]


    10月26日 撰寫中共中央給日共中央的賀詞。[68]


    同日 致信革命作家國際同盟書記處。[69]


    同日 作關於中共組織及黨員人數的情況報告。[70]


    10月 到列寧學院作政治報告,題目是《第一次全蘇大會的總結和民族革命戰爭問題》。


    李國華1943年9月20日寫的《關於王明同誌的一些材料》說:1932年10月間,第一次聽到王明的政治報告,題目是《第一次全蘇大會的總結和民族革命戰爭問題》。在這個報告中,王明自以為超出國內所有中共中央負責同誌,就是他們都不能將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提到理論的原則上加以整理、發揮、宣傳,唯有他才能把第一次全蘇大會的材料,加以整理髮揮,提到理論的原則高度上——兩個中國的對立,兩個政權的對立,立三主義者不懂,現在國內許多同誌,甚至於中央的負責同誌,仍然不懂這個基本問題。鬧了多年的革命,從井岡山搞起,都停留在革命的低級階段上,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農村革命委員會,不懂得建立革命政權的實際意義與作用,他認為這是個理論問題,同時也是列寧主義關於革命的基本問題——政權問題,是四中全會後新中央領導之下的偉大成就之一。「他的目的與出發點完全不在於教育同誌與總結革命實際經驗的,而是抬高自己,鞏固個人威信,在內容方麵也不過是教條與黨八股而已。」


    秋 代表中共中央給滿洲省委寫信。


    《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在這年秋「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致信滿洲省委,製定了中共及其領導的各抗日遊擊隊與東北軍及滿洲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


    同期 作七絕《秋風思滬》一首,詩曰:


    草黃木落又秋風,故國人民水火中。


    昨夜夢忙回上海,今宵不寐月當空。[71]


    11月2日 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寫信,說:「謹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請求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幫助我們解決以下對於中國革命進一步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1)「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向我們提出了聯合蘇區和進一步加強紅軍的任務。這樣做的必要性是毫無疑義的。但這裏產生一個問題:應該往哪個方向發動進攻,應該掌握哪些中心城市和如何持續進行下去,以便解決把單獨的蘇區聯合起來,把分散作戰的紅軍部隊聯合起來和開展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活動的任務。」「關於進一步擴大蘇區的方向問題,現在在中國領導同誌中間引起了尖銳的意見分歧。以毛澤東為首的前委主張(以師為單位)所謂把我們的武裝力量分散在國民黨地區的計劃,等待敵人的進攻並在居民中進行群眾工作。而中央蘇區中央局的大部分委員把毛澤東的策略稱為防禦性策略,擔心重犯去冬的錯誤,即紅軍失去良機,沒有利用業已取得的勝利,沒有展開廣泛的進攻,因此主張較為積極的進攻策略。」「對此問題,中共需要並期待著你們的指示。」(2)「關於中共在滿洲的工作問題。中共在滿洲的總的政治和策略任務已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所確定。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具體執行這些任務。除了缺乏足夠的訓練有素的幹部外,主要的困難還在於中共中央幾乎沒有能力領導滿洲的工作,而滿洲黨委則沒有能力同各地方組織進行聯繫和對它們進行日常領導。因此需要聯共(布)在建立聯繫方麵和在派遣在遠東工作的合適同誌方麵給予幫助。」(3)「關於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問題。根據一般政治上的考慮和由於駭人聽聞的恐怖,黨的領導中心幾乎沒有可能在上海存在,因此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我黨在上海的機構並將中央遷往中央蘇區的問題。」(4)「關於派中國飛行員去蘇區的問題。中國紅軍的主要軍事技術弱點之一是沒有航空部隊。據一些信息說,紅軍從敵人那裏繳獲了12架飛機。但那裏沒有飛行員和機械師,不能利用這些飛機。在蘇聯領土上有中國的飛行員和機械師。中共中央已幾次向聯共(布)中央提出請求,派一些中國共產黨員飛行員到中國中央蘇區來,但迄今為止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請盡快將這些問題提交討論並讓史達林同誌參與解決這些問題。」[72]


    11月7日 在莫斯科再次翻印《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編輯部的話》說:「韶玉同誌底這本小冊子,是中共進行兩條戰線上鬥爭的武器之一。因此,這本小冊子不僅有很大的歷史的原則的理論興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實際政治意義。」[73]


    11月28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作關於滿洲形勢的報告。其中說:我們的紅色遊擊隊還遠遠不是滿洲遊擊運動的決定性的和主要的力量。迄今為止還沒有這種力量。有一些共產黨員在王〈德林〉、馬〈占山〉等的某些部隊裏工作。但是,我們的基層支部和政治機關至今還不起獨立的政治作用。此外,我們的黨組織不僅在自己的遊擊運動中沒有起到領導作用,而且在其他遊擊部隊中也沒有足夠的影響。因此,現在滿洲的遊擊運動麵臨著很大的危險,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些隊伍必然會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強攻下崩潰瓦解。然而盡管如此,迄今為止在滿洲和其他黨組織內還存在著在滿洲問題上的右的和「左」的傾向。滿洲黨組織犯了一係列策略上的錯誤。它不懂得也不善於貫徹反日、反帝統一戰線的策略。在我們的農民遊擊隊中和我們能夠掌握的那些隊伍中,我們要進行真正廣泛的工作來建立統一戰線。為了切實保證對遊擊運動的領導,首先需要加強我們黨在滿洲群眾中的工作。需要建立真正群眾性的工會組織。為此需要利用已有的經驗來具體製定滿洲工人群眾的需求。其次,我們必須為農民和饑民提出具體的要求。此外,必須為滿洲的少數民族、為蒙古族人等提出專門的要求。為了實行所有這些措施,首先要加強我們滿洲的黨組織。要在那裏建立堅強的、獨立的和有首創性的省委。此外,還要在各地,在南部、北部和東部以及一些遊擊部隊中建立黨委會。隻有通過這種途徑我們才能真正爭取到抗日運動的領導權,才能勝利地跟日本帝國主義進行鬥爭,爭取中國的獨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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