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據袁溥之回憶，根本沒有喊口號那回事，她說：「我在莫斯科的時候，米夫、王明等人曾搞了兩次大的宗派鬥爭。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們利用蘇共反托洛茨基派的機會，打擊反對過他們的人。中大的確有托派學生，象梁幹喬等人。他們是擁護托洛茨基觀點的，清洗他們是必要的，但遭到王明等人打擊的許多人並非『托派』，他們主要是對王明等人不滿，對他們把持的中共駐莫斯科支部局不滿。王明、李竹聲、盛忠亮等人把凡是反對過他們的人都當成『托派』打下去。後來，有些王明派的骨幹說，中山大學之所以開展反「托派」運動，是因為當年中大師生參加十月革命節遊行的時候，有些中國學生在主席台前喊了反對史達林、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因此引起了一場毆鬥等等。我參加了那次遊行，同沈聯春、周砥（現住在北京）並排走在一起，中大的遊行隊伍並不大，一眼可以看到隊伍的首尾，我根本沒有聽到和看到有任何越軌的事情發生。」[72]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回憶說：「史達林怒氣沖沖地指令米夫對中山大學的托派活動進行徹底調查，並盡速將調查結果報告聯共中央。我當時在中山大學聯共黨支部局工作，所以知道這一指令。這一費力的調查持續數月之久。經查明在紅場上高喊親托洛茨基口號的比較重要的學生如陸淵、梁幹喬等被放逐回中國。罪行較輕的學生，有的送到工廠去改造思想，有的留黨察看。查明確係托派分子或托派同情分子的教職工均被解職。」「但是，中山大學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並不限於這些組織和行政措施。在發起調查的同時，開展了思想鬥爭。那些在反對教務派的鬥爭中聯合起來的學生，包括陳紹禹和我在內，現在都集合在黨支部局周圍，一起反對托派分子。但我們愈加緊鬥爭，我們碰到的困難就愈大。因為我們發現，這種托派反對派並不是我們要對付的惟一的反對派。中國革命的失敗在學生當中引起了各式各樣的複雜問題。例如，究竟誰應對失敗負責？中山大學和東方共大中國班的學生都傾向於懷疑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總的領導。信心破滅，懷疑一切，情緒沮喪，這在學生中到處可見。這類學生並不是托派分子。也許，事實上他們可能從來沒有被托洛茨基的立場所吸引。雖然如此，他們和托派也有某些共同之處，他們都對史達林、聯共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滿。他們對中山大學反對托派反對派鬥爭的反應是，利用這一機會形成他們自己的獨立力量，來反對中大聯共黨支部局和米夫。他們開展了一場反對擁護黨支部局學生的有力鬥爭。他們後來奉行的路線被稱之為『第二條路線』。它不能和托洛茨基主義相提並論，但又不能和托洛茨基主義輕易地截然分開。就這樣，反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便和反對『第二條路線』的鬥爭糾結在一起了。」並說後來「擁護第二條路線的三部分學生實現了聯合，即教務派的殘餘分子、中國共青團的『先鋒』派和所謂的工人反對派」。[73]
吳亮平回憶說：「王明自恃有米夫的信任和搞教條宗派的人的支持，在校總支委員會中又做組織工作，於是對於不滿意他的人，便給戴上托派、反革命、特務等帽子。在這場鬥爭中，郭肇唐[74]這個人充當王明的打手，他參加蘇聯內務部的活動，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反托派運動中，很多同誌陸續地不見了，就是王明、郭肇唐秘密搞掉的。」[75]
師哲回憶說：「王明進行活動的方針和原則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王明迫害過多少好同誌，沒有人統計過，也沒有人知道確實底細。」「王明的法寶就是開展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反對『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不管事實真相如何，他手裏總是拿著這兩頂帽子，一頂是『托派分子』，一頂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反托派鬥爭中，凡是對王明等人表示過不滿，提過不同意見的同誌，大都被定為托派分子；凡是對王明的路線和方針表示懷疑或提出疑問的同誌，大都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的密［秘］訣就是，借著政治運動來打擊與自己意見相左的同誌。至於對誰扣什麽帽子，視當時的歷史情況和政治氣氛而定，所以，被扣上『托派分子』帽子的人遠比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多得多。」[76]
但有的論著認為：「反對托派的鬥爭，是聯共中央史達林搞起來的，共產國際是支持的，它並不屬於王明的宗派範圍。王明參加反托派的鬥爭，不可能一開頭就把這場鬥爭，作為宗派的活動來搞，被害的並不都是他的小宗派的對立麵……至於王明從宗派主義出發，迫害了一些他的小宗派的對立麵，這是他自己的責任，是應當揭發批判的。」[77]
同月 為中國工人代表團做翻譯。王明1928年7月30日寫給中共代表團主席團蘇兆征、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周恩來的信中說：「中國工人代表團自去年十一月來莫後，我即固定的替他們當翻譯，一直當到中國工人代表團變到中共代表團。」
