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東曉回憶說：「王明隨米夫回校後，在群眾麵前誇誇其談。周達文、俞秀鬆等瞧不起他，認為王明沒有什麽實際工作經驗，就是亂吹。王明向米夫獻策：掌握『第三勢力』，聯合支部局派，打擊教務派。結果，支部局派取得勝利，米夫升為中山大學校長，不久，又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從此，王明成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張聞天、沈澤民等一起，受到共產國際的賞識。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學，當時還沒有機會和他們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56]楊尚昆的回憶基本與此相似。[57]
袁溥之回憶說：「王明曾經陪米夫到中國一趟，回莫斯科後就更加趾高氣揚了。」「王明的主子巴維爾·米夫身材高大，昂首闊步，一副大官的架勢。矮小的王明總是跟在他的身邊。他要伸長脖子仰著腦袋才能同米夫講話，那一付脅肩諂笑的醜態，實在令人噁心。王明本來是中大翻譯室翻譯，但他總是提著皮包，跟在米夫的身後，好象米夫的勤務員。」「米夫、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學的宗派活動引起了許多人不滿，尤其是對他們搞走阿古爾，狠整俞秀鬆、董亦湘等人的可恥行徑感到氣憤，有的人公開支持阿古爾、俞秀鬆、董亦湘等人，這樣就形成了兩派，但大多數同學是處於中間狀態，不捲入這場鬥爭。我當時雖然也對王明等人不滿，但沒有參加反對他們的一方。米夫當了校長，王明這一派得了勢，但兩派之間的問題並沒有解決。」[58]
但據楊奎鬆《「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一文說：王明因迅速掌握俄文而與學校裏的蘇聯教員打得火熱，因此從一開始就同與蘇聯教員關係較好的教務處派的幹部更為接近。他回蘇聯後，不加選擇地立即加入了正在秘密醞釀中的反對黨委會派的行動。據胡建三說：「在反對旅莫支部的時候，即反對傅鍾、張聞天等的時候，米夫同陳紹禹兩同誌都從中國回來，陳紹禹同誌當時也是反對傅鍾、張聞天等最力的一個。」他甚至在第三派和教務處派的合力推舉下，當上了總支部委員會改選大會主席團的主席，可見第三派和教務處派對他都頗為信任。難怪後來當上總支部委員會副書記的陳原道明確說：當教務處派與黨委員會派較量失利後，即組織了第三派，要處罰黨委員會派之首領，「當時第三派（勢）力大」，「陳紹禹也是其中首領之一」。當然，陳紹禹之加入反對總支部委員會的行列，與教務處派和第三派的目的並不完全相同，他們之間的結合併不緊密，陳紹禹未必真的是第三派的首領。他作為大會主席團主席，頭幾天確實與反對黨委會一派的人配合默契，弄得黨委員會一派人幾乎沒有招架的機會。但是在聯共（布）區委發話之後，陳紹禹和反對派的態度就開始明顯地出現分歧了，轉而擁護區委決議，於是有人「開始向陳紹禹進攻，說陳紹禹靠不住了，背叛了群眾」。因此，在選舉新的總支部委員會時，作為大會主席團主席的陳紹禹卻未能當選。[59]
王明自己的回憶則與上述說法都不一樣，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整理的回憶錄說：
紹禹等從武漢回到莫斯科，中大正放暑假，學生都到離莫斯科市不遠的地方——塔拉紹夫卡休養所休息去了。而在暑假前開始的所謂「教務派」反對「支部局派」的鬥爭，還在繼續和加深。
鬥爭發生的原因和經過是：由於陳獨秀拒絕辦工農軍事幹部訓練班，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決定派一批大中學生到蘇聯的各種軍事學校去學軍事，又決定選送一些學得好的送去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可是教務處未和支部局商量，就把送去學軍事的名單決定了。當時「教務派」工作人員主要是教務處長阿古爾，支部局主要是支書西特裏可夫。而陳獨秀派來的八大委員[60]和教務處人站在一起，不主張和支部局商量，在暑假前，就把準備送去學軍事的學生名單送給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國際和聯共中央當然不知道名單未經過支部局同意，而名單中有一些不合適的學生，因而就按此名單把學生送去了，把1925和1926年來的許多老學生都分散到別處學習去了。因此支部局提出批評管教務工作的同誌和所謂八大委員。被批評的不接受意見，雙方乃展開了鬥爭。黨的區委也不能解決。中國學生中，代表教務派的有周達文、俞秀鬆、董亦湘等，代表支部局派的有沈澤民、張聞天、王稼祥等同誌。雙方都在學生裏爭取同情者，使得學生不能安心上課。正校長拉迪克因是托派已被撤職，黨的區委和副校長米夫都要紹禹幫助解決這次的糾紛。紹禹聽取了雙方的意見，說服和批評了雙方的缺點。首先，批評了周達文等人和教務處某些同誌不和支部局商量就把學生派走，是不對的。其次，批評了雙方在學生中採取鬧獨立和爭取同情者，使學生不能安心上課，也是不對的。這樣使問題得到了解決。
