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黨轉向農村後，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中，的確沒有再聽到如此有力的反國民黨統治的聲音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托派的確替代了共產黨留下的位置，與在農村進行的蘇維埃革命，站在一條戰線上，具有互補的作用，雖然它的戰鬥力和影響是那樣的微弱，不可與紅軍同日而語。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與共產黨及青年托派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民黨政府的建立能不能實現中國的穩定與統一，哪怕是暫時的。陳獨秀受託洛茨基的說教，一直持肯定的答覆，認為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國民黨政府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穩定與統一。但是，由於連年的新軍閥混戰，陳獨秀終於改變了看法。在與上述《告民眾書》同時發表的陳獨秀署名文章《國民黨與中國統一——統一是中國進步的必要條件》一文中，他明確指出：「已離開民眾而和民眾站在敵對地位的國民黨，它不得不依賴帝國主義及各派軍人勢力以自存，它自身已是一個新舊各派軍閥大集團。它自身已屈服在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隻能向帝國主義進行某種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妥協，而不能進行反帝國主義的對外戰爭，以獲得國家統一；它自身已陷入軍閥混戰之中，隻能一時結合某一派軍閥打擊另一派軍閥，而不能依靠民眾的勢力徹底消滅整個的軍閥製度，實現革命政權的統一。」這就說清楚了帝國主義與軍閥製度的存在，是中國國民黨不可能實現統一的兩大根本原因。所以，要實現中國的統一和獨立，首先要打倒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這個觀點顯然與當時中共的觀點特別是毛澤東的觀點是一致的。
那麽，中國往何處去呢！陳獨秀因觀點不同，對正宗托派觀點與中共之間爭論十分熱烈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一直保持沉默，此時則公開發表一篇文章《中國往何處去》，[96]批判戴季陶以「三民主義」代替或冒充「社會主義」的觀點，也同時批判這場論戰的托派中的代表人物任曙[97]說的「中國經濟已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見解，認為中國的出路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這個觀點倒是他轉向托派後的一直堅持的觀點，即「無產階級領導（或專政）下的民主主義運動」，再不斷地發展到「社會主義」。在這裏，陳獨秀力圖使托洛茨基主義與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際相結合。但這是有缺陷的觀點。因為，歷史應該在「民主主義」階段將停留很長一個階段，而不是人為地、不停頓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關於這一點，陳獨秀到晚年才有所悟。
* * *
[1] 朱蘊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2]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75、82～83頁。
[3]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宣言》，《無產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註：《無產者》除第1、2期鉛印外，其他10期均為手刻油印件。
[4] 兩個文件都刊於《無產者》第7期，1930年12月。而且整個這一期，就刊登了這兩個文件。
[5] 《代表會議對臨時委員會報告的決議》，《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6] 參見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第193～195頁；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1994，第164～166頁。名單上是300人，其中30人已回國。
[7] 《紅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8] 《紅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
[9]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161、167頁。
[10]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167、168頁。
[11] 劉仁靜、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告同誌書》，1930年1月，單行本；中國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全國總幹事會：《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我們的話》第19期，1930年7月30日。
[12] 《劉仁靜給托洛茨基的信》，1929年9月，信的原文未見到，此處轉引自11月托洛茨基給劉仁靜覆信中的轉述，見《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3頁。
[13] 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誌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4] 列爾士：《評陳獨秀同誌雙十日給中央的信》，《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附錄，手刻油印小冊子。
[15] 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誌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6] 列爾士：發表《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誌書〉》附言，《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7] 文同：《新的「八月聯盟」》，《紅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8] 文同：《新的「八月聯盟」》，《紅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9]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0] 《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致總幹的信》，1930年3月24日；《總幹致梁同誌函》，1930年4月25日；《總幹致張師同誌信》，1930年4月25日，均載《反對派內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21]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2] 《十月社對於劉仁靜同誌的決議》，《十月旬刊》第2期。