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1927年中國革命連續三次失敗（即上海、武漢、廣州）的總結是：「這三次失敗都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最根本的錯誤政策之直接產品。在以下決定中國革命命運動的四個問題中，共產國際十足的機會主義路線充分表現出來」：黨的問題、帝國主義問題、關於小資產階級農民問題和蘇維埃問題。
第二，形勢、策略與任務。現在是反革命奏凱時期，「現時尚難預言，革命高潮將於何時與依何種道路發生」。軍事獨裁在現時是唯一的國家政權形式。「反對軍事獨裁鬥爭必然採用過渡的革命民主要求的形式，如要求中國的國民立憲會議由普遍直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以解決國家的最要緊問題；實行八小時工作製；沒收土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我們的戰略之總路線是在奪取政權」。而「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將中國革命化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之一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隻有在世界革命勝利之條件下，才可思議」。
第三，當前工作：（1）出版最重要的反對派的文件；（2）準備發行反對派的政治的及理論的機關報；（3）團結優秀的共產主義分子，組織反對派之集中的小組織；（4）和世界各國反對派聯繫，以便在最近將來組織反對派的國際小組織。
關於成立托派小組織，托洛茨基強調說：「隻有此種小組織，在自己的旗幟下，在共產黨黨內及黨外，公開的勇敢的前進，才可救共產國際免於滅亡和變節，回復它到馬克思列寧的路上。」
顯然，托洛茨基主義是一種極左的理論和戰略。但是，在革命形勢估量和行動策略上，托洛茨基比較注意現實，並不盲動。所以，他為中國革命提出的路線是：現在處在低潮時期，即反革命時期，策略是退卻與防守，口號是要求開展國民直接參加選舉的「國民會議運動」，主要進行要求民主的合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爭取群眾，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到時就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一下子奪取全國政權。
* * *
[1]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2]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27頁。
[3] 參見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31～137頁。
[4] 唐寶林記錄並整理《易禮容訪談記錄》，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5] 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266～237頁。
[6]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71～172頁。
[7] 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1，第961頁。
[8]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9] 李維漢：《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30頁。
[11] 《上海華興出版社圖書目錄》，中共中央編譯書資料室藏。
[12]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369、370頁。
[13] 瞿秋白：《中國革命是什麽樣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
[14]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72頁。
[15]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98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17、21頁。
[16]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48、449頁。
[1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45～448、437頁。
[18] 《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19] 《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20] 參見楊纖如《喬年烈士有女天涯何處》，苗玉《給黨組織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認苗玉姐姐的經過》，均載《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0期，2000年6月，第26、27、28頁。
[21] 陳獨秀：《中國拚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藏。
[22]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第23頁。
[23]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柯柏年談話記錄》，1980年6月29日，唐寶林訪問整理，未刊稿。
[24] 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
[25] 黃階然：《黨的「六大」前後若幹歷史情況》，手稿。
[26] 《索洛維約夫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信》，1927年9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33頁。
[27]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第366、367頁。
[28]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第365、367頁。
[2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170、171頁。
[30] 《政治報告討論之結論》，《瞿秋白文集》（5），第610頁。
[31] 托氏和中國托派稱中國辛亥革命為第一次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為第二次革命，未來革命為第三次革命。
十三 轉向托洛茨基主義（1929）
被托洛茨基文章所吸引
1920年代末，陳獨秀轉向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內民主」相結合的托洛茨基主義。自己沒有獨立的理論，隻得盲從他人，充分顯示了他的致命弱點。
中國托派首先產生於莫斯科。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理論和路線鬥爭，以及前者對後者的無理處置，使聯共內部從領導層到下麵黨員群眾分裂成兩派，互相鬥爭十分激烈。大革命時期陸續到蘇聯留學的大批中國學生，也相應分成兩派，有的還加入了蘇聯托派，甚至像梁幹喬這樣的共青團員，還受到過托洛茨基的接見。1927年11月7日，蘇聯舉行舉行十月革命勝利10周年大慶。遊行隊伍在經過主席台時，托派群眾突然打開「反對史達林，擁護托洛茨基」「公布列寧遺囑」等標語。兩派群眾扭打起來。這個事件後，托洛茨基遭到了一係列的撤職、開除、流放等處分。隨之，史達林在蘇聯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肅托」運動。蘇聯托派分子受到嚴厲鎮壓，轉入地下。中國留學生中的托派分子，也是如此。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有的被驅逐回國。1928年12月，這些人在上海陸一淵家中，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取名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出版油印刊物《我們的話》（刊名取自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主辦的革命地下刊物）。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在刊物上連篇累牘地翻譯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歷次批判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文章和文件，把托洛茨基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終於造成中共的一次大分裂。
