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蘇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創辦了中山大學,招收中國學生。當時以國民黨名義,分配給每省10個名額。我當時任江蘇省國民黨黨部秘書長,侯紹裘任宣傳部長,在房誌路(現興業路)辦公。侯紹裘在蘇州教書,每周來上海三天。招生的事情,由我倆承辦。他不在上海時,就由我承辦。陳紹禹是安徽人,可是在湖北讀書。湖北去中山大學的名額是10名,可是來了11人。他們負責人對我說,如果能通融,11人都去,如果不行,就不讓陳紹禹去。我說,11人不行,不能讓陳紹禹去。湖北負責人回去告訴陳紹禹,說人家不同意你去。於是,陳紹禹到省黨部和我吵,甚至說:「你們不要我去,我就報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我回答說:「你報告去好啦,這樣帝國主義對你會更嚴厲!」他說:「這是為什麽?」我說:「我不去蘇聯,不害怕。你要去蘇,帝國主義就會抓你。」他不吱聲了。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我就把這事向中共江浙區委報告了。區委也說,不能讓他去。陳紹禹三番五次來省黨部,開始是吵鬧,然後是哭泣,最後是懇切要求。我們又把這種情況,反映給中共江浙區委。區委和我商量說,如果別的省有空缺名額,是否可以考慮讓他去。我們回去查查各省名額,正好有空缺,於是批準讓陳紹禹去蘇學習。這樣,湖北就去了11人,有陳紹禹、伍修權等。[70]


    但據孟慶樹根據王明的回憶談話整理的回憶錄,說是王明赴蘇並沒有找薑長林,而是找的朱霽青,並經過惲代英做工作才同意的。她說:


    1925年暑假後,紹禹回到商大,就聽說莫斯科中山大學招生,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兼收……但又聽說,湖北省委招生的名額已滿。徐(許)鴻又從江西來武漢,他允許回江西去後,可以把紹禹算在江西名額內。10月22日接徐電雲,已交涉好,要紹禹立即到九江和徐一同去南昌辦手續。10月26日離武漢去九江,但到後始知徐剛到火車站。紹禹趕到車站時,火車已開動。徐從窗口看見紹禹,喊了一聲,紹禹飛快跑去。紹禹跳,徐鴻拉,才上了車。乘客都驚奇地看著他倆,其中一位說:「差一點就晚了!」


    南昌中學校長陳同誌(不記得名字了)是江西地委負責人。他給紹禹和同行赴蘇的二人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給朱霽青(上海國民黨管招生的人),朱可能是招生委員會主任。陳同誌說,如有困難,可以找惲代英同誌幫忙(代英可能是代表共產黨管招生的)。另一封介紹信是給已到上海去的溫普血和傅清華同誌。溫是江西赴蘇黨員學生黨員負責人(後來在中大學習不久,即回江西工作犧牲了);傅是赴蘇團員學生負責人(「文革」後,下落不明)。


    上海的招生委員會在環龍路24號——這是華僑捐給孫中山的一所房子,也是後來宋慶齡的住宅。紹禹第一次去找朱霽青,他就說名額已滿了。代英同誌和他談,他也不同意。第二次去找朱時,他仍不同意。代英和他吵了一陣後,說:「你不同意,我自己去和蘇聯船交涉。」結果,朱也隻好同意了。[71]


    有的著作說:「陳紹禹本來被安排在湖北計劃內,因滿員了,後列入江西的名額中。」[72]所以,他是用江西的名額赴蘇的。


    同月 作口語體《我們是革命青年》詩一首,留別豫皖青年學會和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的青年朋友,詩共三段:


    (一)


    我們是革命青年,我們要覆地翻天。


    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共產黨宣言。


    學習列寧主義;學習革命的蘇聯。


    (二)


    我們是革命青年,我們要裕後光前。


    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漢奸。


    實行馬列主義的光輝理想,創建富強幸福的中華家園。


    (三)


    我們是革命青年,我們是黨員團員。


    接受黨和團的任務,走上革命的各個戰線。


    我們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我們要向前、向前、再向前![73]


    11月2日 從武漢乘船赴上海,作五律《赴莫自漢去滬船中》詩以記之:


    笛鳴諸友別,船駛大江孤。


    天地載歌舞,城鄉泛有無。


    一心赴聖境,萬裏取長途;


    東亞病夫久,惟憑馬列蘇。[74]


    11月下旬 到上海後,住在法租界平安大旅館,等候開往蘇聯的船隻。在等候期間,寫了七律《赴蘇海上贈諸友——致禹生並轉豫垸青年學會各戰友》一首:


    戰友情懷海樣深,高山流水總知音。


    滿腔風雨同舟感,一片精忠報國忱。


    工欲成功須利器,兵能必勝在齊心。


    天南地北勤相勉,列義鑽研群眾親。[75]


    冬 作七律《過上海黃浦灘有感》一首。詩曰:


    黃浦江邊黃浦灘,帝強無法又無天。


    公園不許華人進,船貨全憑苦力搬。


    四億同胞能雪恥,五卅運動隻開端;


    將來革命成功日,馬列紅旗此地懸![76]


    11月下旬 和沈澤民、張聞天、王稼祥等50多人一起乘船離滬,前往海參崴,準備改乘火車到莫斯科。[77]


    對於出發的時間,有不同的說法,俞秀鬆1926年8月2日給父母親的信,說是「我是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啟程,十一月二十三日到達莫斯科」。[78]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也認為是10月28日出發,但認為是11月28日到莫斯科的。[79]吳亮平也說是10月出發的。[80]但王明11月2日作五律《赴莫自漢去滬船中》,說明正從武漢乘船赴上海;11月下旬在上海作詩兩首,說明這時他還在上海。故可以估計是11月下旬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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