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出獄前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一係列重大而複雜的變化。
蘇聯一邊大肆製造冤案，殘殺異己，嚴重削弱國內有生力量，一邊為自保，先後與法國、波蘭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同時利用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號召各國共產黨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雖然意在保衛蘇聯一國社會主義，但對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對中共路線的轉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中共以王明為首的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1935年《八一宣言》發出「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籲後，12月中共中央舉行的瓦窯堡會議，結束了「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統治，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並通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最終實現了從「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轉變。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
麵對如此巨大變化的國際國內形勢，一向對政治形勢有敏銳觀察力的陳獨秀，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
抗戰之初，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戰情緒高漲。蔣介石國民政府也較積極，國共合作較為融洽，打了一些「平型關」「台兒莊」那樣的勝仗。陳獨秀見此，很受鼓舞。他先後在南京、武漢多次發表演說，撰寫文章說：「這一次抗戰，軍人確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勇敢犧牲的精神，是可欽佩的。」[7]同時，他對抗戰的前途也相當樂觀，而且感染了一些失敗主義情緒嚴重的人。還在南京時，他與胡適、傅斯年談論形勢，傅很沮喪地說：「我對於人類前途很悲觀，十月革命本是人類運命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布滿全世界……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運命！」陳獨秀說：「不然，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絕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隻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麵，絲毫用不著悲觀。」他甚至以半個多世紀的深刻的歷史經驗和觀察，這樣自負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隻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當時傅斯年被他的話深深打動，說：「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們比他年紀輕，還沒他精神旺，他現在還是樂觀。」[8]
陳獨秀之所以對中國抗戰有如此的認識，一是看到了由於國共合作的形成，中國出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抗日，結局必勝。他多次留學日本，深知日本國土之小，資源之貧，想滅亡中國如蛇吞大象，最後必敗。二是他對這次抗戰的意義有了比「救亡愛國」更深刻的認識。他認為這次抗戰是「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的革命戰爭」；它不僅是「進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僅是「反侵略戰爭」，而且是中國「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運動之繼續」[9]，「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之繼續」，其意義，不僅僅是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宰割，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由半殖民地的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之機會」。[10]為此，他在自己的「抗戰綱領」中寫道：「以推翻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障礙為此次抗日戰爭之最終目的。」[11]
要實行這樣的抗戰，承擔這樣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必須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麵，有一係列的綱領和政策，並有組織實施力量，就是全國要有統一的領導。此時的陳獨秀，已經超脫於黨派之外，他考慮的是：誰能領導這樣的戰爭，他就擁護誰，聲稱：「此次抗日戰爭，無論是何人何黨所領導，任何人任何黨派都應該一致贊助。」[12]他甚至拋棄大半輩子信仰的社會主義，「誰能夠有實力有決心來領導這一戰爭，完成國家獨立（即收回以前所有喪失的主權）與統一，並且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便能夠安然掌權，建設他所主張的政治形態和工業製度：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13]
在陳獨秀看來，當時，除了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沒有這個力量。這是他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的基本出發點。
同時，他對國民黨本身的認識，也與「九一八」「一·二八」時不一樣了，不再罵國民黨政府是「不抵抗」「投降賣國」的政府，而說：「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氣瀰漫了全中國，政府也有了二三年的軍事上的努力，於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戰爭。」[14]他甚至稱國民黨政府是「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國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協即千古罪人』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人民不應該再懷疑政府了。」為此，一直處於反對黨地位的陳獨秀，一再強調「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呼籲全國民眾，尤其是「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15]。並且提議：「政府要抗戰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戰到底，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16]。
可以看出，這時的陳獨秀的確是個胸懷寬廣、不計前嫌、光明磊落的人，不考慮個人的麵子與得失，隻從民族大義出發，滿腔熱情地號召人民支持國民黨領導抗日救國戰爭，對國民黨政府的有所作為表示一種很大的期待。
