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留學生王平一,原是山東的中共黨員,在莫斯科轉向托派,回國後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屬支部工作,同時又與「我們的話派」關係密切,把托派文件傳入黨內。這時,原「陳獨秀派」的成員,大多數在六大後失去原來的領導職務,先後到上海閑置起來,使原來由於對陳獨秀的錯誤處置而產生的不滿情緒膨脹起來。1929年四五月間,彭述之、尹寬、鄭超麟等人,見到王平一帶來的托洛茨基文件後,一方麵自動組織起來,進行係統的學習,並且完全佩服和接受託洛茨基的一切思想和主張,甚至平時勤於觀察與思考又深而不露的鄭超麟後來也回憶說,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是,「仿佛有甚麽電光閃過我的頭腦」。


    另一方麵,他們再鼓動陳獨秀出山,反對六大後新的黨中央繼續推行的「左」傾路線。例如,與陳獨秀及他們的低潮形勢估計和採取保守、防禦、合法鬥爭的策略不同,以向忠發為總書記、實權掌握在宣傳部長李立三為首的新的黨中央,認為形勢是「革命的高漲要快走向新的高潮的局麵。『直接革命的形勢』仍然沒有變更」;「在這一革命形勢之下,本黨暴動策略不獨沒有改變,而且應當更加積極的求其實現」。[1]出於這樣的形勢估計,黨中央發出一係列指示,要各地黨組織,不管黨的力量有多少,積極開展反資本家的經濟鬥爭、農民秋收暴動和反帝運動,而「在一切宣傳鼓動的工作中,要注意提出『反國民黨』、『政權歸工農兵城市貧民代表會議』的口號」[2]。為此,各地黨組織必須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九」「五卅」、「八一」(國際反戰日)等紅色節日,組織群眾上街遊行示威,從「罷工、怠工、包圍東家,在鬥爭中甚至與警察衝突」,到「設法組織飛行集會鼓動工人反帝情緒」等。國民黨政府已經掌握了這個規律,就在當天守株待兔似地鎮壓群眾,結果使好不容易恢復和積蓄起來的黨的力量,不斷受到摧殘。有的地方黨組織考慮到當地的實際情況,對這種「左」傾路線進行抵製,中央還加以批評:「根據有些地方的經驗(如上海),國民黨對於民眾反帝運動,並不能無限製的壓迫,所以在客觀上,發動全國範圍的反帝高潮,是有可能的。然而我們各地黨部在這次運動中的影響,除少數地方外,至今隻是模糊的微弱的。這是甚麽原故?有些地方的回答這樣說:『我們過去太沒有群眾基礎了!』這是錯誤的。我們在北伐前城市的基礎比現在更要薄弱甚至一點也沒有,然而我們到處都有反帝的成績。又有些報告如南昌、南京則這樣說:『反帝運動一點也沒有做起。』這隻是一種懶惰的回答。如果真有決心運用現在黨在群眾中就算極微弱的基礎,無論如何也不致『一點也沒有做起來』。」[3]


    中共在六大後,由於瞿秋白盲動主義路線的停止,全黨的工作曾有一些起色。陳獨秀本來想遵守自己的諾言,不為自己辯護,不再反對中央。所以,當汪澤楷[4]從莫斯科參加六大回來勸他起來鬥爭時,陳獨秀拒絕。但是,現在麵對黨內日益嚴重的「左」傾現象,在閱讀了留學生帶回來的托洛茨基從1923年起,一再批評史達林在中國推行的錯誤路線,並多次提出國民黨將背叛革命,共產黨必須立即退出國民黨的警告,而被史達林的聯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委會否定的一係列文件和文章後,陳獨秀一年多來苦惱的問題,終於得到答案,並且找到了知音。原來,他在大革命時期多次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與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主張和行動,以及遭遇與結果是不謀而合的。於是,他認為終於找到了大革命失敗的根源——黨內合作的國共合作路線。由此,他對托洛茨基也產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意,而對史達林則更加厭惡。他以自己的親身體驗,完全贊成托氏在《中國革命的總結和前瞻》中關於大革命失敗主要是史達林和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論述:「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的」;「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和共產國際的權威,始而完全幫助蔣介石,反對中國共產黨之獨立政策,繼而又去援助汪精衛為土地革命的領袖」;「當反對派宣布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陳獨秀)在共產國際錯誤指導下進行一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時,就說我們是『誣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無疵的」。


    但是,對於「退出國民黨」的主張,托洛茨基與陳獨秀的含意是不同的。前者提出退出國民黨的前提是:國民黨已經或即將成為「反革命」。共產黨退出後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也應該把革命矛頭指向國民黨和資產階級,以蘇俄革命為榜樣,成立蘇維埃,進行順帶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陳獨秀則一直堅持「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民主革命。所以,看重於中國實際情況的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根源上接受託洛茨基主張外,在其他問題上,接受很慢。特別在革命性質問題上,他一直持保留態度,不像其他人一下子全麵倒向托洛茨基主義。據當時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參加學習的鄭超麟回憶說:「當時陳獨秀常到昆明路提籃橋監獄對麵一幢房子裏去,那兒住著彭述之和汪澤楷兩家人。『陳獨秀派』那幫人都聚集在那兒閱讀討論托派文件。陳獨秀就與他們一起學習,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見,然後就同尹寬、彭述之、汪澤楷等人辯論。問題如此之多,如此之複雜,陳獨秀很難一下子接受託洛茨基的全部論斷,盡管經過尹寬等種種解說,每次辯論完,他還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來時,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見,反而以尹寬的意見(即托洛茨基的意見)為基礎,提出新的不同意見。如此一層一層討論下去,到其餘人都百分之百地贊成托洛茨基觀點時,他還有不同意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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