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此文發表後，如同在托派中炸響了一枚地雷，連同他的九月政綱，受到了劉仁靜、彭述之及其他極左派分子的猛烈反擊；陳獨秀也及時進行反駁。同時，劉與彭以及極左派分子之間，也互相批判，形成了一場大混戰。每人都說自己是「真正的托洛茨基者」，對方是「可恥的機會主義者」，直到1934年1月16日，陳獨秀在一篇文章末尾，為托派的發展總結出三條路線說：一是「胡年（即劉仁靜——引者）的路：經濟復興，主要的是抵製日貨以開闢國內市場」；二是「區白（即彭述之——引者）的路：反蔣就是執行民主民族鬥爭任務」；三是「雪衣（即陳獨秀——引者）的路：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陳獨秀問：「我們走那條路呢？」[19]
27日，彭又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除了重複以前的錯誤與空洞外，更加上了許多新的錯誤」，「將蘇維埃盡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20]；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認為自己的路線比陳獨秀「組織蘇維埃的空談」切實些，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一時輕浮的樂觀認為蘇維埃革命快要到來，一時又改變成沮喪的悲觀，認為革命無抬頭的可能，教人們如何對他發生信仰」，這才是「無恥的機會主義」。[21]同時，劉仁靜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誤（如反蔣問題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認為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誤」（指主張「組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誤。[22]
對於這種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覆嗎？》[23]為題，指責彭述之隻會「亂造謠言和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題，而「滿紙的題外遊詞，這樣的答覆隻是他表示自己沒有爭辯能力」。他又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自己主持的托派常委在「一·二八」時的「路線是正確的」；並說如果將來再出現那樣的局勢，托派主張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劉仁靜的「盲動主義」和「反馬克思」等大帽子壓倒，「我真要為中國革命痛苦！！！」還申辯自己在「一·二八」後主張的「共同行動」，與彭述之主張與反蔣資產階級政治聯盟，本質上是不同的。[24]
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誤思想之間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這年7月。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5]陳獨秀以此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之間的界限。
這種爭論，由於沒有一方掌握著完全的真理，皆沒有說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隻能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作為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爭論。信中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著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沒有鬥爭的基礎，並且還沒有端正方向，還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6]
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上海，這場爭論早在4月就開始轉向了。
差點被托派中央開除
陳獨秀這次被捕入獄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事件，引起僑居土耳其進而轉移到法國（1933年7月）的托洛茨基和托派國際的嚴重關切。但直到1934年，他們通過上海《密勒氏評論》周刊副主編和《達美晚報》編輯格拉斯（c.frank sse，中文名李福仁），與中國新的托派臨委取得了聯繫。格拉斯是英國人，曾去南非做新聞記者，加入共產黨，旋又轉向托派，後來到美國，參加美國托派組織。據王文元說，他早在1931年初就來過上海，想參加中國革命，特別想參加中國托派活動；但因當時中國的托派組織一再遭受國民黨的破壞，在中國整整兩年，始終找不到托派組織，因此在1933年11月離開上海到紐約，與美國的托派同誌會晤，同時與在法國的托洛茨基通信，討論如何辦由美國人伊羅生（hazold roberts gsocs）在中國主持的《中國論壇》，並取得了與中國托派聯繫的地址。1934年2月他來到上海希望幫助重振中國托派組織。