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要求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強硬的路線」，而莫斯科卻要對中共採取「強硬的路線」。
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出廣東，陳獨秀黨中央和陳延年為首的廣東區委認為是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一次重大勝利（雖然也為蔣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條件）。這再次表明莫斯科與中共在估計革命形勢上的巨大差異。
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中，雖然陳獨秀和維經斯基放棄並自我批評了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但同時還保留了向黨外聯合過渡的通道，如明確指出「戴季陶等」正在成為新右派：「在國民黨內，假借『真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國民黨左派及共產派。」並說：「假使我們不注意這種右派的階級妥協的意義，也是一種危險的錯誤。所以我們應當找一個與國民黨聯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縛無產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的聯盟，而且能擴大化。」為此決定：「現在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是反對右派而與左派結合密切聯盟，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鬥爭。」而「實行這種策略的最重要的一個方法，便是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具體說來就是：「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誌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完全在我們勢力支配之下的黨部不在此限）」；「在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地方（尤其是廣東），我們應竭誠與之合作，逼迫他們各級用全力參加民族運動……但同時在一切運動中關於階級爭鬥的理論與行動，我們對他們絲毫不能讓步」。[12]
必須指出，這裏說的「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是指準備實行退出國民黨的策略而言，而與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有本質的區別。
這次會議決定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左派」隊伍中抽出來，共產黨隻是站在「贊助左派」的立場上，讓國民黨左派和右派自己去爭鬥。陳獨秀的意思是共產黨不再包辦代替國民黨的事務，推動左派起來積極負責，也是從共產黨準備退出國民黨的過渡方針考慮的。
對此，傳統觀點採用王若飛的說法，即批判這次會議把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納入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機會主義軌道，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王若飛說：「須知當時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黨，我們如果不去代替，就無所謂左派，大的錯誤就此鑄成。」這次大會是「不要國民黨的精神，是不要領導權的精神，是較大的錯誤」。
其實，陳獨秀（包括維經斯基）對國共合作後國民黨內國共鬥爭的形勢、國民黨左派沒有力量、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國民黨左派」的認識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全會通過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問題的議決案》就明確指出：「國民黨內——對於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農民問題的改良政策，對工人利益的讓步問題——便發現兩派的力量……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誌——我們同誌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13]7月13日，當孫中山決定利用右派進攻對共產黨施加壓力時，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確指出：「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隻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誌。」[14]
所以，導致後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使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準退出國民黨」的總方針。
維經斯基在11月11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為自己和陳獨秀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上製定的方針——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準備過渡到黨外聯合，推動全國的反帝運動——辯護，認為過去幾周的運動表明，我們「正確地對待了國民黨」。因此，「現在我們麵臨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黨左派從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影響，並在即將舉行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之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擊敗右派」。[15]
對於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為一方，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兩次由史達林主持的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終於得到解決。前一次會議上「伏龍芝的信」和後一次會議上史達林的指示以會議決定的形式做出，其有關內容如下。
（一）在中國反帝問題上，「實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間打入楔子的方針，盡量不損害同日本的關係並容忍中國的現狀對日本有利這一意義上同它進行談判」。對此，決定附錄一《給報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對日本的攻擊；2.指出容忍中國新的局麵對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為一方同以中國和蘇聯為另一方的睦鄰關係；3.不鼓吹東方對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威脅；4.盡量少寫蘇聯在東方事件中的積極作用。」[16]
由此看出，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國主義陣營全麵退卻。為此，中國也必須停止一切反帝宣傳和行動，以免被人談論「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威脅」。
在1926年4月1日召開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稱這個新政策為「喘息政策」：中國革命「由於歐洲出現某種穩定……國際局勢變得非常嚴峻。國內局勢在最近一個時期由於國民軍的失敗和撤退也惡化了」。因此，不僅蘇聯「需要延長喘息時間」，對當時蘇聯在遠東的最大對手日本「需要作出讓步」，並力求同中國現有政府「保持真誠的關係」；中國革命也要與蘇聯外交政策相適應，必須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甚至擱下「國家命運問題」，「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聯共政治局通過一個重要文件，對此辯解說：這不能錯誤地解釋為「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調整蘇聯和日本國家間的關係」。[17]這種辯解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出廣東，陳獨秀黨中央和陳延年為首的廣東區委認為是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一次重大勝利（雖然也為蔣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條件）。這再次表明莫斯科與中共在估計革命形勢上的巨大差異。
