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凡更作了詳細的回憶：
王明一夥為了替米夫、顧丘莫夫、別爾曼幫派篡奪中國黨領導權的罪惡陰謀拚命效力，捏造了一個反黨宗派小集團，並為之加上了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完全用欺騙的卑鄙手段，在廣大黨、團員群眾中濫施逮捕而橫加迫害！我本人被送進大牢……
究竟逮捕了多少同誌，無從準確知道。不過，若從在大牢時所見和後來在集中營碰到的加以粗略估計，大概有五、六十人；但實際上遠遠超出此數，因為從「中大」消失再沒消息的人實在太多了。
我們這些被捕者，在被拘禁了半年多或一年之後，沒經過任何法庭，由格貝屋[89]三人小組胡亂判決並無權上訴：一部份被經由中亞「遣送回國」（實際上不但沒見到其中任何人回到國內，而且根本就再沒見著其中任何人）；另一部份被分送到蘇聯各地工廠勞動；再一部份（反王明一夥最激烈而又較有影響的）被判了五年徒刑，送往集中營勞改。這後麵部份人，後來又都遭到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逮捕迫害。所有這些人當中，已確知被折磨死在集中營的有季大才、沈良、王元盛、博小鬼等；下落不明的有黃包車夫（他很可能被折磨死在「木得已耳卡」大牢裏，因為他在國內受過電刑，身體已經很壞而且神經也有點失常）、常英（女）、趙一凡、張崇德、努林（胡大胖子，安徽人）、江大頭（湖北工人）、王元哲、劉蔚民、方紹原、譚伯揆、王靖濤、江翼謀、王文惠（印刷工人）、希什金（印刷工人，殘廢）、別篤霍夫（姓金）、胡鵬舉、安復、李平、王晉……；能以劫餘殘生回到祖國的隻不過我、唐有章、魯也參、楊春、梁孝儒、馬員生、範文惠、傅書堂、於為功、潘樹人、萬誌麟、周肅清、林登嶽13人而已，後麵7人已先後死去，馬員生也可能已經死了。[90]
張聞天沒有參加過中山大學的這次「清黨」，但有時也參加「清黨」會議。他在《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中說：到1930暑假前，「清黨」結束，700名學生中隻有200多人順利通過，黨員被開除黨籍者七、八十人，團員大多開除團籍，其餘分別受警告、勸告等處分。[91]
同期 由於瞿秋白領導中共代表團反對「江浙同鄉會」冤案等原因，在這次「清黨」運動中，王明小宗派還藉機打擊瞿秋白等人。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回憶說：「一九二八年中大反第二條路線的鬥爭一開始……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著手收集他們[92]幕後活動的材料。我們同時仔細審查他們自中共六大以來的各種講話，從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國際立場相牴觸的地方。我記得有個周刊，是共產國際的刊物，內部發行，那上麵載有他們的大部分言論，我們逐字逐句地仔細地把它翻閱了一遍，這可以說是我們為對瞿秋白和代表團其他成員發動全麵政治攻勢，作好了思想上的準備。按照我們的計劃，發動攻勢的實踐就定在中山大學清黨的時候。聯共清黨有一個慣例，在對每個黨員進行考查以前，先要對那個有關單位的情況進行一次討論。因此，我們決定在清黨的第一階段即一般討論階段，發起對瞿秋白和代表團其餘成員的攻擊，因為他們在清黨的爾後階段不會再來中山大學接受詢問。」「中山大學的第一次清黨大會，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舉行的。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聯共區委等來賓出席了大會。巴維爾·伊凡諾維奇·貝爾津將軍被派來中山大學任清黨委員會主席……在他就清黨程序作了簡短講話後，我走上講台作了我在莫斯科期間的第二個重要發言。我公開譴責瞿秋白及其同夥犯了機會主義的罪行。瞿秋白犯了左傾機會主義，我說，而張國燾則是右傾機會主義。我譴責他們在中山大學培植『反黨第二路線聯盟』。為了論證我的指責，我引證了大量他們的講話和文章，和提供了他們關於進行幕後活動的充分證據。我用中文講，用不著停下來等譯成俄文，王稼祥和另一個我忘了名字的中國人，輪流著替我作同聲傳譯。發言隻限五分鍾，可貝爾津允許我講了四十五分鍾。」「由於我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其他人隨後的公開攻擊，國際中共代表團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關係迅速惡化。瞿秋白及其同夥的政治地位受到了嚴重威脅。」[93]
陳一誠回憶說：「王明等人在勞大搞宗派活動，他們所攻擊的主要對象是瞿秋白。瞿在『六大』後是我黨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他經常到勞大來了解情況，同大家交談。他支持同學們的合理意見，對王明等人的錯誤言行進行批評鬥爭。王明等人因此對瞿恨之入骨。大約在1929年，蘇共展開清黨運動，清除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王明等人趁機對瞿造謠中傷，惡毒攻擊。誣瞿是『布哈林分子』、『右傾機會主義』，是『反對中共中央』的，並造謠說瞿參加勞大的江浙同鄉會（事實上，關於江浙同鄉會問題，早在1928年已經澄清），如此等等。他們還利用職權，在校內以清黨為名，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同誌。」[94]
陳鐵健在《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中說：「他們[95]先是召集了為期十天的黨員大會，與反對他們的黨員攤牌，並提議請中共代表團出席會議，置他們於被公開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絕出席會議。隨後，他們又在清黨的一般討論階段，召開大會，發起對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攻擊。事先，他們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團的『幕後活動的材料』，把自從中共六大以來中共代表團及其成員的各種講話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審查，找出可以攻擊之點。大會開始後，他們在發言中集中攻擊瞿秋白等犯了機會主義錯誤。米夫派以及參加會議的聯共和共產國際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這種攻擊，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96]