第二，形勢、策略與任務。現在是反革命奏凱時期，「現時尚難預言，革命高潮將於何時與依何種道路發生」。軍事獨裁在現時是唯一的國家政權形式。「反對軍事獨裁鬥爭必然採用過渡的革命民主要求的形式，如要求中國的國民立憲會議由普遍直接不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以解決國家的最要緊問題；實行八小時工作製；沒收土地；保證中國的國家獨立」；「我們的戰略之總路線是在奪取政權」。而「中國無產階級專政，一定將中國革命化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之一部分，中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隻有在世界革命勝利之條件下，才可思議」。
第三，當前工作：（1）出版最重要的反對派的文件；（2）準備發行反對派的政治的及理論的機關報；（3）團結優秀的共產主義分子，組織反對派之集中的小組織；（4）和世界各國反對派聯繫，以便在最近將來組織反對派的國際小組織。
關於成立托派小組織，托洛茨基強調說：「隻有此種小組織，在自己的旗幟下，在共產黨黨內及黨外，公開的勇敢的前進，才可救共產國際免於滅亡和變節，回復它到馬克思列寧的路上。」
顯然，托洛茨基主義是一種極左的理論和戰略。但是，在革命形勢估量和行動策略上，托洛茨基比較注意現實，並不盲動。所以，他為中國革命提出的路線是：現在處在低潮時期，即反革命時期，策略是退卻與防守，口號是要求開展國民直接參加選舉的「國民會議運動」，主要進行要求民主的合法鬥爭，在這個鬥爭中爭取群眾，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到時就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發動武裝暴動，一下子奪取全國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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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2]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27頁。
[3] 參見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31～137頁。
[4] 唐寶林記錄並整理《易禮容訪談記錄》，1983年7月16日，未刊稿。
[5] 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266～237頁。
[6]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71～172頁。
[7] 毛澤東：《學習與時局》，《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1，第961頁。
[8]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9] 李維漢：《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0]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第130頁。
[11] 《上海華興出版社圖書目錄》，中共中央編譯書資料室藏。
[12] 《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369、370頁。
[13] 瞿秋白：《中國革命是什麽樣的革命》，1927年11月16日，《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
[14]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72頁。
[15]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98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17、21頁。
[16]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48、449頁。
[1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45～448、437頁。
[18] 《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19] 《中央政治通訊》第14期，1927年12月。
[20] 參見楊纖如《喬年烈士有女天涯何處》，苗玉《給黨組織的一封信》，李文《我相認苗玉姐姐的經過》，均載《陳獨秀研究動態》第20期，2000年6月，第26、27、28頁。
[21] 陳獨秀：《中國拚音文字草案·自序》，手稿，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藏。
[22]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第23頁。
[23]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柯柏年談話記錄》，1980年6月29日，唐寶林訪問整理，未刊稿。
[24] 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室。
[25] 黃階然：《黨的「六大」前後若幹歷史情況》，手稿。
[26] 《索洛維約夫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信》，1927年9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7輯，第33頁。
[27]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第366、367頁。
[28]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第365、367頁。
[2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170、171頁。
[30] 《政治報告討論之結論》，《瞿秋白文集》（5），第610頁。
[31] 托氏和中國托派稱中國辛亥革命為第一次革命，1925～1927年的大革命為第二次革命，未來革命為第三次革命。
十三 轉向托洛茨基主義（1929）
被托洛茨基文章所吸引
1920年代末，陳獨秀轉向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內民主」相結合的托洛茨基主義。自己沒有獨立的理論，隻得盲從他人，充分顯示了他的致命弱點。
中國托派首先產生於莫斯科。史達林與托洛茨基的理論和路線鬥爭，以及前者對後者的無理處置，使聯共內部從領導層到下麵黨員群眾分裂成兩派，互相鬥爭十分激烈。大革命時期陸續到蘇聯留學的大批中國學生，也相應分成兩派，有的還加入了蘇聯托派，甚至像梁幹喬這樣的共青團員，還受到過托洛茨基的接見。1927年11月7日，蘇聯舉行舉行十月革命勝利10周年大慶。遊行隊伍在經過主席台時，托派群眾突然打開「反對史達林，擁護托洛茨基」「公布列寧遺囑」等標語。兩派群眾扭打起來。這個事件後，托洛茨基遭到了一係列的撤職、開除、流放等處分。隨之，史達林在蘇聯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肅托」運動。蘇聯托派分子受到嚴厲鎮壓，轉入地下。中國留學生中的托派分子，也是如此。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有的被驅逐回國。1928年12月，這些人在上海陸一淵家中，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小組織，取名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出版油印刊物《我們的話》（刊名取自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主辦的革命地下刊物）。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在刊物上連篇累牘地翻譯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歷次批判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文章和文件，把托洛茨基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終於造成中共的一次大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