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家庭及親屬情況如下。
（一）家世：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傳》說王明的祖籍是安徽省涇縣雲嶺村。清朝時因家鄉鬧水災，其高祖父陳世學和高祖母呂老太無法生計，投奔到金家寨的哥哥家。據陳世總譜記載，陳家第一世始祖叫六六公，原在江西，後來子孫遷到徽州，至宋代陳子舉時，「遊至涇川，見雲嶺山水秀麗，土地豐沃，遂在此安家」。如按六六公為第一世，傳到陳紹禹這一代，已經是第30代了。[2]
（二）家庭狀況：《傳記與回憶》說：
紹禹同誌1904年舊曆四月初九日（公曆5月23日）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寨鎮一個貧苦的教師和店員家裏。[3]當時，金寨是六安縣的一個小鎮。據雲，宋朝時，一位女將帶兵抵抗外族入侵，路過此處時，遺下一個金釵，因而此鎮原名金釵鎮，後來人們把金釵說成了金寨。
金寨地方雖不大，人口不過數千，但位於險要的大別山脈上，是河南省的固始、商城與安徽省的六安三縣交界之處。這三縣的界碑豎立在紹禹家門口的牆上，故稱之為「雞鳴聽兩省，狗咬聞三縣」的地方。北有清晰的史河。氣候溫暖，四季分明。大批出口的有竹、木、紙、鐵、炭、茶葉六項，其次有中藥茯苓，有顏料橡碗，還有豬鬃、羊皮、桐油、羊油等工業原料出口。進口的主要為鹽米兩項。全鎮幾乎都在山上，而山的大部被常青的鬆樹、杉樹和竹葉裝飾著。
……
金寨的生產雖很富，但金寨的絕大多數人民都很窮。紹禹家也不例外。他出生時……父親的兩個弟弟、三個妹妹都還年幼，祖父和父親兩人的收入不能維持八口之家的生活。把九歲的三姑芹香送給人家做童養媳，但是生活還是非常困難。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陳紹禹》中說：「陳紹禹，字露清，曾化名王明，安徽省金家寨人，個子不高。他出生於一九〇四年，家境貧寒，無田產，其父早年在金家寨小鎮開小行店為生。」[4]
（三）曾祖父陳應義，有二子，小兒子陳亨鍾，就是王明的祖父。[5]
（四）祖父陳亨鍾，號毓亭。《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出生時，祖父「已做了20多年的鄉村教師，還兼做紮燈籠的手工工人」。
（五）父親陳嘉渭，字秉森[6]，號聘之，夏曆1877年8月19日生。幼年讀過3年私塾。17歲到胡家店鐵廠當學徒工。早年在金家寨賣醬醋，稍有積蓄後，與其他兩家合夥開了個小店，經營竹木買賣，無田產。《傳記與回憶》說：
在紹禹五歲時，為了減輕家庭生活的困難，父親向他幫工的老闆借了一點錢，自己開了個小店。父親從8歲到12歲在家放豬，12歲到15歲在糕米店做學徒，15歲到32歲做店員。現在他自己想試試看做小生意，以便維持家庭生活。他租了紳士汪朗齋的房子，開起竹木行和做香店（店名叫「陳天慶麒」）來（想學祖父的樣子）。這種竹木行是大家公認的無本經營，靠天吃飯的事……沒有人買貨時，就沒有生意了。因此，生活還是很困難……可是房東汪紳士嫌紹禹家來往的人太多，竹木遍地，把紹禹全家都趕走了。不得已又租了陳姓家的房子，紹禹從7歲到21歲完全離開家前，都住在這所房子裏。
由於竹木行時常賠本，所以時常靠借債典當維持生活，而放高利貸者經常欺負窮人。尤其困難的是每逢新年時，債主索債逼人。無錢還債的父親隻好躲起來，孩子們出來向要債的人說好話。有時債主的狗腿子要不到錢就動手打人，所以和姐妹們也就和他打起來。也有時孩子們一齊叫喊著把門關上，把要債的人轟走。
