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這時的陳獨秀意誌之堅決，是義無反顧的。
幾十年後解密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秘檔，證實了以上陳獨秀對中央的批評是對的。當時駐中共的國際代表在給莫斯科的信中說：「我們有一些優秀能幹的同誌，但沒有任何經驗，常常不聯繫群眾，不了解群眾，不善於對基層組織裏的辯論、爭論等現象作出反應。」信中提到中共中央總是輕易地進行反對「右傾」的鬥爭，「在這方麵好象政治局委員起了帶頭作用，李立三混淆『左右兩種傾向』。在他們那裏所有人都是『右的』，他們唯一的手段是壓製，或者訴諸紀律」。[36]
在10月10日這封信中，陳獨秀集中批評了當時中共中央在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錯誤：「你們至今仍舊盲從國際對於中國革命錯誤的觀察，因為中國還是封建統治，以為資產階級僅僅是參加政權，以為將來的第三次革命仍舊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為限，企圖推翻國民黨政府後，仍舊要再行建立資產階級的政府即階級聯盟的工農民主政府，像這樣始終繫念屠殺工農群眾的資產階級，為它開生路，始終依賴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為它留地位，試問你們的機會主義已經深到如何程度！」他認為：「在將來革命高潮到來時，我們黨若死守資產階級的民主階段，而不立即發出『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無產階級貧農專政』這些口號，（必然）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足並且拉著革命群眾向後退，使革命流產，群眾再被一次更大的屠殺。」他明確主張：隻有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領導，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手段，「徹底掃蕩阻礙中國進步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富農等一切剝削下層民眾的反革命勢力，建設無產階級貧農專政的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統一全國的政權，才能夠一麵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一麵走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裏，可以看到，陳獨秀一度完全接受託洛茨基的觀點，成為「一次革命論者」，但在具體行動上，他還是堅持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因此與青年托派發生了矛盾。
陳獨秀在信中還說：你們命令我「一周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你們既然代我決定了意見，還要我做文章發表意見做什麽？我真想不到你們現在竟至發狂鬧笑話到此地步！這種現象已充分的說明了由黨員群眾合法的討論和公開的自我批評來糾正領導機關之錯誤的政治路線，是絲毫沒有希望的了！」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雙方對對方都已絕望了！分裂就成了必然的結果。陳獨秀因此將被開除黨籍。對此，一貫「吃軟不吃硬」的他是做了思想準備的。
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自1922年入黨以來，一向把黨當作生命寄託之所，她不願僅僅為了與彭述之的伴侶關係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託之所。因此，她得知陳、彭將被開除黨籍時，內心非常矛盾和苦悶，甚至想到了離婚。為了傾瀉胸中的苦悶，有一天，她獨自到陳獨秀的家裏和他談論此事，她對獨秀說：「我從某些同誌中得到一個消息，說黨中央準備開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開除，一定會跟著開除我，但我絕不願意跟著他而被黨開除，因為我開始幹革命時，並不認識述之，我既不是跟著他而參加到革命隊伍裏來的，當然也絕不願意跟著他而被黨開除。因此，我現在陷於極度矛盾和痛苦的狀態之中，我想請教您，怎樣才能解除這種矛盾和痛苦。」[37]陳獨秀聽了此話「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說：「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墮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陳碧蘭聽了陳獨秀的回答，說：「頓時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過去對黨的那種機械觀念。我想，如果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錯誤，黨員是有責任起而批評和糾正的；為了使批評和糾正的意見發生效力和有力量，在黨內集中一個有力量的反對派也是需要的」；尤其是獨秀所說的：「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中共中央10月5日的決議，特別看重黨內出現「反對派小組織」，因為這將直接危及黨的生命。所以，中共中央對陳獨秀10日信的直接反應是，在17日機關報《紅旗》上公布10月5日通過的《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將稱陳獨秀為「同誌」的二字，全部刪除。
而這時的陳獨秀的確已經在黨內成立了小組織。
在黨內正式組織反對派小組織
早在陳獨秀給中央「八五」信後不久，他們就決定正式組織起來，起先是向歸國留學生托派小組織「我們的話派」表示，希望加入他們的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但是，沒有想到這些年輕人（其領導機構稱為「總幹事會」）心胸狹隘，不僅表示不歡迎，「而且很厭惡」。他們以水泊梁山上王倫的眼光看待這些黨內「老幹部」的行為，認為是「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者向我們托派投機了」，於是他們採取了「揭穿那些機會主義領袖的『卑鄙動機』，爭取其下層群眾」的策略。[38]於是，總幹事會提出了讓陳獨秀派個人分別加入托派的方案，以便排斥陳獨秀等幾位老幹部的加入。
