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參加大會的中國代表和留學生工作人員（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傾向於托洛茨基的一些人，看後大受鼓舞，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他們設法保存下來。別的國家的代表，也有私自帶回國的。此後一些國家的共產黨開始分裂成兩派：擁護共產國際的共產黨和擁護托洛茨基的反對派。這個情況，是中共黨內出現反對派的源頭。
「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中為中國托派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因此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這些原則體現在他以很長篇幅詳細論述的兩大問題中。
第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革命性問題。他認為隻有反動性，沒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階級永遠不能與它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
在史達林的共產國際綱領中，有一條從中國大革命經驗中總結出的一段話：「與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成立暫時的妥協，僅在民族資產階級不妨礙工農革命組織和它能進行真正反帝國主義鬥爭條件之下才可以的。」托洛茨基的文件從批判這段話開始，指出這是「用荒謬的條件去掩飾資產階級」；「隻有當時於我們有利，我們與魔鬼亦可以締結（條約）……這是十分的荒謬。若我們依據這種條件行動，實際上便是讓魔鬼作保鏢和請他做基督的天使」；「以為殖民地的受壓迫，必然要發生一個革命的資產階級，這種了解就是留戀於孟雪維克主義的基本錯誤」。
接著，托洛茨基的文件從總結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和大革命的經驗出發，論述了中國資產階級可以反對某個軍閥和某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但是，它從不反對帝國主義，從而得出結論說：「中國資產階級比俄國資產階級還要反動，還要下賤。」因此，資產階級表現得越革命，無產階級越要警惕；而史達林則用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來麻痹無產階級。
從歐洲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俄國1905年革命和中國1925～1927年大革命的經驗中，托洛茨基又提出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規律是這樣的：「資產階級的參加革命營壘，完全不是偶然的，輕率的，而是受了階級利益壓迫，這是非常明顯的。隨後因懼怕群眾之故，資產階級就逐漸離開革命，公然表現其對革命宿懷的敵意」，最後「完全徹底的轉入反革命的營壘中」。
托的文件對比中外資產階級後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越到東方，資產階級越反動！」
歸納以上托洛茨基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理論，可以歸結為一條：任何時候，資產階級總是反動的，所以，不能與資產階級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
陳獨秀在領導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麵性，但是，在20世紀30～40年代的短時期內，他不能對它做出理論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認識。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麵性的理論創造和與此相聯繫的統一戰線策略，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使陳獨秀離開中國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國還有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及與此相聯繫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托洛茨基認為，由於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占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和農民的私有本性，中國不存在民主革命階級，「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
在中國，到底是城市領導（支配）農村，還是農村領導（支配）城市？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一方，與中共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由此衍生出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一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傳統，即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群眾為主力的路線；一條是以農村為基礎，以農民群眾為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而前者的觀點，就是在這裏由托氏為他們規定的鐵律。就這樣，當以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在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時，陳獨秀的後半生就完全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實踐上，再也沒有什麽作為了。
托氏以上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規定，對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各階級的分析，最後落實到中國革命當前的口號和下次革命的性質：「要在中國解決基本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完全要歸結於無產階級專政。以工農民主專政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乃從事一種反動的企圖」；中國「第三次革命[31]（不管中國經濟比俄國落後得多，或者更正確些說，正因為這落後得多），將不會有一個『民主』時期，甚至像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半年的『民主』時期（1917年11月～1918年7月）也不會有，而將被逼於一開始就要最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
這個論斷，為後來大部分中國托派分子所接受，產生了下次「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唯陳獨秀除外。