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與共產黨及青年托派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民黨政府的建立能不能實現中國的穩定與統一，哪怕是暫時的。陳獨秀受託洛茨基的說教，一直持肯定的答覆，認為在帝國主義的支援下，國民黨政府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穩定與統一。但是，由於連年的新軍閥混戰，陳獨秀終於改變了看法。在與上述《告民眾書》同時發表的陳獨秀署名文章《國民黨與中國統一——統一是中國進步的必要條件》一文中，他明確指出：「已離開民眾而和民眾站在敵對地位的國民黨，它不得不依賴帝國主義及各派軍人勢力以自存，它自身已是一個新舊各派軍閥大集團。它自身已屈服在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隻能向帝國主義進行某種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妥協，而不能進行反帝國主義的對外戰爭，以獲得國家統一；它自身已陷入軍閥混戰之中，隻能一時結合某一派軍閥打擊另一派軍閥，而不能依靠民眾的勢力徹底消滅整個的軍閥製度，實現革命政權的統一。」這就說清楚了帝國主義與軍閥製度的存在，是中國國民黨不可能實現統一的兩大根本原因。所以，要實現中國的統一和獨立，首先要打倒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這個觀點顯然與當時中共的觀點特別是毛澤東的觀點是一致的。
那麽，中國往何處去呢！陳獨秀因觀點不同，對正宗托派觀點與中共之間爭論十分熱烈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一直保持沉默，此時則公開發表一篇文章《中國往何處去》，[96]批判戴季陶以「三民主義」代替或冒充「社會主義」的觀點，也同時批判這場論戰的托派中的代表人物任曙[97]說的「中國經濟已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見解，認為中國的出路是「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運動」。這個觀點倒是他轉向托派後的一直堅持的觀點，即「無產階級領導（或專政）下的民主主義運動」，再不斷地發展到「社會主義」。在這裏，陳獨秀力圖使托洛茨基主義與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際相結合。但這是有缺陷的觀點。因為，歷史應該在「民主主義」階段將停留很長一個階段，而不是人為地、不停頓地發展到社會主義。關於這一點，陳獨秀到晚年才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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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蘊山：《關於陳獨秀的幾點回憶》，朱世同整理，未刊稿。
[2]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75、82～83頁。
[3]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宣言》，《無產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註：《無產者》除第1、2期鉛印外，其他10期均為手刻油印件。
[4] 兩個文件都刊於《無產者》第7期，1930年12月。而且整個這一期，就刊登了這兩個文件。
[5] 《代表會議對臨時委員會報告的決議》，《無產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6] 參見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第193～195頁；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香港：士林圖書服務，1994，第164～166頁。名單上是300人，其中30人已回國。
[7] 《紅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
[8] 《紅旗》第80期，1930年3月1日。
[9]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161、167頁。
[10]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增訂本），第167、168頁。
[11] 劉仁靜、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告同誌書》，1930年1月，單行本；中國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全國總幹事會：《給無產者社一封公開的信》，《我們的話》第19期，1930年7月30日。
[12] 《劉仁靜給托洛茨基的信》，1929年9月，信的原文未見到，此處轉引自11月托洛茨基給劉仁靜覆信中的轉述，見《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誌的信》，第3頁。
[13] 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誌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4] 列爾士：《評陳獨秀同誌雙十日給中央的信》，《反對派統一運動之前途》附錄，手刻油印小冊子。
[15] 列爾士：《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誌書〉》，《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6] 列爾士：發表《一篇虛偽的和可憐的文件——評陳獨秀12月10日的〈告全黨同誌書〉》附言，《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
[17] 文同：《新的「八月聯盟」》，《紅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8] 文同：《新的「八月聯盟」》，《紅旗》第63期，1929年12月20日。
[19]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0] 《廣東省幹會市幹會各支部各組長聯席會議致總幹的信》，1930年3月24日；《總幹致梁同誌函》，1930年4月25日；《總幹致張師同誌信》，1930年4月25日，均載《反對派內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
[21] 《總幹上海區幹組長聯席會議對下列問題的決議》，《反對派內部生活》之二，1930年6月15日。
[22] 《十月社對於劉仁靜同誌的決議》，《十月旬刊》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