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傳記與回憶》。
[23] 江澤民：《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2頁。
[24] 此處記憶有誤，那時王明已隨米夫回到中國。
[25] 唐有章：《革命與流放》，第29～30頁。
[26] 《回憶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革命史資料》第19輯，第90頁。
[27] 後改名盛嶽。
[28] 《吳亮平談俞秀鬆和王明、康生鬥爭的情況》，《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3集，第216～217頁。
[29] 汪雲生：《二十九個人的歷史》，第29頁。
[30] 莊東曉：《記憶中的瞿秋白同誌》，《廣東文史資料》第29輯，第25頁。
[31] 莊東曉：《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廣東文史資料》第33輯，第68頁。
[32] 《回憶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王明路線的鬥爭》，《紅旗飄飄》第18輯，第47頁。
[33] 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37～238頁。
[34]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79頁。
[35] 《傳記與回憶》。
[36] 王明1950年填的簡歷表說自己「1927.1～7，在廣州、上海、武漢，作俄文翻譯」。但他1928年7月30日寫給中共代表團主席團蘇兆征、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周恩來的信中說：「1927年二月我即同聯邦共產黨中央代表團米夫等到中國。」
[37] 《記憶中的瞿秋白同誌》，《廣東文史資料》第29輯，第26～27頁。
[38]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1頁。
[39] 《傳記與回憶》。
[40]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2頁。
[41] 《傳記與回憶》。
[42] 《傳記與回憶》。
[43] 《傳記與回憶》。
[44]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3頁。
[45] 王明在延安寫的簡歷說自己「5月～6月兼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1950年填的簡歷表亦說自己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宋侃夫說王明這時曾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見曹仲彬等《訪問宋侃夫談話記錄》，轉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64頁。對照王明簡歷，說他擔任過秘書長的說法不確。
[46] 王明：《中共半世紀》，第105～106頁。
[47] 即謝德尼可夫。
[48]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1頁。
[49] 《楊尚昆回憶錄》，第27頁。
[50]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11～212頁。
[51] 施巨流：《王明問題研究》，第11～12頁。
[52] 袁溥之：《往事歷歷》，《廣東黨史資料》第3輯，第152頁。
[53] 原名江克明。
[54]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1頁。
[55]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12頁。
[56] 《記憶中的瞿秋白》，《廣東文史資料》第29輯。
[57] 《楊尚昆回憶錄》，第27～28頁。
[58] 袁溥之：《往事歷歷》，《廣東黨史資料》第3輯，第153頁。
[59]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60] 指周達文、俞秀鬆、董亦湘、劉鳴先、惲雨棠、曾子瑜、李佩澤、張東曉。
[61] 《傳記與回憶》。
[62] 《中共半世紀》，第108頁。
[63] 《吳亮平談俞秀鬆和王明、康生鬥爭的情況》，《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3輯，第216頁。
[64] 張仲實：《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學的回憶》，《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10期。
[65] 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載沙尚之編《記孫冶方》，第255頁；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第102～103頁；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40～241頁。
[66]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75～76頁。
[67]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4頁。
[68] 據塔斯社1988年8月4日報導，蘇聯最高法院決定對30年代的4起重大錯案平反，其中包括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共聯合中心」案，認定「4個組織都不存在，對它們的指控毫無根據」，決定取消原判，為4個案件涉及的所有人恢復名譽。
[69]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4～195頁。
[70] 《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百年潮》2001年第8期。
[71] 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21頁。
[72] 袁溥之：《往事歷歷》，《廣東黨史資料》第3輯，第153～154頁。
[73]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14～215頁。
[74] 即郭紹棠，下同。
[75] 《吳亮平談俞秀鬆和王明、康生鬥爭的情況》，《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3集，第216～217頁。
[76]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115頁。
[77] 施巨流：《王明問題研究》，第12頁。
[78] 此處回憶不確，王明去莫斯科前是武昌商科大學的學生。
[79] 《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陳修良文集》，第243頁。
[80] 孟慶樹整理《傳記與回憶》附錄5《孟慶樹的簡歷》。這份簡歷中還說：她1929年秋回上海，先在中央機要處工作，從這年冬開始在上海做職工運動，主要在東、西、南等區委和工會工作，曾任區委和工會的婦女部長、宣傳部長。從1930年夏到冬，曾三次被捕。1930年冬到1931年冬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女部長、中央巡視員等工作。1931年底又到蘇聯，曾在國際列寧學校高級班學習，並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1937年冬回國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書記和婦女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女代表之一。1938年秋回延安，從這時起到1942年秋是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常委。1939～1941年任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政治處主任，1941年秋做過抗日軍政大學女生隊政治委員。1945年春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1947～1948年參加土改工作。從1948年冬到1950年冬是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1950～1955年是中央人民政府法製委員會委員。據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採訪甘寧的記錄，其父孟憲洲「文革」中被從北京送回老家，又揪回北京掃地，又趕回老家，氣不過，自殺身亡。其弟孟慶淵（孟侃），曾在延安財政處、第七機械工業部等單位工作。
