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生運動發展到放棄對國民黨的幻想、搗毀國民黨黨部的激烈程度時，陳獨秀熱情地稱讚「學生運動走出了『隻問外交不問內政』的迷魂陣，由反日運動走到反國民黨，這本是運動發展之極自然的邏輯」。[12]
當學生運動受到反動輿論的各種攻擊和誣衊時，陳獨秀更是挺身而出，堅決捍衛學生運動的正義性。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駁國民黨反動派和一些保守派攻擊學生「越軌行動」，指出：「站在愛國民眾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因封存和沒收奸商的日貨而『侵犯私有製和幹犯法律』等等『越軌行動』，都是『必要的』，『必需的』，應該大幹『越軌行動』」；「『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類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軌行動』。可以說，沒有『越軌行動』，便沒有人類進化」。「我們應該高聲大喊『越軌行動神聖！』」[13]同時，他批駁了國家主義派所謂「反動為靜」和「躍出漩渦」的說教，指出這是「埋葬學生運動」和「埋葬反日運動」的主張。
當學生運動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鎮壓而停滯不前時，陳獨秀又引導說：隻是「向政府示威，搗毀阻害反日運動的黨部，毆打妥協賣國的官僚……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道路，在現狀看來，隻有由反日的學生與市民，把對付政府的黨部的力量，轉到工人與兵士中去，『越軌』的學生市民和『越軌』的工人兵士結合起來，再和『越軌』的農民結合起來，直接行動，隨地驅逐暴日勢力和袒護暴日的勢力」；否則，「隻有準備當亡國奴」。[14]這是他在「一二·一七」血案發生前一天撰寫的文章中的話。血案發生後，12月23日，他更明確地指出：「經過了『一二·一七』血案，學生運動，當然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時間、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麵來，隻有這一新方向之轉換，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的階段。」[15]
「學生運動與工農兵相結合」，採取推翻反動政府的「直接行動」，這是陳獨秀領導「五四」「五卅」和1926～1927年大革命的總方針。這表明他依然保持著1903年領導安徽拒俄運動以來愛國和革命的傳統，同時又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任何一個反政府的運動的出現，他總認為自己義不容辭，要去領導這個運動，即使不能實行組織領導，也要進行思想指導。他總是充當「弄潮兒」的角色，而且他也的確具有這方麵豐富的經驗。
但是，一是他的「革命萬能論」的思想慣性，具有「左傾」的色彩；再加上托洛茨基主義極左理論的影響，他的革命思想具有明顯的「左傾」經驗主義的特點。他總希望任何一個群眾運動，都走上推翻政府的革命道路，這是不現實的。二是所以說「不現實」，他所依靠的托派組織力量太弱小，根本無法與國民黨抗衡。於是，他所提出的具體的「反日反國民黨」綱領，就有兩個致命的弱點。
第一，崇拜自發性，鼓吹民眾自發起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和抗日救國。陳獨秀在文章中，反覆強調抗日救國隻能依靠中國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層的勞苦民眾」「奮起自救」，「千萬不要依賴現在的統治者」，並且強調：「我們三四萬萬有歷史，而且有文化歷史、革命歷史的中國人，能說沒有力量嗎！除開少數賣國的軍閥、官僚、奸商和豪紳等寄生蟲，還有多數愛國的民眾……我們相信，民眾熱潮具有大炮飛機以上的力量；被壓迫民族能夠而且也隻有拿這一力量來淹滅帝國主義的凶焰，淹滅它一切的敵人。」[16]為此，當廣大工農民眾在國民黨政府壓製下表現出一盤散沙、麻木不仁的時候，他就哀嘆道：「中國人民之不能及時奮起自救！也就是中國民族之真正危機！」[17]
第二，抱住不能實現的「國民會議」不放。這時期的陳獨秀論述中國出路的每一篇文章，幾乎都要歸到托派主張的「國民會議」，希望「在反日反國民黨的高潮中湧現出一個和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對抗的國民會議，這一革命的國民會議，是不能而且也不會由國民黨政府召集的，它應該是全國反日民眾代表自動集合的總機關，同時也是組織和領導全國民眾反日鬥爭的總機關……是組織武裝組織國家，以徹底反抗帝國主義，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一切走狗的總機關」。[18]