紹禹的父親曾做過第六合作社的主任，為紅軍採辦給養從1932年紅四方麵軍向四川轉移後到1936年底西安事變前，曾五次被敵人捕去坐牢，受過嚴刑拷打，敵人常以活埋殺頭等威脅，父親堅決拒供。由於廣大群眾營救，得免於死。1947年國共再次分裂，桂係軍閥王伯雄駐金寨時，又把紹禹的父親和大妹（覺民）等捕去，先關在金寨，後關在霍山縣監獄裏。王伯雄時常大聲威脅，叫道：「把那個陳紹禹（王明）的父親和妹妹拉出來殺掉！」直到全國解放後，父親和妹妹才被釋放出來。劉偉同誌是金寨解放後第一個共產黨員縣長。1949年北京解放後，他給紹禹來信說：「陳老伯情況很困難，實際上靠討飯生活。現在我們接他住在縣政府，他熟悉本地情況，可以幫助工作。」
1950年父親來到北京，高興地說：「禹兒，咱們天天盼望共產黨勝利，這會可盼到了！」可惜父親在1957年5月11日去世了！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把他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裏。
王明的弟弟甘寧回憶說：家裏是窮人，父親做買賣，先賣醬醋，後與其他兩家聯合開了「陳農昌」號行店，經營竹木。住的房子是人家的，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坰，全靠小買賣為生，蘇區時劃為「城市貧民」成分。父親1931年到霍邱縣開順街轉運公司（離金寨30多裏），實際是開行店。兩年後被保衛局捉回金家寨，關了三個月。釋放後，行裏生意清淡了，就做醬醋賣。同時，組織上讓他組織赤色互濟會、反帝大同盟，他任六安六區主席。這都是群眾組織，任務是援助紅軍。群眾把鞋子送到他那裏，他再送給紅軍。國民黨進占後（1934年），就轉入秘密。曾組織群眾節鹽，並從白區買一部分，送給紅軍吃和洗傷口。1937年到武漢。後由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安排，他與二姐到了新疆，曾任合作社經理。盛世才反動後被捕三個月，放回後林伯渠勸他到延安，他要回家，結果16天後被捕，關了兩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才出獄。1951年到北京，1957年5月10日去世，享年80歲，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7]
（一）家世：曹仲彬、戴茂林的《王明傳》說王明的祖籍是安徽省涇縣雲嶺村。清朝時因家鄉鬧水災，其高祖父陳世學和高祖母呂老太無法生計，投奔到金家寨的哥哥家。據陳世總譜記載，陳家第一世始祖叫六六公，原在江西，後來子孫遷到徽州，至宋代陳子舉時，「遊至涇川，見雲嶺山水秀麗，土地豐沃，遂在此安家」。如按六六公為第一世，傳到陳紹禹這一代，已經是第30代了。[2]
（二）家庭狀況：《傳記與回憶》說：
紹禹同誌1904年舊曆四月初九日（公曆5月23日）生於安徽省六安縣金寨鎮一個貧苦的教師和店員家裏。[3]當時，金寨是六安縣的一個小鎮。據雲，宋朝時，一位女將帶兵抵抗外族入侵，路過此處時，遺下一個金釵，因而此鎮原名金釵鎮，後來人們把金釵說成了金寨。
金寨地方雖不大，人口不過數千，但位於險要的大別山脈上，是河南省的固始、商城與安徽省的六安三縣交界之處。這三縣的界碑豎立在紹禹家門口的牆上，故稱之為「雞鳴聽兩省，狗咬聞三縣」的地方。北有清晰的史河。氣候溫暖，四季分明。大批出口的有竹、木、紙、鐵、炭、茶葉六項，其次有中藥茯苓，有顏料橡碗，還有豬鬃、羊皮、桐油、羊油等工業原料出口。進口的主要為鹽米兩項。全鎮幾乎都在山上，而山的大部被常青的鬆樹、杉樹和竹葉裝飾著。
……
金寨的生產雖很富，但金寨的絕大多數人民都很窮。紹禹家也不例外。他出生時……父親的兩個弟弟、三個妹妹都還年幼，祖父和父親兩人的收入不能維持八口之家的生活。把九歲的三姑芹香送給人家做童養媳，但是生活還是非常困難。
桂尊秋在《我所知道的陳紹禹》中說：「陳紹禹，字露清，曾化名王明，安徽省金家寨人，個子不高。他出生於一九〇四年，家境貧寒，無田產，其父早年在金家寨小鎮開小行店為生。」[4]