陳修良回憶說，她是1927年11月中旬到達莫斯科的，「王明當時已調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的翻譯，由於米夫是『中大』的校長，這個一點實際工作都沒有參加過的中學生[78]，就一躍而為『中大』的秘書，實際上成了『中大』『無冕之王』，支配全校同學的命運」。[79]
盛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回憶說：「史達林怒氣沖沖地指令米夫對中山大學的托派活動進行徹底調查，並盡速將調查結果報告聯共中央。我當時在中山大學聯共黨支部局工作，所以知道這一指令。這一費力的調查持續數月之久。經查明在紅場上高喊親托洛茨基口號的比較重要的學生如陸淵、梁幹喬等被放逐回中國。罪行較輕的學生，有的送到工廠去改造思想，有的留黨察看。查明確係托派分子或托派同情分子的教職工均被解職。」「但是，中山大學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並不限於這些組織和行政措施。在發起調查的同時，開展了思想鬥爭。那些在反對教務派的鬥爭中聯合起來的學生，包括陳紹禹和我在內，現在都集合在黨支部局周圍，一起反對托派分子。但我們愈加緊鬥爭，我們碰到的困難就愈大。因為我們發現，這種托派反對派並不是我們要對付的惟一的反對派。中國革命的失敗在學生當中引起了各式各樣的複雜問題。例如，究竟誰應對失敗負責？中山大學和東方共大中國班的學生都傾向於懷疑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總的領導。信心破滅，懷疑一切，情緒沮喪，這在學生中到處可見。這類學生並不是托派分子。也許，事實上他們可能從來沒有被托洛茨基的立場所吸引。雖然如此，他們和托派也有某些共同之處，他們都對史達林、聯共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滿。他們對中山大學反對托派反對派鬥爭的反應是，利用這一機會形成他們自己的獨立力量，來反對中大聯共黨支部局和米夫。他們開展了一場反對擁護黨支部局學生的有力鬥爭。他們後來奉行的路線被稱之為『第二條路線』。它不能和托洛茨基主義相提並論，但又不能和托洛茨基主義輕易地截然分開。就這樣，反對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鬥爭便和反對『第二條路線』的鬥爭糾結在一起了。」並說後來「擁護第二條路線的三部分學生實現了聯合，即教務派的殘餘分子、中國共青團的『先鋒』派和所謂的工人反對派」。[73]
吳亮平回憶說：「王明自恃有米夫的信任和搞教條宗派的人的支持，在校總支委員會中又做組織工作，於是對於不滿意他的人，便給戴上托派、反革命、特務等帽子。在這場鬥爭中，郭肇唐[74]這個人充當王明的打手，他參加蘇聯內務部的活動，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反托派運動中，很多同誌陸續地不見了，就是王明、郭肇唐秘密搞掉的。」[75]
師哲回憶說：「王明進行活動的方針和原則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王明迫害過多少好同誌，沒有人統計過，也沒有人知道確實底細。」「王明的法寶就是開展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反對『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不管事實真相如何，他手裏總是拿著這兩頂帽子，一頂是『托派分子』，一頂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反托派鬥爭中，凡是對王明等人表示過不滿，提過不同意見的同誌，大都被定為托派分子；凡是對王明的路線和方針表示懷疑或提出疑問的同誌，大都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的密［秘］訣就是，借著政治運動來打擊與自己意見相左的同誌。至於對誰扣什麽帽子，視當時的歷史情況和政治氣氛而定，所以，被扣上『托派分子』帽子的人遠比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多得多。」[76]
但有的論著認為：「反對托派的鬥爭，是聯共中央史達林搞起來的，共產國際是支持的，它並不屬於王明的宗派範圍。王明參加反托派的鬥爭，不可能一開頭就把這場鬥爭，作為宗派的活動來搞，被害的並不都是他的小宗派的對立麵……至於王明從宗派主義出發，迫害了一些他的小宗派的對立麵，這是他自己的責任，是應當揭發批判的。」[77]
同月 為中國工人代表團做翻譯。王明1928年7月30日寫給中共代表團主席團蘇兆征、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周恩來的信中說：「中國工人代表團自去年十一月來莫後，我即固定的替他們當翻譯，一直當到中國工人代表團變到中共代表團。」
陳修良回憶說，她是1927年11月中旬到達莫斯科的，「王明當時已調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的翻譯，由於米夫是『中大』的校長，這個一點實際工作都沒有參加過的中學生[78]，就一躍而為『中大』的秘書，實際上成了『中大』『無冕之王』，支配全校同學的命運」。[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