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四川省銀行總行省庫部收支課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銀行國庫局一件支付書，命在江津縣代辦國庫業務的四川省銀行辦事處付給陳仲甫一筆數目可觀的錢。這筆錢是由蔣介石匯給陳仲甫的。我想，陳仲甫是陳獨秀的號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別注意這筆庫款的下落。
可是過了六七天，仍不見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寄回陳仲甫的收據。國庫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員來查問，並催促盡快將這筆錢送交陳收。
又過了兩天，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回電說：「辦事處主任張錦柏親自去見陳，他還是不收，隻好將原支付書退回。」我們當即通知國庫局：已將這筆錢原封退回。[24]
這就說明，原先以蔣介石的名義給陳獨秀匯過5000元贈款，確是被陳拒絕了。
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3月6日朱致陳獨秀信告知資助5000元的信、1942年1月27日朱致陳獨秀告知資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朱致陳布雷報告8000元將「以弟名義」轉送陳獨秀的信，三封都還加了「密」字，說明贈送者不願意讓陳和外人知道這兩筆資助款的來源。否則，陳若知道是國民黨官方或蔣介石所贈，恐不會接受。朱家驊原是五四時期陳獨秀在北大的同事，教授德文。這三筆錢，若以其個人名義資助，而且贈送時寫的信又極為誠懇，陳卻之不恭，才接受了。然而，陳可能不會一點也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所以收得很勉強，以至表示「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可見陳當時心中的苦澀。
這種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靠別人近乎「施捨」度日的狀況，極大地刺傷了陳獨秀的自尊心。
再次，朱家驊、陳獨秀信中所述的贈款數與何之瑜的記錄有出入。照顧陳獨秀晚年生活的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未刊稿）中記載逝世前的醫藥費收入部分：第一筆就是蔣先生5000元[25]，第二筆是朱騮先先生5000元。這就與朱信中的那筆錢對上了，也證明鄭學稼、許伯建說的那筆被陳獨秀退回去的錢是另外一筆。另外，何之瑜的記錄並不齊全，因為楊鵬升的贈款一筆也沒有記錄，看來有些贈款未經何之瑜之手。
有人認為，陳獨秀晚年得到這些「巨額贈款」，說明他的生活並不貧困。但是，正如上述陳獨秀與江津縣長羅宗文接觸時所說，由於戰爭環境，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這些贈款又像打水漂一樣飛去了。據時人回憶：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在後方辦過23個國立中學，收容敵占區和交戰區的流亡學生。當時的國立中學都實行公費製，學生有飯吃，夥食費隨米價漲而漲，沒有下落過：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是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漲到了每月133元，大漲22倍。[26]陳獨秀在致楊鵬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記載：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說：「此間米價30餘元一鬥，每鬥60斤……前次歐戰中德國危機，乃物資天然不足，今中國人為居半，穀物暴漲則全屬人為。封鎖討伐又加奸墨橫行，此事無法解決也」；這年12月23日函稱：「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規，弟居鄉時，每月用二百元，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鬥，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即因「山中大寒，盜風又大熾」，臨時移居江津城——引者）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鬥米價隻三元，現在要七十元）。長此下去，實屬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稱：「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當多一二倍），已覺駭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為生者，將何以堪！物貴由於幣賤米昂，幣賤乃自然之理，無法可設；米貴則大半由於人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圖之以自救耶！」
這年11月22日給楊鵬升的信中說：「此時弟居鄉亦月需費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數倍，如何可支！」而且早在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說過：「物價如此高漲，吾兄每月虧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陳獨秀為了不再連累朋友的生活，曾產生過「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費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雖然朱家驊的資助1941年增加到了5000元，1942年又資助了8000元，哪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醫藥費的開支。有時親友接濟不上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柏文蔚送給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進了當鋪，還賣給房東楊魯承家一些衣物。最後他與潘蘭珍在石牆院的住房，一為臥室，一為書房，房上無天花板，下麵是潮濕的泥地，若遇大雨，滿屋漏水。
窮困潦倒的生活，使他的腸胃病和高血壓更加惡化。1941年冬，米價大漲，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師歐陽競無借《武榮碑》字帖時，以詩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貫休入蜀唯瓶缽，臥病山居生事微。