（三）曾祖父陳應義，有二子，小兒子陳亨鍾，就是王明的祖父。[5]
（四）祖父陳亨鍾，號毓亭。《傳記與回憶》說：王明出生時，祖父「已做了20多年的鄉村教師，還兼做紮燈籠的手工工人」。
（五）父親陳嘉渭，字秉森[6]，號聘之，夏曆1877年8月19日生。幼年讀過3年私塾。17歲到胡家店鐵廠當學徒工。早年在金家寨賣醬醋，稍有積蓄後，與其他兩家合夥開了個小店，經營竹木買賣，無田產。《傳記與回憶》說：
在紹禹五歲時，為了減輕家庭生活的困難，父親向他幫工的老闆借了一點錢，自己開了個小店。父親從8歲到12歲在家放豬，12歲到15歲在糕米店做學徒，15歲到32歲做店員。現在他自己想試試看做小生意，以便維持家庭生活。他租了紳士汪朗齋的房子，開起竹木行和做香店（店名叫「陳天慶麒」）來（想學祖父的樣子）。這種竹木行是大家公認的無本經營，靠天吃飯的事……沒有人買貨時，就沒有生意了。因此，生活還是很困難……可是房東汪紳士嫌紹禹家來往的人太多，竹木遍地，把紹禹全家都趕走了。不得已又租了陳姓家的房子，紹禹從7歲到21歲完全離開家前，都住在這所房子裏。
由於竹木行時常賠本，所以時常靠借債典當維持生活，而放高利貸者經常欺負窮人。尤其困難的是每逢新年時，債主索債逼人。無錢還債的父親隻好躲起來，孩子們出來向要債的人說好話。有時債主的狗腿子要不到錢就動手打人，所以和姐妹們也就和他打起來。也有時孩子們一齊叫喊著把門關上，把要債的人轟走。
紹禹的父親曾做過第六合作社的主任，為紅軍採辦給養從1932年紅四方麵軍向四川轉移後到1936年底西安事變前，曾五次被敵人捕去坐牢，受過嚴刑拷打，敵人常以活埋殺頭等威脅，父親堅決拒供。由於廣大群眾營救，得免於死。1947年國共再次分裂，桂係軍閥王伯雄駐金寨時，又把紹禹的父親和大妹（覺民）等捕去，先關在金寨，後關在霍山縣監獄裏。王伯雄時常大聲威脅，叫道：「把那個陳紹禹（王明）的父親和妹妹拉出來殺掉！」直到全國解放後，父親和妹妹才被釋放出來。劉偉同誌是金寨解放後第一個共產黨員縣長。1949年北京解放後，他給紹禹來信說：「陳老伯情況很困難，實際上靠討飯生活。現在我們接他住在縣政府，他熟悉本地情況，可以幫助工作。」
1950年父親來到北京，高興地說：「禹兒，咱們天天盼望共產黨勝利，這會可盼到了！」可惜父親在1957年5月11日去世了！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把他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裏。
王明的弟弟甘寧回憶說：家裏是窮人，父親做買賣，先賣醬醋，後與其他兩家聯合開了「陳農昌」號行店，經營竹木。住的房子是人家的，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坰，全靠小買賣為生，蘇區時劃為「城市貧民」成分。父親1931年到霍邱縣開順街轉運公司（離金寨30多裏），實際是開行店。兩年後被保衛局捉回金家寨，關了三個月。釋放後，行裏生意清淡了，就做醬醋賣。同時，組織上讓他組織赤色互濟會、反帝大同盟，他任六安六區主席。這都是群眾組織，任務是援助紅軍。群眾把鞋子送到他那裏，他再送給紅軍。國民黨進占後（1934年），就轉入秘密。曾組織群眾節鹽，並從白區買一部分，送給紅軍吃和洗傷口。1937年到武漢。後由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安排，他與二姐到了新疆，曾任合作社經理。盛世才反動後被捕三個月，放回後林伯渠勸他到延安，他要回家，結果16天後被捕，關了兩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才出獄。1951年到北京，1957年5月10日去世，享年80歲，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