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黨員群眾要求中央對於現實的民族民主鬥爭迅速採取堅決勇敢的態度與積極政策，以國內革命鬥爭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進攻蘇聯。
（六）由黨員群眾要求中央對於所有工會運動中，罷工鬥爭中，學生運動中，反日運動中，國民會議鬥爭中，反國民黨鬥爭中，以至組織蘇維埃運動中，一切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行動中都準備和全黨同誌攜手前進。
與此同時，陳獨秀還與彭述之、羅漢共同署名，直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議「合作抗日」。[24]
在1月20日寫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中，他也對托派內部做工作，改變過去激烈攻擊中共及紅軍的立場，並對其予以積極的肯定：「我們還應該承認，南方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在國民黨的內部戰爭中，特別是在最後一次蔣馮閻戰爭中，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已經不僅是過去大革命之餘波……同時，也不能否認南方的武裝農民已經是威脅國民黨政府而為它不能消滅的勢力，並且還未繼續削弱它的軍事勢力……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所沒有的，都會幫助中國工人革命得到俄國一九〇五年較有利的環境」；「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的黨，固然還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各有其所長與所短……在政治水平上，中國黨自較俄國的黨為低，而在農民和軍事勢力方麵則較強」。這種說法，與他1930年《所謂「紅軍」問題》一文的觀點完全相反。
在前述常委的《政治決議案》中，陳獨秀更進一步地指出：「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誤，畢竟還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黨。它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袖地位；它此時即應號召民眾自動的建立全權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政府領導全國的反日鬥爭……紅軍一與某一工業城市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漢）民眾運動匯合起來，即應在那裏召集國民會議，做反日反國民黨鬥爭之總機關。」他還說：「在已有農民蘇維埃的省份，城市蘇維埃或義勇軍一經成立，應即匯合蘇維埃區域的紅軍占領地方」；「為執行以上的任務，我們……積極要求我黨的領導機關改變策略，召集緊急會議，以謀整個黨策略上組織上的統一，在未統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動上的合作」。
所有這一切轉變，表明陳獨秀是一個很善於根據形勢改變策略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僵死的教條主義者。自然，陳獨秀對形勢的估計和策略的轉變，也帶有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因為當時的國民黨並不如他所估計的那樣脆弱，民眾的抗日運動和中共的力量也不如他所估計的那樣強大。更不幸的是，這一次轉變本身遇到了托派內部極左派和中共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反抗，使他的愛國熱情和浪漫的革命激情，非但沒有得到任何響應，反而受到奚落。
批判托派內部極左派的幹擾
陳獨秀的思想和綱領已經有了「左」傾的色彩，但是，托派內部還有一股更「左」的極左派。陳獨秀說：他們在這次反日反國民黨運動中，發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和「抗日救國」「對日宣戰」等口號的論調；他們荒唐地認為「工人無祖國」，「我們不應該愛資產階級的國救資產階級的國」，「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是我們的階級的立場」。陳獨秀指出：「如果這樣的立場這樣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運動的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那麽我們的綱領，我們的民主要求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為此，陳獨秀著重指導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同時，不得不分心與內部的極左派進行鬥爭。首先，他在理論上闡述了以下道理。
第一，極左派違背了馬列主義的辯證法：「一切政策與口號，若不擇空間和時間一概採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對辯證的馬克思主義加以譏諷。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於民族主義運動，都曾表示過贊助或反對兩種不同的態度，這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a、b、c……（他們）都認為殖民地或被壓迫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是革命的，是有利於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我們應該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進國的社會革命和落後國的民族革命之合流。」如果在先進國提出民族主義如「國家獨立等，不但是無的放矢，而且是反動的」。
第二，托洛茨基也肯定中國的民族民主口號：在托寫的中國反對派任務中，給我們以民主民族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等，正是由被壓迫國的民主民族運動是革命的觀點出發。「如果我們否認這一出發點，則國際左派反對派所給我們的綱領和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或者幻想中國資產階級會自動採用民主政製和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則民主民族的口號對於無產階級便沒有一點革命的意義。」