但是，在推翻國民黨政府之前，「民眾代表」怎麽可能「自動集合」出現這樣一個「國民會議」——他所嚮往的像「一七九三年法國雅穀賓黨人領導的國民會議」。要知道，當時的中國除了國民黨代表的大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的廣大農民之外，隻有十分微弱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根本沒有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代表的左傾而強大的小資產階級群體。所以，即使後來國共合作實行抗戰，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國民會議」。
改變策略 最先提出建立「抗日聯合戰線」
「一二·一七」慘案後，學生反日反國民黨運動有所沉寂。同樣，蔣介石下野後，反蔣派實力人物汪精衛、胡漢民也因蔣介石掌握實際權力和政局不穩，遲遲不敢就職。國民黨統治危機進一步加深。1932年1月28日，蔣介石復出，主政南京政府。但是，就在這一天，中國局勢發生又一重大事變，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發動進攻，企圖奔襲南京，迅速滅亡中國。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上海各界民眾群起支援十九路軍，蔣介石在30日遷都洛陽的同時，也派其嫡係部隊第五軍參加上海抗戰，致使日軍受到重創。但是，這次蔣介石的抗戰是被動消極的，隻求阻滯日軍推進的速度，以爭取南京政府後撤的時間，所以，沒有全力支援第十九路軍的抗戰。相反，政府卻以其違命抗戰為由，予以處罰：停發軍餉，截留全國人民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日捐款，並命令其避免與日軍決戰，以便政府再次與日軍妥協，致使第十九路軍最後彈盡糧絕被迫退出上海。同時，民眾抗日救國熱情繼續高漲，而國民黨政府繼續壓製，「一二·一七」慘案後第三天，周建人、胡愈之、鬱達夫、丁玲等30餘人發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1月14日，上海農工商學各界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一係列抗日主張，決定於17日召開市民大會，並實行罷課、罷市、罷工、罷稅、罷崗、罷操。此日，30餘民眾團體舉行市民大會，通過反對國民政府出賣東三省、反對政府壓迫民眾運動等14項議案。但會後到市政府和市黨部示威遊行時，被警察驅散。27日，上海市政府又取消本市各界抗日救國會……
當學生運動受到反動輿論的各種攻擊和誣衊時，陳獨秀更是挺身而出，堅決捍衛學生運動的正義性。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駁國民黨反動派和一些保守派攻擊學生「越軌行動」，指出：「站在愛國民眾反日救國的立場而言，學生搗毀國民黨黨部，喊出『打倒國民黨賣國政府』，因封存和沒收奸商的日貨而『侵犯私有製和幹犯法律』等等『越軌行動』，都是『必要的』，『必需的』，應該大幹『越軌行動』」；「『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人類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軌行動』。可以說，沒有『越軌行動』，便沒有人類進化」。「我們應該高聲大喊『越軌行動神聖！』」[13]同時，他批駁了國家主義派所謂「反動為靜」和「躍出漩渦」的說教，指出這是「埋葬學生運動」和「埋葬反日運動」的主張。
當學生運動在自身的圈子中徘徊，尤其在遭到鎮壓而停滯不前時，陳獨秀又引導說：隻是「向政府示威，搗毀阻害反日運動的黨部，毆打妥協賣國的官僚……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道路，在現狀看來，隻有由反日的學生與市民，把對付政府的黨部的力量，轉到工人與兵士中去，『越軌』的學生市民和『越軌』的工人兵士結合起來，再和『越軌』的農民結合起來，直接行動，隨地驅逐暴日勢力和袒護暴日的勢力」；否則，「隻有準備當亡國奴」。[14]這是他在「一二·一七」血案發生前一天撰寫的文章中的話。血案發生後，12月23日，他更明確地指出：「經過了『一二·一七』血案，學生運動，當然要自覺的轉換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時間、精力和熱忱於工人、農民和兵士方麵來，隻有這一新方向之轉換，才能使反日運動進到更高的階段。」[15]
「學生運動與工農兵相結合」，採取推翻反動政府的「直接行動」，這是陳獨秀領導「五四」「五卅」和1926～1927年大革命的總方針。這表明他依然保持著1903年領導安徽拒俄運動以來愛國和革命的傳統，同時又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任何一個反政府的運動的出現，他總認為自己義不容辭，要去領導這個運動，即使不能實行組織領導，也要進行思想指導。他總是充當「弄潮兒」的角色，而且他也的確具有這方麵豐富的經驗。
