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民眾書》表現出「反蔣抗日」——「抗日必須先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強烈色彩：「國民黨反動統治之存在，不但是日帝國主義此次兇殘地進攻中國和堅持強硬態度之唯一原因，不但是國聯和美國此次對日妥協、夥同壓迫中國之重要原因，而且是繼續阻礙中國民眾抵抗日帝國主義之唯一障礙物；此障礙物不掃除，在中國任何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都不會有什麽真正效果的。民眾現在應該有明確的認識：抵抗國民黨政府乃是抵抗日帝國主義之前提！」[7]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抗日民主運動的衝擊下（自然也包括陳獨秀托派的揭露與批判）被迫下野。汪精衛上台後，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麵抵抗，一麵交涉」，迷惑了許多人。有人甚至寫文章歡呼「接觸到民主政治的曙光」。陳獨秀又立即予以揭露，指出：在對日避戰求和、偷安政策和對民眾反日運動的高壓手段上，「汪精衛政府和蔣介石政府將沒有什麽不同」。[8]事實很快證明了他的論斷。汪上台後第三天就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七」血案。當時先後到南京請願示威團有平、津、京、濟、蘇、皖各地學生萬餘人。12月15日，上海示威團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當時中央委員正在開會，推代理行政院長陳銘樞和蔡元培接見，因二人「大致其訓詞，答非所問，並嚴詞詰責學生，一時群情憤激」，有人打了陳、蔡。當場逮捕學生11人（有說70餘人）。次日，同學們見《中央日報》登滿了「莫須有」的謠言，誣衊學生，「無理搗亂」等，又激起眾憤。於是17日，各地在京學生萬餘人整隊赴中央黨部質問《中央日報》報導不實，並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因黨部閉門不納，學生砸毀懸掛在中央黨部大門口的黨徽，然後徑赴中央日報社。憤怒的學生衝進報館，搗毀了一部分設施，政府急派軍警前來鎮壓，傷30餘人。更有上海學生楊桐恆死於刺刀之下，屍體被拋入報館門前河中。河上有座珍珠橋，在這危急混亂的情況下，因橋麵狹窄，又有多人被擠踏落水。因此「一二·一七」血案，又稱「珍珠橋慘案」。
血案發生後第三天，《熱潮》即出版「一二·一七血案專號」，陳獨秀以「頑石」「三戶」，彭述之以「南冠」，劉仁靜以「胡年」等筆名，分別撰文，從「一二·一七」血案中，分析批判汪精衛、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並指導「今後學生運動的進路」。陳獨秀在文章中進一步揭露：「在此次血案發生前二日，所謂『民主政治』的新政權之主腦人物汪精衛，已開始痛哭愛國青年是『少數不良分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譬諸敗群之馬，自無許其有存在之餘地』……不許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殺！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衛所謂『民主政治』史上光榮的第一頁。」
陳獨秀揭露汪精衛改組派所謂「民主政治」家，隻是替蔣介石做兩件事：「一是替他屠殺愛國民眾，一是替他簽訂賣國條約。」[9]
陳獨秀還明確指出，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蔣可能「馬上就會復辟」。[10]果真不到一個月，1932年1月21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表麵上與汪精衛共同執掌政權，實際上汪隻是個空頭的行政院長，蔣則很快出任掌握實權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
三是指導學生救亡運動。
《熱潮》每期都有報導和評論學生運動的文章。早在北京大學學生到南京示威時，陳獨秀就發表文章，警告「時局到了轉變點」：「政府如果不願公開的露骨的撕下欺騙人民的假麵，隻有退出國聯和對日開戰；如果繼續任國聯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勢必須對人民取高壓手段。站在人民方麵，或站在帝國主義方麵，它立須選擇其一，再不能在現狀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人民方麵也立須做出選擇：「或者是服從政府安心當亡國奴，或是起來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一二·一七」血案發生後，汪精衛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紛紛指責學生運動「行動越軌」的「錯誤和過失」，甚至「受赤黨利用」。例如國家主義派所領導的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會，一麵致電蔡元培，一麵致電赴京示威學生，宣告「北平學生對外交部搗毀文件，又赴中央黨部毆擊蔡陳兩先生，本會……對於此類不辨是非利害之舉動，認為不當」；同是國家主義派所組織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國會，也發出《勸告學生複課書》，認為錦州中立，天津共管「暫時或不至實現」，而蔣介石急流勇退，通電辭職，「我青年學子，處此時機，當決然躍出漩渦，歸潔其身體，約束其思想，潛修其德業……勒馬峻阪，返動為靜」。於是，學生中一部分人產生了動搖和妥協的傾向。