[23] 江澤民：《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2頁。
[24] 此處記憶有誤，那時王明已隨米夫回到中國。
[25] 唐有章：《革命與流放》，第29～30頁。
[26] 《回憶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革命史資料》第19輯，第90頁。
[27] 後改名盛嶽。
[28] 《吳亮平談俞秀鬆和王明、康生鬥爭的情況》，《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3集，第216～217頁。
[29] 汪雲生：《二十九個人的歷史》，第29頁。
[30] 莊東曉：《記憶中的瞿秋白同誌》，《廣東文史資料》第29輯，第25頁。
[31] 莊東曉：《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廣東文史資料》第33輯，第68頁。
[32] 《回憶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王明路線的鬥爭》，《紅旗飄飄》第18輯，第47頁。
[33] 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37～238頁。
[34]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第79頁。
[35] 《傳記與回憶》。
[36] 王明1950年填的簡歷表說自己「1927.1～7，在廣州、上海、武漢，作俄文翻譯」。但他1928年7月30日寫給中共代表團主席團蘇兆征、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周恩來的信中說：「1927年二月我即同聯邦共產黨中央代表團米夫等到中國。」
[37] 《記憶中的瞿秋白同誌》，《廣東文史資料》第29輯，第26～27頁。
[38]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1頁。
[39] 《傳記與回憶》。
[40]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2頁。
[41] 《傳記與回憶》。
[42] 《傳記與回憶》。
[43] 《傳記與回憶》。
[44]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3頁。
[45] 王明在延安寫的簡歷說自己「5月～6月兼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1950年填的簡歷表亦說自己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宋侃夫說王明這時曾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見曹仲彬等《訪問宋侃夫談話記錄》，轉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64頁。對照王明簡歷，說他擔任過秘書長的說法不確。
[46] 王明：《中共半世紀》，第105～106頁。
[47] 即謝德尼可夫。
[48]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1頁。
[49] 《楊尚昆回憶錄》，第27頁。
[50]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11～212頁。
[51] 施巨流：《王明問題研究》，第11～12頁。
[52] 袁溥之：《往事歷歷》，《廣東黨史資料》第3輯，第152頁。
[53] 原名江克明。
[54]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1頁。
[55]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12頁。
[56] 《記憶中的瞿秋白》，《廣東文史資料》第29輯。
[57] 《楊尚昆回憶錄》，第27～28頁。
[58] 袁溥之：《往事歷歷》，《廣東黨史資料》第3輯，第153頁。
[59]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60] 指周達文、俞秀鬆、董亦湘、劉鳴先、惲雨棠、曾子瑜、李佩澤、張東曉。
[61] 《傳記與回憶》。
[62] 《中共半世紀》，第108頁。
[63] 《吳亮平談俞秀鬆和王明、康生鬥爭的情況》，《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3輯，第216頁。
[64] 張仲實：《二十年代赴莫斯科留學的回憶》，《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10期。
[65] 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載沙尚之編《記孫冶方》，第255頁；曹仲彬、戴茂林：《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第102～103頁；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40～241頁。
[66]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75～76頁。
[67] 《王明詩歌選集（1913～1974）》，第54頁。
[68] 據塔斯社1988年8月4日報導，蘇聯最高法院決定對30年代的4起重大錯案平反，其中包括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共聯合中心」案，認定「4個組織都不存在，對它們的指控毫無根據」，決定取消原判，為4個案件涉及的所有人恢復名譽。
[69] 《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革命史資料》第17輯，第194～195頁。
[70] 《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百年潮》2001年第8期。
[71] 孫耀文：《風雨五載》，第221頁。
[72] 袁溥之：《往事歷歷》，《廣東黨史資料》第3輯，第153～154頁。
[73] 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214～215頁。
[74] 即郭紹棠，下同。
[75] 《吳亮平談俞秀鬆和王明、康生鬥爭的情況》，《青運史資料與研究》第3集，第216～217頁。
[76]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115頁。
[77] 施巨流：《王明問題研究》，第12頁。
[78] 此處回憶不確，王明去莫斯科前是武昌商科大學的學生。
[79] 《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陳修良文集》，第243頁。
[80] 孟慶樹整理《傳記與回憶》附錄5《孟慶樹的簡歷》。這份簡歷中還說：她1929年秋回上海，先在中央機要處工作，從這年冬開始在上海做職工運動，主要在東、西、南等區委和工會工作，曾任區委和工會的婦女部長、宣傳部長。從1930年夏到冬，曾三次被捕。1930年冬到1931年冬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女部長、中央巡視員等工作。1931年底又到蘇聯，曾在國際列寧學校高級班學習，並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1937年冬回國後，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書記和婦女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女代表之一。1938年秋回延安，從這時起到1942年秋是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常委。1939～1941年任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政治處主任，1941年秋做過抗日軍政大學女生隊政治委員。1945年春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1947～1948年參加土改工作。從1948年冬到1950年冬是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1950～1955年是中央人民政府法製委員會委員。據佟英明1988年3月17日採訪甘寧的記錄，其父孟憲洲「文革」中被從北京送回老家，又揪回北京掃地，又趕回老家，氣不過，自殺身亡。其弟孟慶淵（孟侃），曾在延安財政處、第七機械工業部等單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