王明一夥為了替米夫、顧丘莫夫、別爾曼幫派篡奪中國黨領導權的罪惡陰謀拚命效力，捏造了一個反黨宗派小集團，並為之加上了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完全用欺騙的卑鄙手段，在廣大黨、團員群眾中濫施逮捕而橫加迫害！我本人被送進大牢……
究竟逮捕了多少同誌，無從準確知道。不過，若從在大牢時所見和後來在集中營碰到的加以粗略估計，大概有五、六十人；但實際上遠遠超出此數，因為從「中大」消失再沒消息的人實在太多了。
我們這些被捕者，在被拘禁了半年多或一年之後，沒經過任何法庭，由格貝屋[89]三人小組胡亂判決並無權上訴：一部份被經由中亞「遣送回國」（實際上不但沒見到其中任何人回到國內，而且根本就再沒見著其中任何人）；另一部份被分送到蘇聯各地工廠勞動；再一部份（反王明一夥最激烈而又較有影響的）被判了五年徒刑，送往集中營勞改。這後麵部份人，後來又都遭到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逮捕迫害。所有這些人當中，已確知被折磨死在集中營的有季大才、沈良、王元盛、博小鬼等；下落不明的有黃包車夫（他很可能被折磨死在「木得已耳卡」大牢裏，因為他在國內受過電刑，身體已經很壞而且神經也有點失常）、常英（女）、趙一凡、張崇德、努林（胡大胖子，安徽人）、江大頭（湖北工人）、王元哲、劉蔚民、方紹原、譚伯揆、王靖濤、江翼謀、王文惠（印刷工人）、希什金（印刷工人，殘廢）、別篤霍夫（姓金）、胡鵬舉、安復、李平、王晉……；能以劫餘殘生回到祖國的隻不過我、唐有章、魯也參、楊春、梁孝儒、馬員生、範文惠、傅書堂、於為功、潘樹人、萬誌麟、周肅清、林登嶽13人而已，後麵7人已先後死去，馬員生也可能已經死了。[90]
張聞天沒有參加過中山大學的這次「清黨」，但有時也參加「清黨」會議。他在《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中說：到1930暑假前，「清黨」結束，700名學生中隻有200多人順利通過，黨員被開除黨籍者七、八十人，團員大多開除團籍，其餘分別受警告、勸告等處分。[91]
同期 由於瞿秋白領導中共代表團反對「江浙同鄉會」冤案等原因，在這次「清黨」運動中，王明小宗派還藉機打擊瞿秋白等人。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回憶說：「一九二八年中大反第二條路線的鬥爭一開始……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著手收集他們[92]幕後活動的材料。我們同時仔細審查他們自中共六大以來的各種講話，從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國際立場相牴觸的地方。我記得有個周刊，是共產國際的刊物，內部發行，那上麵載有他們的大部分言論，我們逐字逐句地仔細地把它翻閱了一遍，這可以說是我們為對瞿秋白和代表團其他成員發動全麵政治攻勢，作好了思想上的準備。按照我們的計劃，發動攻勢的實踐就定在中山大學清黨的時候。聯共清黨有一個慣例，在對每個黨員進行考查以前，先要對那個有關單位的情況進行一次討論。因此，我們決定在清黨的第一階段即一般討論階段，發起對瞿秋白和代表團其餘成員的攻擊，因為他們在清黨的爾後階段不會再來中山大學接受詢問。」「中山大學的第一次清黨大會，我想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舉行的。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聯共區委等來賓出席了大會。巴維爾·伊凡諾維奇·貝爾津將軍被派來中山大學任清黨委員會主席……在他就清黨程序作了簡短講話後，我走上講台作了我在莫斯科期間的第二個重要發言。我公開譴責瞿秋白及其同夥犯了機會主義的罪行。瞿秋白犯了左傾機會主義，我說，而張國燾則是右傾機會主義。我譴責他們在中山大學培植『反黨第二路線聯盟』。為了論證我的指責，我引證了大量他們的講話和文章，和提供了他們關於進行幕後活動的充分證據。我用中文講，用不著停下來等譯成俄文，王稼祥和另一個我忘了名字的中國人，輪流著替我作同聲傳譯。發言隻限五分鍾，可貝爾津允許我講了四十五分鍾。」「由於我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其他人隨後的公開攻擊，國際中共代表團和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的關係迅速惡化。瞿秋白及其同夥的政治地位受到了嚴重威脅。」[93]
陳一誠回憶說：「王明等人在勞大搞宗派活動，他們所攻擊的主要對象是瞿秋白。瞿在『六大』後是我黨駐國際代表團團長，他經常到勞大來了解情況，同大家交談。他支持同學們的合理意見，對王明等人的錯誤言行進行批評鬥爭。王明等人因此對瞿恨之入骨。大約在1929年，蘇共展開清黨運動，清除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王明等人趁機對瞿造謠中傷，惡毒攻擊。誣瞿是『布哈林分子』、『右傾機會主義』，是『反對中共中央』的，並造謠說瞿參加勞大的江浙同鄉會（事實上，關於江浙同鄉會問題，早在1928年已經澄清），如此等等。他們還利用職權，在校內以清黨為名，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同誌。」[94]
陳鐵健在《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中說：「他們[95]先是召集了為期十天的黨員大會，與反對他們的黨員攤牌，並提議請中共代表團出席會議，置他們於被公開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絕出席會議。隨後，他們又在清黨的一般討論階段，召開大會，發起對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攻擊。事先，他們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團的『幕後活動的材料』，把自從中共六大以來中共代表團及其成員的各種講話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審查，找出可以攻擊之點。大會開始後，他們在發言中集中攻擊瞿秋白等犯了機會主義錯誤。米夫派以及參加會議的聯共和共產國際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這種攻擊，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