這年10月，托洛茨基又專門寫了《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詳細地論述了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革命形勢和策略。此件和《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被中國托派視為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件，既有對過去革命的教訓的總結，又有對今後革命戰略和策略的指示。第二年（1929年），托洛茨基在這兩個文件的基礎上，又為來看望他的劉仁靜，起草了《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成為正式的中國托派綱領。歸結起來，其要點如下。
「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中為中國托派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因此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這些原則體現在他以很長篇幅詳細論述的兩大問題中。
第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革命性問題。他認為隻有反動性，沒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階級永遠不能與它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
在史達林的共產國際綱領中，有一條從中國大革命經驗中總結出的一段話：「與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成立暫時的妥協，僅在民族資產階級不妨礙工農革命組織和它能進行真正反帝國主義鬥爭條件之下才可以的。」托洛茨基的文件從批判這段話開始，指出這是「用荒謬的條件去掩飾資產階級」；「隻有當時於我們有利，我們與魔鬼亦可以締結（條約）……這是十分的荒謬。若我們依據這種條件行動，實際上便是讓魔鬼作保鏢和請他做基督的天使」；「以為殖民地的受壓迫，必然要發生一個革命的資產階級，這種了解就是留戀於孟雪維克主義的基本錯誤」。
接著，托洛茨基的文件從總結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和大革命的經驗出發，論述了中國資產階級可以反對某個軍閥和某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但是，它從不反對帝國主義，從而得出結論說：「中國資產階級比俄國資產階級還要反動，還要下賤。」因此，資產階級表現得越革命，無產階級越要警惕；而史達林則用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來麻痹無產階級。
從歐洲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俄國1905年革命和中國1925～1927年大革命的經驗中，托洛茨基又提出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規律是這樣的：「資產階級的參加革命營壘，完全不是偶然的，輕率的，而是受了階級利益壓迫，這是非常明顯的。隨後因懼怕群眾之故，資產階級就逐漸離開革命，公然表現其對革命宿懷的敵意」，最後「完全徹底的轉入反革命的營壘中」。
托的文件對比中外資產階級後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越到東方，資產階級越反動！」
歸納以上托洛茨基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理論，可以歸結為一條：任何時候，資產階級總是反動的，所以，不能與資產階級結成任何形式的聯合戰線。
陳獨秀在領導中國大革命的過程中，也感受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麵性，但是，在20世紀30～40年代的短時期內，他不能對它做出理論上的概括和深刻的認識。對中國資產階級兩麵性的理論創造和與此相聯繫的統一戰線策略，成了毛澤東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使陳獨秀離開中國革命主航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國還有沒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及與此相聯繫的「工農民主專政」問題。托洛茨基認為，由於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占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沒有革命性和農民的私有本性，中國不存在民主革命階級，「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
在中國，到底是城市領導（支配）農村，還是農村領導（支配）城市？陳獨秀和中國托派為一方，與中共一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由此衍生出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一條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傳統，即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群眾為主力的路線；一條是以農村為基礎，以農民群眾為主力，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路線。而前者的觀點，就是在這裏由托氏為他們規定的鐵律。就這樣，當以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在農村掀起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時，陳獨秀的後半生就完全離開了中國革命的主航道，在革命實踐上，再也沒有什麽作為了。
托氏以上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規定，對資產階級、農民和工人各階級的分析，最後落實到中國革命當前的口號和下次革命的性質：「要在中國解決基本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完全要歸結於無產階級專政。以工農民主專政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乃從事一種反動的企圖」；中國「第三次革命[31]（不管中國經濟比俄國落後得多，或者更正確些說，正因為這落後得多），將不會有一個『民主』時期，甚至像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半年的『民主』時期（1917年11月～1918年7月）也不會有，而將被逼於一開始就要最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農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
這個論斷，為後來大部分中國托派分子所接受，產生了下次「中國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唯陳獨秀除外。
這年10月，托洛茨基又專門寫了《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詳細地論述了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國革命形勢和策略。此件和《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被中國托派視為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兩個綱領性文件，既有對過去革命的教訓的總結，又有對今後革命戰略和策略的指示。第二年（1929年），托洛茨基在這兩個文件的基礎上，又為來看望他的劉仁靜，起草了《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成為正式的中國托派綱領。歸結起來，其要點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