陳獨秀對初期的學生和平請願，既抱同情，又持否定態度，指出他們「聲勢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孤軍獨戰，大多數民眾雖有奮起之可能，實際還並沒有起來；即學生運動雖已開始「左」傾，而到處仍不免表現出懦弱與妥協」，並批評學生「隨在他們的上層領袖和一般高等華人的尾巴後」，任人「玩弄和欺騙」，對統治者抱有幻想。
當運動洶湧發展，衝破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及黃色工會頭目的束縛時，陳獨秀又發出了「擠他們到後台去」的號召，指出這些動搖和妥協的分子「必然會被前進分子擠到鬥爭的後台去；同時也必須把他們擠到後台去，反日鬥爭才能向前發展」。[11]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抗日民主運動的衝擊下（自然也包括陳獨秀托派的揭露與批判）被迫下野。汪精衛上台後，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麵抵抗，一麵交涉」，迷惑了許多人。有人甚至寫文章歡呼「接觸到民主政治的曙光」。陳獨秀又立即予以揭露，指出：在對日避戰求和、偷安政策和對民眾反日運動的高壓手段上，「汪精衛政府和蔣介石政府將沒有什麽不同」。[8]事實很快證明了他的論斷。汪上台後第三天就製造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一七」血案。當時先後到南京請願示威團有平、津、京、濟、蘇、皖各地學生萬餘人。12月15日，上海示威團學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當時中央委員正在開會，推代理行政院長陳銘樞和蔡元培接見，因二人「大致其訓詞，答非所問，並嚴詞詰責學生，一時群情憤激」，有人打了陳、蔡。當場逮捕學生11人（有說70餘人）。次日，同學們見《中央日報》登滿了「莫須有」的謠言，誣衊學生，「無理搗亂」等，又激起眾憤。於是17日，各地在京學生萬餘人整隊赴中央黨部質問《中央日報》報導不實，並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因黨部閉門不納，學生砸毀懸掛在中央黨部大門口的黨徽，然後徑赴中央日報社。憤怒的學生衝進報館，搗毀了一部分設施，政府急派軍警前來鎮壓，傷30餘人。更有上海學生楊桐恆死於刺刀之下，屍體被拋入報館門前河中。河上有座珍珠橋，在這危急混亂的情況下，因橋麵狹窄，又有多人被擠踏落水。因此「一二·一七」血案，又稱「珍珠橋慘案」。
血案發生後第三天，《熱潮》即出版「一二·一七血案專號」，陳獨秀以「頑石」「三戶」，彭述之以「南冠」，劉仁靜以「胡年」等筆名，分別撰文，從「一二·一七」血案中，分析批判汪精衛、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並指導「今後學生運動的進路」。陳獨秀在文章中進一步揭露：「在此次血案發生前二日，所謂『民主政治』的新政權之主腦人物汪精衛，已開始痛哭愛國青年是『少數不良分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譬諸敗群之馬，自無許其有存在之餘地』……不許其存在，自然便是屠殺！所以此次血案，便算是汪精衛所謂『民主政治』史上光榮的第一頁。」
陳獨秀揭露汪精衛改組派所謂「民主政治」家，隻是替蔣介石做兩件事：「一是替他屠殺愛國民眾，一是替他簽訂賣國條約。」[9]
陳獨秀還明確指出，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蔣可能「馬上就會復辟」。[10]果真不到一個月，1932年1月21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表麵上與汪精衛共同執掌政權，實際上汪隻是個空頭的行政院長，蔣則很快出任掌握實權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
三是指導學生救亡運動。
《熱潮》每期都有報導和評論學生運動的文章。早在北京大學學生到南京示威時，陳獨秀就發表文章，警告「時局到了轉變點」：「政府如果不願公開的露骨的撕下欺騙人民的假麵，隻有退出國聯和對日開戰；如果繼續任國聯接受日本的要求，其勢必須對人民取高壓手段。站在人民方麵，或站在帝國主義方麵，它立須選擇其一，再不能在現狀之下含糊敷衍下去了」；人民方麵也立須做出選擇：「或者是服從政府安心當亡國奴，或是起來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一二·一七」血案發生後，汪精衛改組派和國家主義派紛紛指責學生運動「行動越軌」的「錯誤和過失」，甚至「受赤黨利用」。例如國家主義派所領導的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會，一麵致電蔡元培，一麵致電赴京示威學生，宣告「北平學生對外交部搗毀文件，又赴中央黨部毆擊蔡陳兩先生，本會……對於此類不辨是非利害之舉動，認為不當」；同是國家主義派所組織的上海市教育界救國會，也發出《勸告學生複課書》，認為錦州中立，天津共管「暫時或不至實現」，而蔣介石急流勇退，通電辭職，「我青年學子，處此時機，當決然躍出漩渦，歸潔其身體，約束其思想，潛修其德業……勒馬峻阪，返動為靜」。於是，學生中一部分人產生了動搖和妥協的傾向。
陳獨秀對初期的學生和平請願，既抱同情，又持否定態度，指出他們「聲勢似乎是很浩大，而在行動上還是學生孤軍獨戰，大多數民眾雖有奮起之可能，實際還並沒有起來；即學生運動雖已開始「左」傾，而到處仍不免表現出懦弱與妥協」，並批評學生「隨在他們的上層領袖和一般高等華人的尾巴後」，任人「玩弄和欺騙」，對統治者抱有幻想。
當運動洶湧發展，衝破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及黃色工會頭目的束縛時，陳獨秀又發出了「擠他們到後台去」的號召，指出這些動搖和妥協的分子「必然會被前進分子擠到鬥爭的後台去；同時也必須把他們擠到後台去，反日鬥爭才能向前發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