恰巧此時，原任中共中央外圍報紙《中國論壇》（表麵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機關報）主編的伊羅生，由於不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的辦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傳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以及批判所謂托派罪惡），也轉向同情托派。[27]這兩個外國人，首先結識劉仁靜，受劉的影響較大。與陳其昌為首的新臨委接觸後，格拉斯認為陳其昌因托派中央連續被破壞而推行的工作方針太保守，建議增加年輕成員。於是，把未遭破壞的北方托派組織骨幹史朝生（又名施頌德）、劉家良、扈煥之（又名胡文華）、王樹本（又名王耀華）等，先後調到上海。他們首先控製了上海滬西區委，作為他們的據點。
27日，彭又撰萬言長文，猛烈抨擊陳獨秀的《國民會議與蘇維埃》一文「除了重複以前的錯誤與空洞外，更加上了許多新的錯誤」，「將蘇維埃盡量說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顏色」[20]；劉仁靜也回擊陳獨秀，認為自己的路線比陳獨秀「組織蘇維埃的空談」切實些，批評陳對資產階級的估量是動搖的，一到資產階級向左盤旋時（如十九路軍之抗日），「就對它不免發生幻想」；而對形勢的估量，「比我更不如」；「一時輕浮的樂觀認為蘇維埃革命快要到來，一時又改變成沮喪的悲觀，認為革命無抬頭的可能，教人們如何對他發生信仰」，這才是「無恥的機會主義」。[21]同時，劉仁靜又完全同意陳對彭的「單純倒蔣」策略的批評，但又說陳過去也犯有彭同樣的錯誤（如反蔣問題上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認為彭「已承認了一九三二年的錯誤」（指主張「組織蘇維埃」——引者），而陳堅持錯誤。[22]
對於這種爭論，陳獨秀實在感到厭惡，2月10日，他以《應該這樣答覆嗎？》[23]為題，指責彭述之隻會「亂造謠言和亂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辯論的中心問題，而「滿紙的題外遊詞，這樣的答覆隻是他表示自己沒有爭辯能力」。他又反駁劉仁靜，堅持認為自己主持的托派常委在「一·二八」時的「路線是正確的」；並說如果將來再出現那樣的局勢，托派主張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劉仁靜的「盲動主義」和「反馬克思」等大帽子壓倒，「我真要為中國革命痛苦！！！」還申辯自己在「一·二八」後主張的「共同行動」，與彭述之主張與反蔣資產階級政治聯盟，本質上是不同的。[24]
這種名為討論，實為錯誤思想之間互相攻擊的爭吵，一直持續到這年7月。陳獨秀最後聲明自己的基本觀點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不但是我們的基本路線，並且可用為在現時的宣傳口號。」[25]陳獨秀以此劃清了他與劉、彭及托派中一切極左派之間的界限。
這種爭論，由於沒有一方掌握著完全的真理，皆沒有說服力，因此不可能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隻能更加離心離德。於是，作為旁觀者，尹寬致函陳獨秀勸阻結束爭論。信中抱怨「五、六年來，反對派尚停滯在小團體的狀況中，尚未得著發展」，現在是「不僅還沒有鬥爭的基礎，並且還沒有端正方向，還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變及福建事變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敗，完全陷於「消極狀態」；表示自己不願「加入現時爭論的漩渦」，因為這種爭論「太濫費了，急待結束」。[26]
實際上，由於兩個外國人和北方一批年輕托派分子到上海，這場爭論早在4月就開始轉向了。
差點被托派中央開除
陳獨秀這次被捕入獄和托派中央再次被破獲事件，引起僑居土耳其進而轉移到法國（1933年7月）的托洛茨基和托派國際的嚴重關切。但直到1934年，他們通過上海《密勒氏評論》周刊副主編和《達美晚報》編輯格拉斯（c.frank sse，中文名李福仁），與中國新的托派臨委取得了聯繫。格拉斯是英國人，曾去南非做新聞記者，加入共產黨，旋又轉向托派，後來到美國，參加美國托派組織。據王文元說，他早在1931年初就來過上海，想參加中國革命，特別想參加中國托派活動；但因當時中國的托派組織一再遭受國民黨的破壞，在中國整整兩年，始終找不到托派組織，因此在1933年11月離開上海到紐約，與美國的托派同誌會晤，同時與在法國的托洛茨基通信，討論如何辦由美國人伊羅生（hazold roberts gsocs）在中國主持的《中國論壇》，並取得了與中國托派聯繫的地址。1934年2月他來到上海希望幫助重振中國托派組織。恰巧此時，原任中共中央外圍報紙《中國論壇》（表麵上是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機關報）主編的伊羅生，由於不同意中共中央宣傳部指示的辦刊宗旨（在白色恐怖下宣傳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以及批判所謂托派罪惡），也轉向同情托派。[27]這兩個外國人，首先結識劉仁靜，受劉的影響較大。與陳其昌為首的新臨委接觸後，格拉斯認為陳其昌因托派中央連續被破壞而推行的工作方針太保守，建議增加年輕成員。於是，把未遭破壞的北方托派組織骨幹史朝生（又名施頌德）、劉家良、扈煥之（又名胡文華）、王樹本（又名王耀華）等，先後調到上海。他們首先控製了上海滬西區委，作為他們的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