為什麽這些青年托派也把陳獨秀們視為「機會主義」呢？因為，他們認為陳獨秀給中央的「八五」信中，有以下問題。
幾十年後解密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秘檔，證實了以上陳獨秀對中央的批評是對的。當時駐中共的國際代表在給莫斯科的信中說：「我們有一些優秀能幹的同誌，但沒有任何經驗，常常不聯繫群眾，不了解群眾，不善於對基層組織裏的辯論、爭論等現象作出反應。」信中提到中共中央總是輕易地進行反對「右傾」的鬥爭，「在這方麵好象政治局委員起了帶頭作用，李立三混淆『左右兩種傾向』。在他們那裏所有人都是『右的』，他們唯一的手段是壓製，或者訴諸紀律」。[36]
在10月10日這封信中，陳獨秀集中批評了當時中共中央在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錯誤：「你們至今仍舊盲從國際對於中國革命錯誤的觀察，因為中國還是封建統治，以為資產階級僅僅是參加政權，以為將來的第三次革命仍舊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為限，企圖推翻國民黨政府後，仍舊要再行建立資產階級的政府即階級聯盟的工農民主政府，像這樣始終繫念屠殺工農群眾的資產階級，為它開生路，始終依賴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為它留地位，試問你們的機會主義已經深到如何程度！」他認為：「在將來革命高潮到來時，我們黨若死守資產階級的民主階段，而不立即發出『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無產階級貧農專政』這些口號，（必然）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足並且拉著革命群眾向後退，使革命流產，群眾再被一次更大的屠殺。」他明確主張：隻有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領導，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手段，「徹底掃蕩阻礙中國進步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富農等一切剝削下層民眾的反革命勢力，建設無產階級貧農專政的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統一全國的政權，才能夠一麵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一麵走到社會主義道路」。在這裏，可以看到，陳獨秀一度完全接受託洛茨基的觀點，成為「一次革命論者」，但在具體行動上，他還是堅持先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因此與青年托派發生了矛盾。
陳獨秀在信中還說：你們命令我「一周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你們既然代我決定了意見，還要我做文章發表意見做什麽？我真想不到你們現在竟至發狂鬧笑話到此地步！這種現象已充分的說明了由黨員群眾合法的討論和公開的自我批評來糾正領導機關之錯誤的政治路線，是絲毫沒有希望的了！」
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雙方對對方都已絕望了！分裂就成了必然的結果。陳獨秀因此將被開除黨籍。對此，一貫「吃軟不吃硬」的他是做了思想準備的。
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自1922年入黨以來，一向把黨當作生命寄託之所，她不願僅僅為了與彭述之的伴侶關係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託之所。因此，她得知陳、彭將被開除黨籍時，內心非常矛盾和苦悶，甚至想到了離婚。為了傾瀉胸中的苦悶，有一天，她獨自到陳獨秀的家裏和他談論此事，她對獨秀說：「我從某些同誌中得到一個消息，說黨中央準備開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開除，一定會跟著開除我，但我絕不願意跟著他而被黨開除，因為我開始幹革命時，並不認識述之，我既不是跟著他而參加到革命隊伍裏來的，當然也絕不願意跟著他而被黨開除。因此，我現在陷於極度矛盾和痛苦的狀態之中，我想請教您，怎樣才能解除這種矛盾和痛苦。」[37]陳獨秀聽了此話「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說：「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墮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陳碧蘭聽了陳獨秀的回答，說：「頓時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過去對黨的那種機械觀念。我想，如果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錯誤，黨員是有責任起而批評和糾正的；為了使批評和糾正的意見發生效力和有力量，在黨內集中一個有力量的反對派也是需要的」；尤其是獨秀所說的：「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中共中央10月5日的決議，特別看重黨內出現「反對派小組織」，因為這將直接危及黨的生命。所以，中共中央對陳獨秀10日信的直接反應是，在17日機關報《紅旗》上公布10月5日通過的《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將稱陳獨秀為「同誌」的二字，全部刪除。
而這時的陳獨秀的確已經在黨內成立了小組織。
在黨內正式組織反對派小組織
早在陳獨秀給中央「八五」信後不久，他們就決定正式組織起來，起先是向歸國留學生托派小組織「我們的話派」表示，希望加入他們的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但是，沒有想到這些年輕人（其領導機構稱為「總幹事會」）心胸狹隘，不僅表示不歡迎，「而且很厭惡」。他們以水泊梁山上王倫的眼光看待這些黨內「老幹部」的行為，認為是「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者向我們托派投機了」，於是他們採取了「揭穿那些機會主義領袖的『卑鄙動機』，爭取其下層群眾」的策略。[38]於是，總幹事會提出了讓陳獨秀派個人分別加入托派的方案，以便排斥陳獨秀等幾位老幹部的加入。
為什麽這些青年托派也把陳獨秀們視為「機會主義」呢？因為，他們認為陳獨秀給中央的「八五」信中，有以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