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中，雖然陳獨秀和維經斯基放棄並自我批評了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但同時還保留了向黨外聯合過渡的通道，如明確指出「戴季陶等」正在成為新右派：「在國民黨內，假借『真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國民黨左派及共產派。」並說：「假使我們不注意這種右派的階級妥協的意義，也是一種危險的錯誤。所以我們應當找一個與國民黨聯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縛無產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的聯盟，而且能擴大化。」為此決定：「現在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是反對右派而與左派結合密切聯盟，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鬥爭。」而「實行這種策略的最重要的一個方法，便是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具體說來就是：「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誌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完全在我們勢力支配之下的黨部不在此限）」；「在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地方（尤其是廣東），我們應竭誠與之合作，逼迫他們各級用全力參加民族運動……但同時在一切運動中關於階級爭鬥的理論與行動，我們對他們絲毫不能讓步」。[12]
必須指出，這裏說的「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是指準備實行退出國民黨的策略而言，而與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有本質的區別。
這次會議決定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左派」隊伍中抽出來，共產黨隻是站在「贊助左派」的立場上，讓國民黨左派和右派自己去爭鬥。陳獨秀的意思是共產黨不再包辦代替國民黨的事務，推動左派起來積極負責，也是從共產黨準備退出國民黨的過渡方針考慮的。
對此，傳統觀點採用王若飛的說法，即批判這次會議把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納入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機會主義軌道，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王若飛說：「須知當時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黨，我們如果不去代替，就無所謂左派，大的錯誤就此鑄成。」這次大會是「不要國民黨的精神，是不要領導權的精神，是較大的錯誤」。
其實，陳獨秀（包括維經斯基）對國共合作後國民黨內國共鬥爭的形勢、國民黨左派沒有力量、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國民黨左派」的認識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全會通過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問題的議決案》就明確指出：「國民黨內——對於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農民問題的改良政策，對工人利益的讓步問題——便發現兩派的力量……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誌——我們同誌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13]7月13日，當孫中山決定利用右派進攻對共產黨施加壓力時，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確指出：「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隻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誌。」[14]
所以，導致後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使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準退出國民黨」的總方針。
維經斯基在11月11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為自己和陳獨秀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上製定的方針——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準備過渡到黨外聯合，推動全國的反帝運動——辯護，認為過去幾周的運動表明，我們「正確地對待了國民黨」。因此，「現在我們麵臨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黨左派從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影響，並在即將舉行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之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擊敗右派」。[15]
對於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為一方，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兩次由史達林主持的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終於得到解決。前一次會議上「伏龍芝的信」和後一次會議上史達林的指示以會議決定的形式做出，其有關內容如下。
（一）在中國反帝問題上，「實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間打入楔子的方針，盡量不損害同日本的關係並容忍中國的現狀對日本有利這一意義上同它進行談判」。對此，決定附錄一《給報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對日本的攻擊；2.指出容忍中國新的局麵對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為一方同以中國和蘇聯為另一方的睦鄰關係；3.不鼓吹東方對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威脅；4.盡量少寫蘇聯在東方事件中的積極作用。」[16]
由此看出，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國主義陣營全麵退卻。為此，中國也必須停止一切反帝宣傳和行動，以免被人談論「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威脅」。
在1926年4月1日召開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稱這個新政策為「喘息政策」：中國革命「由於歐洲出現某種穩定……國際局勢變得非常嚴峻。國內局勢在最近一個時期由於國民軍的失敗和撤退也惡化了」。因此，不僅蘇聯「需要延長喘息時間」，對當時蘇聯在遠東的最大對手日本「需要作出讓步」，並力求同中國現有政府「保持真誠的關係」；中國革命也要與蘇聯外交政策相適應，必須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甚至擱下「國家命運問題」，「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聯共政治局通過一個重要文件，對此辯解說：這不能錯誤地解釋為「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調整蘇聯和日本國家間的關係」。[17]這種辯解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