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實回憶說：「在清黨委員會的領導下，各小組開會，對本組每個黨員一個個進行揭發（凡對此人有意見的，都可到會揭發），搞『人人過關』。所有的黨員都被揭發完後，清黨委員會既不核對事實，也不進行調查研究，便根據所揭發的問題，作出結論，認為某人是不符合黨員條件的，就宣布開除黨籍或予以警告處分。例如我所在翻譯班有個陳定遠（俄文名叫蘇威托夫），他的老婆（俄羅斯人）在清黨小組會上揭發說陳打了她，最後清委會就宣布開除陳的黨籍。所以『清黨』的方法十分簡單粗暴。」「『中大』在這次清黨運動中，開除或給予處分的達數百人之多。」[78]
吳福海回憶說：運動中，他們「隨意給人扣上『地主』、『富農』、『階級異己分子』或『流氓無產階級』等帽子。他們召開鬥爭會，事先組織好發言，在會上進行『揭發』，實際上是對過去不同意支部局領導的人進行打擊報復。同時，他們採取拉攏的一手，拉不過去就再打。他們曾拉攏過我，我沒有理睬他們。最後到組織處理階段，由於我反對過他們，加上打過博古一拳，於是就被宣布為『流氓無產者』，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在那些日子裏，人心惶惶，有一個學生因參加托派，感到走投無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鐵床架子上。過了幾天校內有幾個同學不知下落，有人說是被格伯烏抓去了，我所在初級班中有一個同學也失蹤了。」[79]他還說：「『清黨』時很多人被處分，估計一半還多。」[80]
楊尚昆回憶說：「清黨的第二階段是停課搞人人過關。由柏烈仁坐鎮，中國學生逐個地在大會上『過篩子』，從個人歷史講到現實鬥爭中的立場，不會俄文的有人翻譯。講完後，台下200多黨員都可以向你提意見，揭發，追問，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鬥爭會差不多，隻是沒有彎腰、低頭和『噴氣式』，直到沒有人提意見了，就算pass。提意見和通過的關鍵，是看你是不是緊靠學校支部局。緊靠的，就保護你過關；半靠的，特別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進行所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是擁護支部局的，清黨委員會對我的結論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場正確，派回國內做實際工作。清團的工作和清黨同時進行，如法炮製。結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開除黨團籍，有的送到工廠農村勞動改造，還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被送到工廠勞改，陸定一的愛人唐義貞，沈澤民的侄女沈蓮春，我的愛人李伯釗都被開除團籍。這些『結論』，成為王明上台後推行宗派主義幹部路線的重要依據。」「中大停課清黨，先後鬧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黨結束。中大宣布停辦。」[81]
江澤民回憶說：「開始清黨以後，王明一夥控製的支部局藉機對並非托派而隻是反對他們倒行逆施的廣大黨團員，極盡望風捕影、栽贓誣陷之能事，並協同格勃烏機關，對他們無情迫害，殘酷鎮壓。」「王明一夥不但在校內大小會上盤問追查反對過他們的學生，還協同格勃烏機關提審逼供被捕的學生。例如盛忠亮就作為格勃烏的助理審訊員，參加過審訊。全校頓時被一片恐怖氣氛所籠罩。被捕的學生中，有好多人，如唐有章、李一凡、張崇德、趙一凡、沈良等同誌同托派毫無聯繫，也未倖免。一些同學的生活作風上的問題，都成為王明一夥打擊迫害的口實。」「歷時幾個月的清黨，一大批根本不是托派的學生，遭到逮捕、流放、處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據說有一二百人。那些人後來得以生還回國的為數不多。還有更多的人被遣送回國，或派往遠東『工作』，或送進工廠『改造』。王明一夥在中山大學的倒行逆施，確實令人髮指，使很多人終生難忘。」[82]
陳修良回憶說：「一九二九年冬，聯共進行清黨運動，『中大』看來是重點。派來一個清黨委員會，主席是一個老黨員、老將軍。清黨一開始，學校的功課幾乎全停止，日日夜夜戰鬥在會場上，展開了一場生死的搏鬥。王明一夥得意忘形，他們身任要職，動員一切力量，包括『格柏烏』機關，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大規模進行鎮壓，開除了一批黨團員，給許多人戴上了各種帽子。這恐怕隻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才能與其相比吧。」[83]「『十天大會』以後，受處分、被開除的在一半以上。」[84]
毛齊華回憶說：「中大『清黨』的時候，反對學校和支部局領導的那一派中，多數人並不是托派，對這一點領導上也是清楚的。但是清黨過程中，卻沒有認真注意作好群眾中的思想工作，隻是片麵地從組織上追查你對學校和支部局領導的態度，在學校兩派鬥爭中的表現，以及家庭的階級出身，本人成份等。這樣，就在尚未正式清黨審查之前，實際上對每一個人都早已有了一個主觀的看法和固定的輪廓。有了這樣一個框框，在清黨過程中，對參加或支持反支部局那一派的人，審查和處理就特別嚴格。」[85]
這次「清黨」，造成嚴重的後果。陸定一回憶說：「凡是反對支部局的，除了少數幾個工人以外，都分別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團籍，開除學籍，送到西伯利亞作苦工等處分。」[86]楊樹亞回憶說：「被處分的至少二百人。」[87]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說：「清黨原為聯共（布）中央和中央監委1929年4月決定，矛頭所向為布哈林『右傾』集團。勞動大學的清黨則與擁護支部局和反對支部局的鬥爭相糾纏，而這一鬥爭又同大學領導與中共代表團部分領導同誌的矛盾相交織。黨員之是否擁護支部局成為其能否通過清黨的重要標準。這次勞大清黨的結果，三百多名黨員中有一百多名被開除，一半以上受到各種不同的處分；六十多團員中則有二十多名被開除，五分之四以上受到各種不同處分。」[88]