歲尾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27]
1922年歐陽競無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抗戰時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對書法有很深的造詣，與陳獨秀過從甚密。而「貫休」是唐朝一高僧，稱禪月大師，善詩，兼工書法。其書人稱「薑體」（他姓名薑德隱），自成一派，得到後世許多名家的讚賞。他也曾入蜀，並有詩雲：「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表示他老年隻有一瓶一缽的清苦。陳獨秀寫此詩，自比貫休，不僅被疾病折磨，不能親自上門拜訪，而且「生事微」——家用匱乏。快過年了，家家都備足了豬肉和雞鴨，而我隻得向你借《武榮碑》來解解饞了。
可是過了六七天，仍不見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寄回陳仲甫的收據。國庫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員來查問，並催促盡快將這筆錢送交陳收。
又過了兩天，省銀行江津辦事處回電說：「辦事處主任張錦柏親自去見陳，他還是不收，隻好將原支付書退回。」我們當即通知國庫局：已將這筆錢原封退回。[24]
這就說明，原先以蔣介石的名義給陳獨秀匯過5000元贈款，確是被陳拒絕了。
其次，六封信中，1941年3月6日朱致陳獨秀信告知資助5000元的信、1942年1月27日朱致陳獨秀告知資助8000元的信和同日朱致陳布雷報告8000元將「以弟名義」轉送陳獨秀的信，三封都還加了「密」字，說明贈送者不願意讓陳和外人知道這兩筆資助款的來源。否則，陳若知道是國民黨官方或蔣介石所贈，恐不會接受。朱家驊原是五四時期陳獨秀在北大的同事，教授德文。這三筆錢，若以其個人名義資助，而且贈送時寫的信又極為誠懇，陳卻之不恭，才接受了。然而，陳可能不會一點也不知道這些錢的來源，所以收得很勉強，以至表示「盛意誠屬過分，以後如再下賜，弟決不敢受」，可見陳當時心中的苦澀。
這種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靠別人近乎「施捨」度日的狀況，極大地刺傷了陳獨秀的自尊心。
再次，朱家驊、陳獨秀信中所述的贈款數與何之瑜的記錄有出入。照顧陳獨秀晚年生活的何之瑜在《先生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未刊稿）中記載逝世前的醫藥費收入部分：第一筆就是蔣先生5000元[25]，第二筆是朱騮先先生5000元。這就與朱信中的那筆錢對上了，也證明鄭學稼、許伯建說的那筆被陳獨秀退回去的錢是另外一筆。另外，何之瑜的記錄並不齊全，因為楊鵬升的贈款一筆也沒有記錄，看來有些贈款未經何之瑜之手。
有人認為，陳獨秀晚年得到這些「巨額贈款」，說明他的生活並不貧困。但是，正如上述陳獨秀與江津縣長羅宗文接觸時所說，由於戰爭環境，物價（特別是米價）飛漲，這些贈款又像打水漂一樣飛去了。據時人回憶：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在後方辦過23個國立中學，收容敵占區和交戰區的流亡學生。當時的國立中學都實行公費製，學生有飯吃，夥食費隨米價漲而漲，沒有下落過：1939年2～11月，每人每月是6元，可是到1941年8月，漲到了每月133元，大漲22倍。[26]陳獨秀在致楊鵬升的信中也有不少記載：1940年10月19日的信中說：「此間米價30餘元一鬥，每鬥60斤……前次歐戰中德國危機，乃物資天然不足，今中國人為居半，穀物暴漲則全屬人為。封鎖討伐又加奸墨橫行，此事無法解決也」；這年12月23日函稱：「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規，弟居鄉時，每月用二百元，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鬥，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即因「山中大寒，盜風又大熾」，臨時移居江津城——引者）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鬥米價隻三元，現在要七十元）。長此下去，實屬不了！」1941年9月6日函稱：「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當多一二倍），已覺駭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為生者，將何以堪！物貴由於幣賤米昂，幣賤乃自然之理，無法可設；米貴則大半由於人為，挽救之法甚多，政府何不急圖之以自救耶！」
這年11月22日給楊鵬升的信中說：「此時弟居鄉亦月需費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兄竟至多我數倍，如何可支！」而且早在這年1月26日的信中就說過：「物價如此高漲，吾兄每月虧空如此之多，奈何？奈何？」陳獨秀為了不再連累朋友的生活，曾產生過「出川」的想法：「黔、湘、桂之生活費用都比川省要少一半」。因此，雖然朱家驊的資助1941年增加到了5000元，1942年又資助了8000元，哪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醫藥費的開支。有時親友接濟不上時，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柏文蔚送給他的一件灰鼠皮袍就進了當鋪，還賣給房東楊魯承家一些衣物。最後他與潘蘭珍在石牆院的住房，一為臥室，一為書房，房上無天花板，下麵是潮濕的泥地，若遇大雨，滿屋漏水。
窮困潦倒的生活，使他的腸胃病和高血壓更加惡化。1941年冬，米價大漲，他在向著名佛教大師歐陽競無借《武榮碑》字帖時，以詩代柬，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
貫休入蜀唯瓶缽，臥病山居生事微。
歲尾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27]
1922年歐陽競無在南京成立支那內學院，抗戰時流亡到江津重建，此人對書法有很深的造詣，與陳獨秀過從甚密。而「貫休」是唐朝一高僧，稱禪月大師，善詩，兼工書法。其書人稱「薑體」（他姓名薑德隱），自成一派，得到後世許多名家的讚賞。他也曾入蜀，並有詩雲：「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表示他老年隻有一瓶一缽的清苦。陳獨秀寫此詩，自比貫休，不僅被疾病折磨，不能親自上門拜訪，而且「生事微」——家用匱乏。快過年了，家家都備足了豬肉和雞鴨，而我隻得向你借《武榮碑》來解解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