第三，嘲笑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是放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資產階級，比有些共產主義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必須要提高革命的群眾，這首先便是對於它本身的危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因此領導中國的民族運動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經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不能看做是別個階級的任務，更不應對之加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嘲笑，這樣高貴的嘲笑之結果，沒有別的，隻有把自己任務和民族領袖的地位拱手讓諸別的階級。」
（六）由黨員群眾要求中央對於所有工會運動中，罷工鬥爭中，學生運動中，反日運動中，國民會議鬥爭中，反國民黨鬥爭中，以至組織蘇維埃運動中，一切共產主義者聯合起來……我們左派反對派在一切行動中都準備和全黨同誌攜手前進。
與此同時，陳獨秀還與彭述之、羅漢共同署名，直接寫信給中共中央，提議「合作抗日」。[24]
在1月20日寫的《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中，他也對托派內部做工作，改變過去激烈攻擊中共及紅軍的立場，並對其予以積極的肯定：「我們還應該承認，南方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在國民黨的內部戰爭中，特別是在最後一次蔣馮閻戰爭中，大規模的發展起來，已經不僅是過去大革命之餘波……同時，也不能否認南方的武裝農民已經是威脅國民黨政府而為它不能消滅的勢力，並且還未繼續削弱它的軍事勢力……這些都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所沒有的，都會幫助中國工人革命得到俄國一九〇五年較有利的環境」；「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的黨，固然還是很弱，而比之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各有其所長與所短……在政治水平上，中國黨自較俄國的黨為低，而在農民和軍事勢力方麵則較強」。這種說法，與他1930年《所謂「紅軍」問題》一文的觀點完全相反。
在前述常委的《政治決議案》中，陳獨秀更進一步地指出：「我們的黨——中國共產黨，雖然做過不少的錯誤，畢竟還是在群眾中有權威的黨。它不但是無產階級的黨，並且應該站在民族領袖地位；它此時即應號召民眾自動的建立全權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政府領導全國的反日鬥爭……紅軍一與某一工業城市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漢）民眾運動匯合起來，即應在那裏召集國民會議，做反日反國民黨鬥爭之總機關。」他還說：「在已有農民蘇維埃的省份，城市蘇維埃或義勇軍一經成立，應即匯合蘇維埃區域的紅軍占領地方」；「為執行以上的任務，我們……積極要求我黨的領導機關改變策略，召集緊急會議，以謀整個黨策略上組織上的統一，在未統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動上的合作」。
所有這一切轉變，表明陳獨秀是一個很善於根據形勢改變策略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僵死的教條主義者。自然，陳獨秀對形勢的估計和策略的轉變，也帶有濃重的浪漫主義色彩，因為當時的國民黨並不如他所估計的那樣脆弱，民眾的抗日運動和中共的力量也不如他所估計的那樣強大。更不幸的是，這一次轉變本身遇到了托派內部極左派和中共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反抗，使他的愛國熱情和浪漫的革命激情，非但沒有得到任何響應，反而受到奚落。
批判托派內部極左派的幹擾
陳獨秀的思想和綱領已經有了「左」傾的色彩，但是，托派內部還有一股更「左」的極左派。陳獨秀說：他們在這次反日反國民黨運動中，發出鄙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和「抗日救國」「對日宣戰」等口號的論調；他們荒唐地認為「工人無祖國」，「我們不應該愛資產階級的國救資產階級的國」，「籠統的反日和對日宣戰，救國，愛國，都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是我們的階級的立場」。陳獨秀指出：「如果這樣的立場這樣的意念用在此次反日運動的戰略上是完全正確的，那麽我們的綱領，我們的民主要求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為此，陳獨秀著重指導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同時，不得不分心與內部的極左派進行鬥爭。首先，他在理論上闡述了以下道理。
第一，極左派違背了馬列主義的辯證法：「一切政策與口號，若不擇空間和時間一概採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邏輯的觀點上，對辯證的馬克思主義加以譏諷。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於民族主義運動，都曾表示過贊助或反對兩種不同的態度，這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a、b、c……（他們）都認為殖民地或被壓迫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是革命的，是有利於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我們應該相信，世界革命乃是先進國的社會革命和落後國的民族革命之合流。」如果在先進國提出民族主義如「國家獨立等，不但是無的放矢，而且是反動的」。
第二，托洛茨基也肯定中國的民族民主口號：在托寫的中國反對派任務中，給我們以民主民族的口號：「召集國民會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等，正是由被壓迫國的民主民族運動是革命的觀點出發。「如果我們否認這一出發點，則國際左派反對派所給我們的綱領和口號，便根本成了問題……或者幻想中國資產階級會自動採用民主政製和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戰爭，則民主民族的口號對於無產階級便沒有一點革命的意義。」
第三，嘲笑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就是放棄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權：「資產階級，比有些共產主義者更知道，假如要真正實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鬥爭，必須要提高革命的群眾，這首先便是對於它本身的危險；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擔負民族解放的任務。因此領導中國的民族運動以至完成民族解放，已經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任務，不能看做是別個階級的任務，更不應對之加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嘲笑，這樣高貴的嘲笑之結果，沒有別的，隻有把自己任務和民族領袖的地位拱手讓諸別的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