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後，至3月2日第十九路軍退出上海之前，陳獨秀對形勢做出了越來越激進的估計。他認為當時的形勢與1929年他與中共決裂到任托派中央書記時的形勢完全不一樣了，「革命的民眾都早已認識國民黨政府根本是賣國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國」。甚至認為：「目前是國民黨資產階級統治已由動搖走向崩潰，民眾已經開始抬頭的新時期，形成了無產階級進攻的客觀環境，反日的民族鬥爭已經成了武裝民眾的特殊機會。」為此，他提出了「武裝群眾打倒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等口號，並以決議的形式，要求各地托派組織執行：「我們一秒鍾也不能放鬆抓住目前這一階段的實際環境和機會，鼓動工人群眾起來為這些口號而鬥爭，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勢。」[19]
1月17日上海舉行市民大會及遊行示威被警察驅散事件發生後，陳獨秀更認為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直接革命形勢已經到來，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的口號。20日，他寫了題為《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20]的長文，先行在群眾中「緊急」散發（28日刊登在《火花》上）。文章一開頭就說：「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用了列寧《兩個策略》第一章的標題，當時他所指的『一個緊急的問題』是什麽呢？」就是列寧說的：「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國民大會的問題。」接著，他大段徵引了列寧的論述後，指出：我徵引這許多話，並不是說當時俄國的歷史條件和目前的中國完全相同……而是說目前的中國和當時的俄國局勢有某些類似的重要點即列寧所謂「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我們應「採取當時俄國多數派同樣的態度」，即「從速推翻國民黨政府，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實現『革命的民眾政權』」。文章從當時各階級、階層、政黨派別的政治態度，分析了提出這個口號的緊迫性：國民黨內部「破碎支離不可收拾之險象」，工人、農民、學生對國民黨信仰的打破，特別是「全國學生的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運動」，從南京中央黨部至上海、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汕頭、江陰等省、市、縣黨部被群眾「搗毀」；「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殺學生遊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有些激進青年的報紙（例如《上海日報》）已提出『民眾政權』和『革命民眾組織自己的政府』等口號」。「因此我們左派反對派應當覺悟到不僅限於『國民會議』之形式的口號，僅予以民主任務……而要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會議認真能執行它自己的責任……即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陳獨秀指出，這個國民會議，不是參加統治階級的「國民會議」，而是革命階級自己創造的「國民會議」。「我們認為蘇維埃和國民會議並不是兩個絕對不能相容的東西，我們應該為創造我們的國民會議而鬥爭，當然還應該為創造我們的蘇維埃而鬥爭，隻有在兩個鬥爭過程中，看那一個真是我們的，我們才發出全部政權交那一個口號，實現我們的『十月』。」在這裏，陳獨秀自以為在中國找到了把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相結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十月革命」的道路。
陳獨秀從這樣的形勢估計和新的口號出發，於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托派中央常委的《政治決議案——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並在上海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表決通過。
《政治決議案》提出「我們的任務」是：「組織及參加各地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義勇軍運動，使之堅決的舉起反日反國民黨的旗幟」；「用全力推動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進攻的鬥爭。罷工運動一廣泛起來，便應組織工人蘇維埃，如果當地已有義勇軍或我們能夠影響的軍隊，更進而建立工兵蘇維埃」；「在適當地點召集全體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領導全國範圍的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21]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決議案中，陳獨秀提出了兩個偏離托派傳統觀念的策略：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和與中共合作領導運動。這個主張包含有建立超黨派抗日聯合戰線的思想。雖然這個思想還不包括聯合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在內，但在中國，陳獨秀是提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從主觀上來說，這是因為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來潮洶湧，陳獨秀深刻感到托派自身力量的弱小，難以擔當領導運動的重任。
中國托派誕生時，根據托洛茨基的說教——中國資產階級沒有任何革命性——確立了一條基本政策：不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做任何聯合。但是，由於上海十九路軍抗戰及一些資產階級的支持，《政治決議案》提出：「在民眾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向前發展中，如果無產階級還沒有可能奪取政權的時候，如果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我們和他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眾之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
陳獨秀在後來解釋為什麽有這個策略轉變時，強調正是由於「九一八」後的形勢，所以1931年5月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政綱「已經不適用至少是不夠了，當然隻有重新決定目前的任務」[22]。