但是沈澤民、張聞天等同誌雖受到批評，還和大家和好如初……而周達文、俞秀鬆、董亦湘等則鬧成見，記恨在心，經過其同情分子繼續做挑撥離間、藉口鬧事等活動。同時，因為許多學生都要求紹禹談談國內情況，紹禹除了一般情況外，就公開地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贊成瞿秋白同誌的主張。結果周達文等陳獨秀派大為不滿，異口同聲地說：中國黨沒有陳獨秀怎麽行，瞿秋白懂得什麽東西，並把鬥爭的火力集中到紹禹身上。先說紹禹是瞿秋白派，以後看見大多數都擁護紹禹，他們又造謠說，中大有了陳紹禹派。[61]
袁溥之回憶說：「王明曾經陪米夫到中國一趟，回莫斯科後就更加趾高氣揚了。」「王明的主子巴維爾·米夫身材高大，昂首闊步，一副大官的架勢。矮小的王明總是跟在他的身邊。他要伸長脖子仰著腦袋才能同米夫講話，那一付脅肩諂笑的醜態，實在令人噁心。王明本來是中大翻譯室翻譯，但他總是提著皮包，跟在米夫的身後，好象米夫的勤務員。」「米夫、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學的宗派活動引起了許多人不滿，尤其是對他們搞走阿古爾，狠整俞秀鬆、董亦湘等人的可恥行徑感到氣憤，有的人公開支持阿古爾、俞秀鬆、董亦湘等人，這樣就形成了兩派，但大多數同學是處於中間狀態，不捲入這場鬥爭。我當時雖然也對王明等人不滿，但沒有參加反對他們的一方。米夫當了校長，王明這一派得了勢，但兩派之間的問題並沒有解決。」[58]
但據楊奎鬆《「江浙同鄉會」事件始末》一文說：王明因迅速掌握俄文而與學校裏的蘇聯教員打得火熱，因此從一開始就同與蘇聯教員關係較好的教務處派的幹部更為接近。他回蘇聯後，不加選擇地立即加入了正在秘密醞釀中的反對黨委會派的行動。據胡建三說：「在反對旅莫支部的時候，即反對傅鍾、張聞天等的時候，米夫同陳紹禹兩同誌都從中國回來，陳紹禹同誌當時也是反對傅鍾、張聞天等最力的一個。」他甚至在第三派和教務處派的合力推舉下，當上了總支部委員會改選大會主席團的主席，可見第三派和教務處派對他都頗為信任。難怪後來當上總支部委員會副書記的陳原道明確說：當教務處派與黨委員會派較量失利後，即組織了第三派，要處罰黨委員會派之首領，「當時第三派（勢）力大」，「陳紹禹也是其中首領之一」。當然，陳紹禹之加入反對總支部委員會的行列，與教務處派和第三派的目的並不完全相同，他們之間的結合併不緊密，陳紹禹未必真的是第三派的首領。他作為大會主席團主席，頭幾天確實與反對黨委會一派的人配合默契，弄得黨委員會一派人幾乎沒有招架的機會。但是在聯共（布）區委發話之後，陳紹禹和反對派的態度就開始明顯地出現分歧了，轉而擁護區委決議，於是有人「開始向陳紹禹進攻，說陳紹禹靠不住了，背叛了群眾」。因此，在選舉新的總支部委員會時，作為大會主席團主席的陳紹禹卻未能當選。[59]
王明自己的回憶則與上述說法都不一樣，孟慶樹根據王明回憶整理的回憶錄說：
紹禹等從武漢回到莫斯科，中大正放暑假，學生都到離莫斯科市不遠的地方——塔拉紹夫卡休養所休息去了。而在暑假前開始的所謂「教務派」反對「支部局派」的鬥爭，還在繼續和加深。
鬥爭發生的原因和經過是：由於陳獨秀拒絕辦工農軍事幹部訓練班，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決定派一批大中學生到蘇聯的各種軍事學校去學軍事，又決定選送一些學得好的送去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可是教務處未和支部局商量，就把送去學軍事的名單決定了。當時「教務派」工作人員主要是教務處長阿古爾，支部局主要是支書西特裏可夫。而陳獨秀派來的八大委員[60]和教務處人站在一起，不主張和支部局商量，在暑假前，就把準備送去學軍事的學生名單送給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國際和聯共中央當然不知道名單未經過支部局同意，而名單中有一些不合適的學生，因而就按此名單把學生送去了，把1925和1926年來的許多老學生都分散到別處學習去了。因此支部局提出批評管教務工作的同誌和所謂八大委員。被批評的不接受意見，雙方乃展開了鬥爭。黨的區委也不能解決。中國學生中，代表教務派的有周達文、俞秀鬆、董亦湘等，代表支部局派的有沈澤民、張聞天、王稼祥等同誌。雙方都在學生裏爭取同情者，使得學生不能安心上課。正校長拉迪克因是托派已被撤職，黨的區委和副校長米夫都要紹禹幫助解決這次的糾紛。紹禹聽取了雙方的意見，說服和批評了雙方的缺點。首先，批評了周達文等人和教務處某些同誌不和支部局商量就把學生派走，是不對的。其次，批評了雙方在學生中採取鬧獨立和爭取同情者，使學生不能安心上課，也是不對的。這樣使問題得到了解決。
但是沈澤民、張聞天等同誌雖受到批評，還和大家和好如初……而周達文、俞秀鬆、董亦湘等則鬧成見，記恨在心，經過其同情分子繼續做挑撥離間、藉口鬧事等活動。同時，因為許多學生都要求紹禹談談國內情況，紹禹除了一般情況外，就公開地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贊成瞿秋白同誌的主張。結果周達文等陳獨秀派大為不滿，異口同聲地說：中國黨沒有陳獨秀怎麽行，瞿秋白懂得什麽東西，並把鬥爭的火力集中到紹禹身上。先說紹禹是瞿秋白派，以後看見大多數都擁護紹禹，他們又造謠說，中大有了陳紹禹派。[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