但是，一是他的「革命萬能論」的思想慣性，具有「左傾」的色彩；再加上托洛茨基主義極左理論的影響，他的革命思想具有明顯的「左傾」經驗主義的特點。他總希望任何一個群眾運動，都走上推翻政府的革命道路，這是不現實的。二是所以說「不現實」，他所依靠的托派組織力量太弱小，根本無法與國民黨抗衡。於是，他所提出的具體的「反日反國民黨」綱領，就有兩個致命的弱點。
第一，崇拜自發性，鼓吹民眾自發起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和抗日救國。陳獨秀在文章中，反覆強調抗日救國隻能依靠中國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層的勞苦民眾」「奮起自救」，「千萬不要依賴現在的統治者」，並且強調：「我們三四萬萬有歷史，而且有文化歷史、革命歷史的中國人，能說沒有力量嗎！除開少數賣國的軍閥、官僚、奸商和豪紳等寄生蟲，還有多數愛國的民眾……我們相信，民眾熱潮具有大炮飛機以上的力量；被壓迫民族能夠而且也隻有拿這一力量來淹滅帝國主義的凶焰，淹滅它一切的敵人。」[16]為此，當廣大工農民眾在國民黨政府壓製下表現出一盤散沙、麻木不仁的時候，他就哀嘆道：「中國人民之不能及時奮起自救！也就是中國民族之真正危機！」[17]
第二，抱住不能實現的「國民會議」不放。這時期的陳獨秀論述中國出路的每一篇文章，幾乎都要歸到托派主張的「國民會議」，希望「在反日反國民黨的高潮中湧現出一個和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對抗的國民會議，這一革命的國民會議，是不能而且也不會由國民黨政府召集的，它應該是全國反日民眾代表自動集合的總機關，同時也是組織和領導全國民眾反日鬥爭的總機關……是組織武裝組織國家，以徹底反抗帝國主義，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一切走狗的總機關」。[18]
但是，在推翻國民黨政府之前，「民眾代表」怎麽可能「自動集合」出現這樣一個「國民會議」——他所嚮往的像「一七九三年法國雅穀賓黨人領導的國民會議」。要知道，當時的中國除了國民黨代表的大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的廣大農民之外，隻有十分微弱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根本沒有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黨代表的左傾而強大的小資產階級群體。所以，即使後來國共合作實行抗戰，也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國民會議」。
改變策略 最先提出建立「抗日聯合戰線」
「一二·一七」慘案後，學生反日反國民黨運動有所沉寂。同樣，蔣介石下野後，反蔣派實力人物汪精衛、胡漢民也因蔣介石掌握實際權力和政局不穩，遲遲不敢就職。國民黨統治危機進一步加深。1932年1月28日，蔣介石復出，主政南京政府。但是，就在這一天，中國局勢發生又一重大事變，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發動進攻，企圖奔襲南京，迅速滅亡中國。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上海各界民眾群起支援十九路軍，蔣介石在30日遷都洛陽的同時，也派其嫡係部隊第五軍參加上海抗戰，致使日軍受到重創。但是，這次蔣介石的抗戰是被動消極的，隻求阻滯日軍推進的速度，以爭取南京政府後撤的時間，所以，沒有全力支援第十九路軍的抗戰。相反，政府卻以其違命抗戰為由，予以處罰：停發軍餉，截留全國人民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日捐款，並命令其避免與日軍決戰，以便政府再次與日軍妥協，致使第十九路軍最後彈盡糧絕被迫退出上海。同時，民眾抗日救國熱情繼續高漲，而國民黨政府繼續壓製，「一二·一七」慘案後第三天，周建人、胡愈之、鬱達夫、丁玲等30餘人發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1月14日，上海農工商學各界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一係列抗日主張，決定於17日召開市民大會，並實行罷課、罷市、罷工、罷稅、罷崗、罷操。此日，30餘民眾團體舉行市民大會，通過反對國民政府出賣東三省、反對政府壓迫民眾運動等14項議案。但會後到市政府和市黨部示威遊行時，被警察驅散。27日，上海市政府又取消本市各界抗日救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