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安徽同鄉老友朱蘊山,聽說了這件事,買了幾隻鴨子去探望他,見他胃病發作,痛得在床上打滾。朱曾勸他不要搞托派,後來又受周恩來之託,勸他到延安去。他都未聽從。所以,他逝世後,朱寫詩曰:


    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沖霄。


    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到他去世的那一年——1942年初,生活的窘迫和「川省地勢海拔較高」對他病體不利的影響,終於使他做出了移居貴陽的決定。在1942年1月9日和2月12日給楊鵬升的信中,都提到這件事:「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雖未好,或可冒險乘車往貴陽,以彼處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終以病體不勝跋涉」而作罷。而在這兩封信之間,即1月27、29日,恰有朱家驊贈送經蔣介石「諭示」的8000元,使他也暫時有了經濟上的支持,沒有冒險去貴陽,直到他逝世。


    陳獨秀晚年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許多親友都來幫助他,資助他,但是,他並非一概都接受:第一,「素無知交者,更不願無緣受賜」[28]。第二,國民黨的著名官僚或共產黨的叛徒贈送的,即使出於同情而並非政治拉攏,他也堅決拒絕。如羅家倫等曾親自送錢給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臨走時,陳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陳獨秀主持中共時期著名的共產黨活動家、後被捕在一次陪綁的假槍斃中嚇破了膽而叛變的任卓宣曾匯給他200元,很快就退回了。陳說「你比我窮」,任不解。其實此話意味深長,乃指人格而已。第三,「無功不受祿。」他的音韻文字學著作《小學識字教本》,曾得到預支稿費1萬元,因與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書名糾紛,未能出版,這筆錢一直沒有動用。對於朋友的資助,他也盡量寫一些字聯和詩詞贈送。他的書法,特別是小篆,很有名氣,一紙難求。北大同學會先後派羅漢(羅漢在1940年重慶遭日機大轟炸時犧牲)、何之瑜照顧陳獨秀晚年的生活,還每月補貼他300元生活費。這對於陳獨秀晚年生活的穩定,非常重要。陳就把他的書稿《連語類編》贈給北大,以資報答。


    生活是如此艱難,尤其是對這種近乎靠別人施捨度日的狀況,對他這個早年提倡「獨立自由之人格……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的自尊性極強的名人來說,[29]精神上帶來無比的痛苦。在致楊鵬升的一係列書信中,充滿著這樣的字句:「由於醫藥費,曾與編譯館約過一稿,可以支取應用,不應以此累及友好」(1940年1月31日);「接行嚴轉來匯票三百元,不勝惶恐之至……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實慚惑無既,辱在知己,並感謝字亦不敢出口也」(1940年2月26日);在接到印有獨秀名字的信箋信封時,又說「屢承厚賜,何以報之」(1940年4月7日);還有在接到千元兌票時說:「屢承吾兄掛念鄙況,既感且漸,無以答雅意,如何可安」(1941年8月6日)。直到他逝世前一個多月給楊的最後一封信,還在說「復覺慚愧無狀」,「且感且慚」(1942年4月5日);等等。


    對於這樣的日子,一般人早已愁悶至極,但是陳獨秀畢竟是一個歷經磨難之人,屢受迫害、打擊之外,被捕、坐牢甚至槍斃的威脅也經受過。他卻善於苦中尋樂,如有一次還題寫李白的詩贈友自嘲之:


    問君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30]


    在暫居郭家公館時,曾與早年同鄉好友鬍子穆一家同居一宅,陳給胡寫詩一首曰:


    嫩秧被地如茵綠,落日銜山似火紅;


    閑倚柴門貪晚眺,不知辛苦亂離中。[31]


    日本侵略造成了國破家亡,人民受盡苦難,但大自然還是那樣美麗,讓人貪晚眺望,暫時忘卻了亂離中的辛苦。


    陳獨秀書嶽飛《滿江紅》


    對於因形格勢禁一時難以進行革命活動,他也能釋懷。在石牆院,除了老友鄧初醫生常來看病外,還有一位為他看病的程裏鳴大夫,時間一長,兩人相交甚篤,無話不談。有一次程笑著問:「陳老先生,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陳表示:「有話直說。」程說:「人們都說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陳搖頭嘆息道:「你行醫,不懂政治。你為我治好了病,無以答謝,給你寫副對聯吧。」於是,陳獨秀為程寫了以下一聯:


    美酒飲到微醉處;


    好花看在半開時。[32]


    真是妙語!雖然由於種種原因,現在不能親身參加並領導革命和抗日戰爭了,但是我所從事的革命運動,像「美酒」「好花」一樣,已經是「最美好的人生」了。


    其實,他的精神絲毫未頹,愛國熱情也仍旺盛。在家徒四壁的牆上,唯一的裝飾,就是他寫的嶽飛的「還我河山」四個大字。早在武漢時期,他還給友人題贈嶽飛「滿江紅」一詞(解放後,收藏者怕招禍,把陳獨秀的署名處理了)。


    另外,他的貧病交加,也絲毫沒有減弱他的好學、博學的品性,更使他博得人們的欽佩和尊敬。上述江津縣長羅宗文說:「他的字寫得很好,我十分欣賞,我調離開江津時,求他寫了一副對聯,他寫的是:『還師自西旅,祖道出東門』。並在邊上題雲:『宗文先生,長斯邑年餘,今調赴銅梁,出紙索書,因集《散氏銘》以贈,即乞正之,獨秀。』下聯是為羅餞別的意思,但上聯之意甚深,在於近而求諸遠:當時全國有誌之士,都湧到西南,堅持抗日戰爭,艱苦異常,都渴望早日勝利,從西方班師回到各自的家鄉。「《散氏銘》共僅350字,要從中選出10個,集成一聯,既反映群眾渴望抗戰勝利、結伴還鄉的心情,又突出群眾為我餞行惜別的深情厚誼,信手拈來,聯成妙對,足見陳老國學功底的深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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