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昌為首的臨委，比較傾向於陳獨秀的九月政綱，主張運用民主口號與廣大群眾發生聯繫，反對中共組織「赤色工會」與國民黨的「黃色工會」對抗的「盲動主義的工運策略」；充分利用一切公開的、改良的甚至反動的工會，做團結群眾及反國民黨反資本家的鬥爭。行動口號是：召集普選、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他們認為正確的「聯合戰線」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28]因此他們要求參加宋慶齡主持的上海反帝國主義戰爭和反法西斯大會，[29]表示「同意這個會議，我們特地為這個會議準備了一個宣言。我們熱誠地動員我們的一切組織，去執行這種工作」。但同時又聲明：「我們在會議中必須堅持我們對於參加的一切黨派的理論、政策、行動之討論和批評的絕對自由！」[30]對這個在白色恐怖下進行的反帝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示威的會議，他們要求對「一切黨派……批評的絕對自由」，這不是去吵架，去分裂嗎！而大會又是共產黨布置的，他們不可能被允許參加。
但是，格拉斯和北方來的年輕托派是一批更加極左的分子，也影響到劉仁靜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左傾」起來。福建事變時，他們認為如果在此時運用國民會議策略是幫助蔣介石政府，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同時，由於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紅軍運動又在第三次「左」傾路線領導下日漸衰落，因此他們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托在國際突然事件上，如爆發世界大戰，反對國際上和國內宋慶齡領導的反戰運動、反戰大同盟等。在當時開展的內部理論與策略的討論中，他們一方麵支持討論，以便統一認識，產生一個比陳獨秀九月政綱更「左」的新政綱；另一方麵，把主要興趣放在組織的改造上，企圖奪取托派的領導權，甚至組成一個「新政黨」。因為希特勒上台後，托洛茨基宣布共產國際已經「死亡」，改變了「挽救」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號召各國托派另立新黨，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提議組織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從政綱和組織兩方麵，同時發起攻擊。
鑑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也認為1931年托派統一大會通過的綱領已經不適用，應該起草一個新的綱領。於是，陳其昌臨委委託劉仁靜起草了一個《政治決議草案》，並在1934年2月20日臨委會上通過。
這個草案又受到史朝生為首的滬西區委、彭述之、羅世藩等人的嚴厲批評。但陳獨秀表示：「政治草案我讀了一遍，覺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認為民眾運動的開始抬頭而又低落下去的現在，正需要適合現狀的這樣一個政治決議案。我去年第一次向臨委建議就是這個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卻和消極，消極固然不可，依客觀的形勢，退卻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有時是革命的。退到我們能夠站住腳的地帶，能夠積極的為準備進攻而站住腳的地帶，比任何激烈的詞句都要革命些。」
這裏，陳獨秀與盲動的極左派及消極悲觀論者不同，能辯證地看待托派目前的處境，提出適當的方針。同時，他也對臨委通過的《政治決議草案》提出了幾條重要的修改意見。
關於國際形勢。由於當時歐洲的局勢變化十分複雜，眾說紛紜，草案因而對此「忽略」了。而托派中多數仍堅持帝國主義會聯合進攻蘇聯的可能，總是高喊「擁護蘇聯」的口號。陳獨秀指出這種「忽略」和「擁護」都是不對的，「多瑙河流域事變發展，是國際很重要的現象……我認為，目前意、奧、匈與德不睦，還不是歐洲很重要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是將來的形勢一變而是意、德、奧、匈公開的聯合對法，則去戰爭便不很遠了。德聯法對意、奧，法助德征服奧、匈，都是不會有的事。我覺得將來的大戰會開始於歐洲而不開始於遠東。蘇聯固然不應該自啟戰端，日本隻要它不積極的幹涉滿洲，也沒有攻俄的必要，而且攻俄並非是很平安順利的了……照現在的局勢，大戰會開始於奧、匈進攻小協約，於是法蘭西出來援助小協約，於是義大利德國起來援助奧匈，於是法國求助於蘇聯，於是意德求助於日本，於是法國求助於英美。」
對於蘇聯，陳認為：「蘇聯看重於中歐的市場，也同樣不容易決定放棄那一個，所以它的態度會動搖不定。此時帝國主義眼中的蘇聯，已不會引起帝國主義國家有聯合武裝進攻的必須；今後某一集團的帝國主義和蘇聯開戰，決不是簡單的向蘇聯進攻，所以帝國主義聯合向蘇聯武裝進攻已成為過去的名詞。政治決議案中不應該應用此種名詞。」