蘇聯一邊大肆製造冤案，殘殺異己，嚴重削弱國內有生力量，一邊為自保，先後與法國、波蘭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同時利用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號召各國共產黨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雖然意在保衛蘇聯一國社會主義，但對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對中共路線的轉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中共以王明為首的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1935年《八一宣言》發出「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籲後，12月中共中央舉行的瓦窯堡會議，結束了「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統治，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並通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最終實現了從「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轉變。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
麵對如此巨大變化的國際國內形勢，一向對政治形勢有敏銳觀察力的陳獨秀，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
抗戰之初，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戰情緒高漲。蔣介石國民政府也較積極，國共合作較為融洽，打了一些「平型關」「台兒莊」那樣的勝仗。陳獨秀見此，很受鼓舞。他先後在南京、武漢多次發表演說，撰寫文章說：「這一次抗戰，軍人確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勇敢犧牲的精神，是可欽佩的。」[7]同時，他對抗戰的前途也相當樂觀，而且感染了一些失敗主義情緒嚴重的人。還在南京時，他與胡適、傅斯年談論形勢，傅很沮喪地說：「我對於人類前途很悲觀，十月革命本是人類運命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布滿全世界……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運命！」陳獨秀說：「不然，從歷史上看來，人類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動物，到了絕望時，每每自己會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時各色黑暗的現象，隻是人類進化大流中一個短時間的逆流，光明就在我們的前麵，絲毫用不著悲觀。」他甚至以半個多世紀的深刻的歷史經驗和觀察，這樣自負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隻要我們幾個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當時傅斯年被他的話深深打動，說：「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們比他年紀輕，還沒他精神旺，他現在還是樂觀。」[8]
陳獨秀之所以對中國抗戰有如此的認識，一是看到了由於國共合作的形成，中國出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抗日，結局必勝。他多次留學日本，深知日本國土之小，資源之貧，想滅亡中國如蛇吞大象，最後必敗。二是他對這次抗戰的意義有了比「救亡愛國」更深刻的認識。他認為這次抗戰是「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的革命戰爭」；它不僅是「進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僅是「反侵略戰爭」，而且是中國「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運動之繼續」[9]，「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戰爭之繼續」，其意義，不僅僅是趕走日本帝國主義，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宰割，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由半殖民地的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之機會」。[10]為此，他在自己的「抗戰綱領」中寫道：「以推翻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障礙為此次抗日戰爭之最終目的。」[11]
要實行這樣的抗戰，承擔這樣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必須在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麵，有一係列的綱領和政策，並有組織實施力量，就是全國要有統一的領導。此時的陳獨秀，已經超脫於黨派之外，他考慮的是：誰能領導這樣的戰爭，他就擁護誰，聲稱：「此次抗日戰爭，無論是何人何黨所領導，任何人任何黨派都應該一致贊助。」[12]他甚至拋棄大半輩子信仰的社會主義，「誰能夠有實力有決心來領導這一戰爭，完成國家獨立（即收回以前所有喪失的主權）與統一，並且能夠解決農民問題，誰便能夠安然掌權，建設他所主張的政治形態和工業製度：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13]
在陳獨秀看來，當時，除了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沒有這個力量。這是他擁護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的基本出發點。
同時，他對國民黨本身的認識，也與「九一八」「一·二八」時不一樣了，不再罵國民黨政府是「不抵抗」「投降賣國」的政府，而說：「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氣瀰漫了全中國，政府也有了二三年的軍事上的努力，於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戰爭。」[14]他甚至稱國民黨政府是「堅決抗戰到底的政府」，「我們應該相信政府確有抗戰到底的決心，是不會中途妥協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國人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協即千古罪人』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人民不應該再懷疑政府了。」為此，一直處於反對黨地位的陳獨秀，一再強調「民族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呼籲全國民眾，尤其是「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都以在野黨的資格絕對擁護抗日戰爭；一致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之軍事最高統率權」[15]。並且提議：「政府要抗戰到底，人民要援助政府使政府能夠抗戰到底……人民要政府抗戰到底，必須趕快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16]。
可以看出，這時的陳獨秀的確是個胸懷寬廣、不計前嫌、光明磊落的人，不考慮個人的麵子與得失，隻從民族大義出發，滿腔熱情地號召人民支持國民黨領導抗日救國戰爭，對國民黨政府的有所作為表示一種很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