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還把這封信的內容透露給他的小宗派，用傳播小道消息的方法製造輿論。中共中央派人和他談話，希望他改正錯誤，他卻指責中央對「立三路線」是「調和主義」。
11月16日 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此信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國際來信實際上否決了三中全會認為李立三犯的不是路線錯誤而是策略錯誤的決定。而且，來信加強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中共的政治地位。」[219]
11月17日[220] 再次以陳韶玉的名字與秦邦憲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大寫自己反「立三路線」的事實。第一，反得「早」。「在立三同誌的《中國新高潮前諸問題》[221]的文章發表後」，就開始反。第二，反得原則性強。信中一開始就指出，李立三「不是簡單的個別錯誤，而是有一貫的錯誤的政治路線，在這種總路線下產生的策略路線，組織任務和工作方式與方法將都要形成『左』傾與右傾的機會主義錯誤」。第三，反得持續不斷。第四，反得最勇敢。「不顧立三同誌對我們的再三威嚇……我們依然提出自己的列寧主義的意見。」第五，反得顧全大局。「我們為顧全中央及立三同誌的個人威信和免因殘酷爭論引起工作損失起見，在中央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我們隻提出我們自己的正確意見。」第六，反得有信心。「相信共產國際的來信一定能夠證實到底哪種路線是符合於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哪種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路線。」信中認為向忠發、李立三說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給他們處分，是錯誤的。最後，提出三條要求：（1）「正式公開宣布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教育全黨」；（2）「正式公開在多種會議上及黨報上宣布我們與立三同誌爭論的真相，撤銷〈對〉我們的處罰」；（3）「禁止任何同誌在任何會議上繼續對我們的汙衊和造謠」。
李初梨回憶說：「中央發一個通知，王明這夥人就攻，弄得中央被迫收回去。中央發了四五個通知，都被迫收回去了。」[222]
同日 向忠發在宣傳工作人員會議上借著批評留蘇學生沈澤民，把王明等痛罵了一頓。[223]
11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檢討六屆三中全會和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問題。黨中央在接受「十月來信」基本精神的同時，仍在維護三中全會所製定的路線，對於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動予以批評。周恩來針對王明等的宗派活動，強調指出：「已經知道國際來信的同誌（如新由莫回國的），必須召集一次會議，要他們站在鞏固黨、幫助中央領導的立場上來做工作，不允許不經過組織而走到分裂黨的方式上去。」[224]
11月中旬 共產國際派遠東局領導人米夫來到上海。[225]
他「下車伊始」，就指責中共中央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提出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中心議題是反對中共中央的右傾。他還讚揚王明的《兩條路線》是忠於國際路線的「傑作」，並向中共中央提議由王明擔任中共江南省委（三中全會後一度改江蘇省委為江南省委）書記。[226]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為了確保中共完全忠於共產國際，國際派米夫為代表於一九三○年十一或十二月去中國。米夫到中國去的重要使命是：用把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拉進中共中央的辦法，來對中共中央加以改組，從而加速實現中共『布爾什維克化』。換句話說，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國共產黨人置於俄國共產黨人的絕對控製之下。」[227]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米夫到中國的目的，就是「準備將他手下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並說：「李立三的異動給予陳紹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內抬頭的機會。恰於此時到達中國的米夫，和那時已經回國的陳紹禹，立即裏應外合的行動起來，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的旗幟之下，反對李立三。陳紹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壓抑，早就滿肚皮怨氣，現在有此機會，自然要摩拳擦掌。」[228]
11月21日 陳原道在致米夫的信中說：中央「根本不接受下層職員和工作人員的正確批評意見，其中包括我、庫特科夫[229]和戈盧別夫以及那些不久前到達這裏的同誌」。[230]
1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王明等人的兩封信，一致認為王明等人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同李立三沒有什麽原則分歧，他們隻在一些「很小的問題」上糾纏，這是影響「目前工作」的。指出他們「重新活動」的目的，不是為了鞏固黨、幫助黨，而是反對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是別有用心的。有人發言說：陳紹禹等有一個提議，要求討論「立三路線」，並且要求將他們與立三爭論經過公布於黨，這觀點是算舊帳的方式。會議不同意王明等人要在黨內挑起爭論的要求。瞿秋白指出：「沈澤民的方式與精神是離開政治局的領導……他們知有國際來信，但不公開說已知國際來信，請求政治局如何辦，反而突然在工作會議中提出來，這可使一般同誌很驚奇與發生其他傾向」，「使同誌們驚慌不明」。[231]
同日 孟慶樹出獄。[232]
11月23日 與孟慶樹結婚。
孟慶樹回憶說：「23日，我和紹禹結婚，在一個小客棧裏。不僅沒有任何婚禮儀式，而且沒有換洗的衣服，沒有住處。24日，紹禹和我來到他和博古住的小麵館樓上亭子間裏。三人很高興地談笑著。我覺得像回到『家』裏來了。但是，博古還蓋著我的棉被，紹禹的一床棉被很破，而且小得可憐。我們又隻好離開這個小屋，另找住處去。」[233]