至於與中共的關係，早在「一二·一七血案」後，陳獨秀就開始主動與黨和緩對立的情緒，呼籲與黨合作領導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為此，在1932年1月1日，他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誌書》[23]，指出：「目前的反日運動雖在表麵上聲勢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的孤軍獨戰。隻有工人群眾很快的起來充實這一運動，領導這一運動，才能夠使這一運動走上革命的道路，即在這一點，我們黨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迫切嗬！」接著，告同誌書批評黨三四年來由於執行以下「國際路線」「而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放鬆了現實的民族民主鬥爭……使黨的組織比以前更加破碎無生氣」。使「我們黨」陷於空前的「危機」。為此，「我們（左派反對派）為挽救這一危機向全黨提出」六項建議，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二條和第六條：
1月17日上海舉行市民大會及遊行示威被警察驅散事件發生後，陳獨秀更認為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直接革命形勢已經到來，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眾政權」的口號。20日，他寫了題為《一個緊急的政治問題》[20]的長文，先行在群眾中「緊急」散發（28日刊登在《火花》上）。文章一開頭就說：「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用了列寧《兩個策略》第一章的標題，當時他所指的『一個緊急的問題』是什麽呢？」就是列寧說的：「我們目前所處的革命時期有一個問題就是召集國民大會的問題。」接著，他大段徵引了列寧的論述後，指出：我徵引這許多話，並不是說當時俄國的歷史條件和目前的中國完全相同……而是說目前的中國和當時的俄國局勢有某些類似的重要點即列寧所謂「政治已開始恐慌和革命開始發展」，我們應「採取當時俄國多數派同樣的態度」，即「從速推翻國民黨政府，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實現『革命的民眾政權』」。文章從當時各階級、階層、政黨派別的政治態度，分析了提出這個口號的緊迫性：國民黨內部「破碎支離不可收拾之險象」，工人、農民、學生對國民黨信仰的打破，特別是「全國學生的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運動」，從南京中央黨部至上海、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汕頭、江陰等省、市、縣黨部被群眾「搗毀」；「在追悼『一二·一七』被殺學生遊行示威中，都喊出『打倒國民黨政府』的口號；有些激進青年的報紙（例如《上海日報》）已提出『民眾政權』和『革命民眾組織自己的政府』等口號」。「因此我們左派反對派應當覺悟到不僅限於『國民會議』之形式的口號，僅予以民主任務……而要加以實際的條件，使這個會議認真能執行它自己的責任……即要求全部政權交國民會議。」陳獨秀指出，這個國民會議，不是參加統治階級的「國民會議」，而是革命階級自己創造的「國民會議」。「我們認為蘇維埃和國民會議並不是兩個絕對不能相容的東西，我們應該為創造我們的國民會議而鬥爭，當然還應該為創造我們的蘇維埃而鬥爭，隻有在兩個鬥爭過程中，看那一個真是我們的，我們才發出全部政權交那一個口號，實現我們的『十月』。」在這裏，陳獨秀自以為在中國找到了把國民會議與蘇維埃相結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十月革命」的道路。
陳獨秀從這樣的形勢估計和新的口號出發，於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托派中央常委的《政治決議案——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並在上海各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表決通過。
《政治決議案》提出「我們的任務」是：「組織及參加各地工人、農民、城市貧民的義勇軍運動，使之堅決的舉起反日反國民黨的旗幟」；「用全力推動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進攻的鬥爭。罷工運動一廣泛起來，便應組織工人蘇維埃，如果當地已有義勇軍或我們能夠影響的軍隊，更進而建立工兵蘇維埃」；「在適當地點召集全體人民代表的國民會議，領導全國範圍的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21]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決議案中，陳獨秀提出了兩個偏離托派傳統觀念的策略：與左傾的資產階級「共同行動」和與中共合作領導運動。這個主張包含有建立超黨派抗日聯合戰線的思想。雖然這個思想還不包括聯合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在內，但在中國，陳獨秀是提出這一思想的第一人。從主觀上來說，這是因為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的來潮洶湧，陳獨秀深刻感到托派自身力量的弱小，難以擔當領導運動的重任。
中國托派誕生時，根據托洛茨基的說教——中國資產階級沒有任何革命性——確立了一條基本政策：不與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做任何聯合。但是，由於上海十九路軍抗戰及一些資產階級的支持，《政治決議案》提出：「在民眾反日反國民黨的鬥爭向前發展中，如果無產階級還沒有可能奪取政權的時候，如果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甚至向左盤旋的自由資產階級黨派還未放棄對日戰爭的旗幟而企圖推翻國民黨政權，我們和他們可以在共同行動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眾之最兇惡的敵人——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
陳獨秀在後來解釋為什麽有這個策略轉變時，強調正是由於「九一八」後的形勢，所以1931年5月托派統一大會上通過的政綱「已經不適用至少是不夠了，當然隻有重新決定目前的任務」[22]。
至於與中共的關係，早在「一二·一七血案」後，陳獨秀就開始主動與黨和緩對立的情緒，呼籲與黨合作領導反日反國民黨運動。為此，在1932年1月1日，他以「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義，發表了《告全黨同誌書》[23]，指出：「目前的反日運動雖在表麵上聲勢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的孤軍獨戰。隻有工人群眾很快的起來充實這一運動，領導這一運動，才能夠使這一運動走上革命的道路，即在這一點，我們黨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而迫切嗬！」接著，告同誌書批評黨三四年來由於執行以下「國際路線」「而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放鬆了現實的民族民主鬥爭……使黨的組織比以前更加破碎無生氣」。使「我們黨」陷於空前的「危機」。為此，「我們（左派反對派）為挽救這一危機向全黨提出」六項建議，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二條和第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