吳福海回憶說：運動中，他們「隨意給人扣上『地主』、『富農』、『階級異己分子』或『流氓無產階級』等帽子。他們召開鬥爭會，事先組織好發言，在會上進行『揭發』，實際上是對過去不同意支部局領導的人進行打擊報復。同時，他們採取拉攏的一手，拉不過去就再打。他們曾拉攏過我，我沒有理睬他們。最後到組織處理階段，由於我反對過他們，加上打過博古一拳，於是就被宣布為『流氓無產者』，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在那些日子裏，人心惶惶，有一個學生因參加托派，感到走投無路，就吊死在宿舍的鐵床架子上。過了幾天校內有幾個同學不知下落，有人說是被格伯烏抓去了，我所在初級班中有一個同學也失蹤了。」[79]他還說：「『清黨』時很多人被處分，估計一半還多。」[80]
楊尚昆回憶說：「清黨的第二階段是停課搞人人過關。由柏烈仁坐鎮，中國學生逐個地在大會上『過篩子』，從個人歷史講到現實鬥爭中的立場，不會俄文的有人翻譯。講完後，台下200多黨員都可以向你提意見，揭發，追問，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鬥爭會差不多，隻是沒有彎腰、低頭和『噴氣式』，直到沒有人提意見了，就算pass。提意見和通過的關鍵，是看你是不是緊靠學校支部局。緊靠的，就保護你過關；半靠的，特別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進行所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是擁護支部局的，清黨委員會對我的結論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場正確，派回國內做實際工作。清團的工作和清黨同時進行，如法炮製。結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開除黨團籍，有的送到工廠農村勞動改造，還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被送到工廠勞改，陸定一的愛人唐義貞，沈澤民的侄女沈蓮春，我的愛人李伯釗都被開除團籍。這些『結論』，成為王明上台後推行宗派主義幹部路線的重要依據。」「中大停課清黨，先後鬧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黨結束。中大宣布停辦。」[81]
江澤民回憶說：「開始清黨以後，王明一夥控製的支部局藉機對並非托派而隻是反對他們倒行逆施的廣大黨團員，極盡望風捕影、栽贓誣陷之能事，並協同格勃烏機關，對他們無情迫害，殘酷鎮壓。」「王明一夥不但在校內大小會上盤問追查反對過他們的學生，還協同格勃烏機關提審逼供被捕的學生。例如盛忠亮就作為格勃烏的助理審訊員，參加過審訊。全校頓時被一片恐怖氣氛所籠罩。被捕的學生中，有好多人，如唐有章、李一凡、張崇德、趙一凡、沈良等同誌同托派毫無聯繫，也未倖免。一些同學的生活作風上的問題，都成為王明一夥打擊迫害的口實。」「歷時幾個月的清黨，一大批根本不是托派的學生，遭到逮捕、流放、處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據說有一二百人。那些人後來得以生還回國的為數不多。還有更多的人被遣送回國，或派往遠東『工作』，或送進工廠『改造』。王明一夥在中山大學的倒行逆施，確實令人髮指，使很多人終生難忘。」[82]
陳修良回憶說：「一九二九年冬，聯共進行清黨運動，『中大』看來是重點。派來一個清黨委員會，主席是一個老黨員、老將軍。清黨一開始，學校的功課幾乎全停止，日日夜夜戰鬥在會場上，展開了一場生死的搏鬥。王明一夥得意忘形，他們身任要職，動員一切力量，包括『格柏烏』機關，以暴風驟雨的方式大規模進行鎮壓，開除了一批黨團員，給許多人戴上了各種帽子。這恐怕隻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才能與其相比吧。」[83]「『十天大會』以後，受處分、被開除的在一半以上。」[84]
毛齊華回憶說：「中大『清黨』的時候，反對學校和支部局領導的那一派中，多數人並不是托派，對這一點領導上也是清楚的。但是清黨過程中，卻沒有認真注意作好群眾中的思想工作，隻是片麵地從組織上追查你對學校和支部局領導的態度，在學校兩派鬥爭中的表現，以及家庭的階級出身，本人成份等。這樣，就在尚未正式清黨審查之前，實際上對每一個人都早已有了一個主觀的看法和固定的輪廓。有了這樣一個框框，在清黨過程中，對參加或支持反支部局那一派的人，審查和處理就特別嚴格。」[85]
這次「清黨」，造成嚴重的後果。陸定一回憶說：「凡是反對支部局的，除了少數幾個工人以外，都分別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團籍，開除學籍，送到西伯利亞作苦工等處分。」[86]楊樹亞回憶說：「被處分的至少二百人。」[87]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說：「清黨原為聯共（布）中央和中央監委1929年4月決定，矛頭所向為布哈林『右傾』集團。勞動大學的清黨則與擁護支部局和反對支部局的鬥爭相糾纏，而這一鬥爭又同大學領導與中共代表團部分領導同誌的矛盾相交織。黨員之是否擁護支部局成為其能否通過清黨的重要標準。這次勞大清黨的結果，三百多名黨員中有一百多名被開除，一半以上受到各種不同的處分；六十多團員中則有二十多名被開除，五分之四以上受到各種不同處分。」[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