11月16日 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此信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國際來信實際上否決了三中全會認為李立三犯的不是路線錯誤而是策略錯誤的決定。而且，來信加強了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在中共的政治地位。」[219]
11月17日[220] 再次以陳韶玉的名字與秦邦憲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大寫自己反「立三路線」的事實。第一，反得「早」。「在立三同誌的《中國新高潮前諸問題》[221]的文章發表後」，就開始反。第二，反得原則性強。信中一開始就指出，李立三「不是簡單的個別錯誤，而是有一貫的錯誤的政治路線，在這種總路線下產生的策略路線，組織任務和工作方式與方法將都要形成『左』傾與右傾的機會主義錯誤」。第三，反得持續不斷。第四，反得最勇敢。「不顧立三同誌對我們的再三威嚇……我們依然提出自己的列寧主義的意見。」第五，反得顧全大局。「我們為顧全中央及立三同誌的個人威信和免因殘酷爭論引起工作損失起見，在中央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我們隻提出我們自己的正確意見。」第六，反得有信心。「相信共產國際的來信一定能夠證實到底哪種路線是符合於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哪種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路線。」信中認為向忠發、李立三說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給他們處分，是錯誤的。最後，提出三條要求：（1）「正式公開宣布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教育全黨」；（2）「正式公開在多種會議上及黨報上宣布我們與立三同誌爭論的真相，撤銷〈對〉我們的處罰」；（3）「禁止任何同誌在任何會議上繼續對我們的汙衊和造謠」。
李初梨回憶說：「中央發一個通知，王明這夥人就攻，弄得中央被迫收回去。中央發了四五個通知，都被迫收回去了。」[222]
同日 向忠發在宣傳工作人員會議上借著批評留蘇學生沈澤民，把王明等痛罵了一頓。[223]
11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檢討六屆三中全會和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問題。黨中央在接受「十月來信」基本精神的同時，仍在維護三中全會所製定的路線，對於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動予以批評。周恩來針對王明等的宗派活動，強調指出：「已經知道國際來信的同誌（如新由莫回國的），必須召集一次會議，要他們站在鞏固黨、幫助中央領導的立場上來做工作，不允許不經過組織而走到分裂黨的方式上去。」[224]
11月中旬 共產國際派遠東局領導人米夫來到上海。[225]
他「下車伊始」，就指責中共中央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提出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中心議題是反對中共中央的右傾。他還讚揚王明的《兩條路線》是忠於國際路線的「傑作」，並向中共中央提議由王明擔任中共江南省委（三中全會後一度改江蘇省委為江南省委）書記。[226]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說：「為了確保中共完全忠於共產國際，國際派米夫為代表於一九三○年十一或十二月去中國。米夫到中國去的重要使命是：用把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拉進中共中央的辦法，來對中共中央加以改組，從而加速實現中共『布爾什維克化』。換句話說，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國共產黨人置於俄國共產黨人的絕對控製之下。」[227]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米夫到中國的目的，就是「準備將他手下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並說：「李立三的異動給予陳紹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內抬頭的機會。恰於此時到達中國的米夫，和那時已經回國的陳紹禹，立即裏應外合的行動起來，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的旗幟之下，反對李立三。陳紹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壓抑，早就滿肚皮怨氣，現在有此機會，自然要摩拳擦掌。」[228]
11月21日 陳原道在致米夫的信中說：中央「根本不接受下層職員和工作人員的正確批評意見，其中包括我、庫特科夫[229]和戈盧別夫以及那些不久前到達這裏的同誌」。[230]
11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王明等人的兩封信，一致認為王明等人在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同李立三沒有什麽原則分歧，他們隻在一些「很小的問題」上糾纏，這是影響「目前工作」的。指出他們「重新活動」的目的，不是為了鞏固黨、幫助黨，而是反對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是別有用心的。有人發言說：陳紹禹等有一個提議，要求討論「立三路線」，並且要求將他們與立三爭論經過公布於黨，這觀點是算舊帳的方式。會議不同意王明等人要在黨內挑起爭論的要求。瞿秋白指出：「沈澤民的方式與精神是離開政治局的領導……他們知有國際來信，但不公開說已知國際來信，請求政治局如何辦，反而突然在工作會議中提出來，這可使一般同誌很驚奇與發生其他傾向」，「使同誌們驚慌不明」。[231]
同日 孟慶樹出獄。[232]
11月23日 與孟慶樹結婚。
孟慶樹回憶說：「23日，我和紹禹結婚，在一個小客棧裏。不僅沒有任何婚禮儀式，而且沒有換洗的衣服，沒有住處。24日，紹禹和我來到他和博古住的小麵館樓上亭子間裏。三人很高興地談笑著。我覺得像回到『家』裏來了。但是，博古還蓋著我的棉被，紹禹的一床棉被很破，而且小得可憐。我們又隻好離開這個小屋，另找住處去。」[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