所以，他提議，在決議案中，「應該說到——明確的說到國際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法西斯蒂的工人聯合戰線』，而不是『擁護蘇聯』（『擁護蘇聯』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的特殊口號）；中國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國民黨，實現徹底民主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而不是『倒蔣』。『倒蔣』隻能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一種特殊的臨時行動口號，等於『打倒資產階級的十個總長』。『打倒十個總長若用為中心政治口號，豈不荒唐！」——這裏，他為自己在「一·二八」事件中提出的「倒蔣」口號進行了辯護。
關於國民黨的國民大會。由於劉仁靜熱衷於他的「經濟復興論」，草案沒有提及這個問題。陳獨秀認為：「在沒有革命運動的現在，國民黨準備召集國民會議頒布憲法，這些現象，是擺在我們麵前的重要問題。一個革命的政黨對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應該不理，亦必須向群眾指出應該不理的理由。草案對此太過疏忽了。」
但是，格拉斯和北方來的年輕托派是一批更加極左的分子，也影響到劉仁靜在思想和行動上更加「左傾」起來。福建事變時，他們認為如果在此時運用國民會議策略是幫助蔣介石政府，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和「共同行動」。同時，由於自感力量太弱，中共的紅軍運動又在第三次「左」傾路線領導下日漸衰落，因此他們把革命再起的希望寄托在國際突然事件上，如爆發世界大戰，反對國際上和國內宋慶齡領導的反戰運動、反戰大同盟等。在當時開展的內部理論與策略的討論中，他們一方麵支持討論，以便統一認識，產生一個比陳獨秀九月政綱更「左」的新政綱；另一方麵，把主要興趣放在組織的改造上，企圖奪取托派的領導權，甚至組成一個「新政黨」。因為希特勒上台後，托洛茨基宣布共產國際已經「死亡」，改變了「挽救」共產國際及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號召各國托派另立新黨，這些青年托派就提出放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提議組織新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格拉斯、史朝生、劉仁靜等人，從政綱和組織兩方麵，同時發起攻擊。
鑑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陳獨秀也認為1931年托派統一大會通過的綱領已經不適用，應該起草一個新的綱領。於是，陳其昌臨委委託劉仁靜起草了一個《政治決議草案》，並在1934年2月20日臨委會上通過。
這個草案又受到史朝生為首的滬西區委、彭述之、羅世藩等人的嚴厲批評。但陳獨秀表示：「政治草案我讀了一遍，覺得大致可以用得。我老早即認為民眾運動的開始抬頭而又低落下去的現在，正需要適合現狀的這樣一個政治決議案。我去年第一次向臨委建議就是這個意思。或者有人就不能退卻和消極，消極固然不可，依客觀的形勢，退卻有時是必要的，而且有時是革命的。退到我們能夠站住腳的地帶，能夠積極的為準備進攻而站住腳的地帶，比任何激烈的詞句都要革命些。」
這裏，陳獨秀與盲動的極左派及消極悲觀論者不同，能辯證地看待托派目前的處境，提出適當的方針。同時，他也對臨委通過的《政治決議草案》提出了幾條重要的修改意見。
關於國際形勢。由於當時歐洲的局勢變化十分複雜，眾說紛紜，草案因而對此「忽略」了。而托派中多數仍堅持帝國主義會聯合進攻蘇聯的可能，總是高喊「擁護蘇聯」的口號。陳獨秀指出這種「忽略」和「擁護」都是不對的，「多瑙河流域事變發展，是國際很重要的現象……我認為，目前意、奧、匈與德不睦，還不是歐洲很重要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是將來的形勢一變而是意、德、奧、匈公開的聯合對法，則去戰爭便不很遠了。德聯法對意、奧，法助德征服奧、匈，都是不會有的事。我覺得將來的大戰會開始於歐洲而不開始於遠東。蘇聯固然不應該自啟戰端，日本隻要它不積極的幹涉滿洲，也沒有攻俄的必要，而且攻俄並非是很平安順利的了……照現在的局勢，大戰會開始於奧、匈進攻小協約，於是法蘭西出來援助小協約，於是義大利德國起來援助奧匈，於是法國求助於蘇聯，於是意德求助於日本，於是法國求助於英美。」
對於蘇聯，陳認為：「蘇聯看重於中歐的市場，也同樣不容易決定放棄那一個，所以它的態度會動搖不定。此時帝國主義眼中的蘇聯，已不會引起帝國主義國家有聯合武裝進攻的必須；今後某一集團的帝國主義和蘇聯開戰，決不是簡單的向蘇聯進攻，所以帝國主義聯合向蘇聯武裝進攻已成為過去的名詞。政治決議案中不應該應用此種名詞。」
所以，他提議，在決議案中，「應該說到——明確的說到國際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法西斯蒂的工人聯合戰線』，而不是『擁護蘇聯』（『擁護蘇聯』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的特殊口號）；中國運動的總口號，應該是『打倒國民黨，實現徹底民主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而不是『倒蔣』。『倒蔣』隻能是某一時期某一環境一種特殊的臨時行動口號，等於『打倒資產階級的十個總長』。『打倒十個總長若用為中心政治口號，豈不荒唐！」——這裏，他為自己在「一·二八」事件中提出的「倒蔣」口號進行了辯護。
關於國民黨的國民大會。由於劉仁靜熱衷於他的「經濟復興論」，草案沒有提及這個問題。陳獨秀認為：「在沒有革命運動的現在，國民黨準備召集國民會議頒布憲法，這些現象，是擺在我們麵前的重要問題。一個革命的政黨對此置之不理，那便是自己表示不存在了。如果應該不理，亦必須向群眾指出應該不理的理由。草案對此太過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