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帝國主義和軍閥武裝的鎮壓和破壞，大、中、小資產階級在他們的壓迫下先後退出了戰鬥，陷工人階級於孤軍作戰的困境。少數先進工人想以武裝暴動來救此危機。在這緊急的關頭，如何結束運動，對年輕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陳獨秀立即發表多篇文章，果斷改變六七月份堅決進攻的策略，指導運動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勝利成果的情況下，轉向防禦與收縮，即「從全國性質的民族爭鬥，變成經濟的爭鬥和地方性質的民族爭鬥」，他指出：
為防禦上海、香港罷工孤立的危險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的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就改變上海、香港罷工的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麵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聯合組織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準他對外讓步，使他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
他明確否定了武裝暴動的主張，指出：「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是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拚命』辦法，想藉此泄憤，或拿他來代替現時困難的爭鬥。」
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所發的幾個通告中，也都表達了這樣的精神，要求罷工工人有組織地「復工」：「先求達到經濟上法律上的要求，團結在工會裏麵。你們既是有組織的罷工奮鬥，你們也要有組織的上工。」革命形勢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的，有高潮，有低潮。因此領導者的策略也應該有進攻和防禦、退守。
對照陳獨秀六七月份發表的主張，提倡什麽，反對什麽，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實踐，已經使陳獨秀相當成熟。
自然，還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黨中央能有這樣的轉變和靈活的策略，是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是分不開的。
早在運動爆發前夕，共產國際及其指導者聯共中央領導人的思想也是比較激進的。1925年5月18日，史達林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演講，在講述東方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時強調，共產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工人與資產階級聯盟時，必須「保證無產階級有這個聯盟當中的領導權」，「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
運動爆發後，共產國際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發展，並很快意識到中國的鬥爭具有以往沒有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親自撰寫了《上海事件的世界歷史意義》，指出：「讓外國帝國主義軍隊滾出中國去！」這一口號，使「中國工人正在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中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的無產階級正處於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哨」。因此，共產國際多次作出決定，號召各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支持中國工人的鬥爭」，監督各國政府「不準幹涉中國」。各國人民廣泛響應，特別是英國工黨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抗議英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並要求英國軍隊全部撤離中國」。
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還派維經斯基到中國來直接幫助中共中央領導運動。這是6月25日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的決定，給維經斯基的指示是：一、「務必推進以抵製、局部罷工和總罷工……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的加劇」。——這就是運動初期陳獨秀和黨中央發表一係列激進主張和宣言的背景之一。二、「一定要防止發生殺害和毆打外國人事件……以使帝國主義者不便進行尖銳的武裝幹涉。這種警告首先應由中國共產黨提出」。——這顯然是吸取了歷史上義和團運動的教訓，中國共產黨注意了這一點，從而使運動一直健康地發展。三、「採取措施，使現在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以使帝國主義者無法用中國政府來掩蓋其反革命行徑」。陳獨秀派李立三持虞洽卿的介紹信到北京做財政總長李思浩的工作，爭取其支持運動，就是貫徹這個指示。這個工作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運動高潮時，維經斯基發回莫斯科的文章說，「甚至有一些中國軍閥也參加了反帝鬥爭」；「曾同日本攜手合作的軍閥張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呼聲，以免在北京和自己老巢奉天引起眾怒」。
7月份，在五卅運動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轉折關頭，共產國際又專門發來指示信，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也做出重要決定，在肯定中國共產黨前一階級工作「實行的是一條正確的路線」之後，指出黨對此轉折應有所準備，並發出以下指示。
第一，力爭使黨成為「群眾性的政黨」。「為了鞏固勝利，尤其是在遭到失敗、實行機動策略應付退卻時，必須有一個十分堅強而靈活的紀律嚴明的集中統一的黨組織，有一個藉助完善的黨團依靠廣大群眾性工農組織的黨。」為此中共「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並採取一切措施力爭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政黨」。——運動的結果，中共達到了這個目標，完成了由知識分子小團體到群眾性政黨的轉折。
第二，掌握實際上的領導權。「中央應通過黨員頑強而巧妙的工作，力爭在中央的領導下使企業和農村地區的黨組織真正成為實際上的領導中心……在維持同一切民族革命力量聯盟的同時……表示自己的特有的階級麵目。」——關於這一點，運動中陳獨秀發表的文章和黨中央的文件，有明確的體現。
陳獨秀立即發表多篇文章，果斷改變六七月份堅決進攻的策略，指導運動在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勝利成果的情況下，轉向防禦與收縮，即「從全國性質的民族爭鬥，變成經濟的爭鬥和地方性質的民族爭鬥」，他指出：
為防禦上海、香港罷工孤立的危險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的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就改變上海、香港罷工的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麵應該提議委託南北政府聯合組織一委員會來解決。工人群眾應該糾合全國的力量，努力督促這委員會，不準他對外讓步，使他不能不擁護民眾的要求。
他明確否定了武裝暴動的主張，指出：「這種意見是不對的。武裝暴動，乃是群眾奮起之最高潮，並且應該是有全盤計劃的莊嚴工作，不應該在群眾恐慌之時，拿武裝暴動當做一種浪漫的『拚命』辦法，想藉此泄憤，或拿他來代替現時困難的爭鬥。」
與此同時，在中共中央所發的幾個通告中，也都表達了這樣的精神，要求罷工工人有組織地「復工」：「先求達到經濟上法律上的要求，團結在工會裏麵。你們既是有組織的罷工奮鬥，你們也要有組織的上工。」革命形勢的發展總是曲曲折折的，有高潮，有低潮。因此領導者的策略也應該有進攻和防禦、退守。
對照陳獨秀六七月份發表的主張，提倡什麽，反對什麽，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實踐，已經使陳獨秀相當成熟。
自然，還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黨中央能有這樣的轉變和靈活的策略，是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是分不開的。
早在運動爆發前夕，共產國際及其指導者聯共中央領導人的思想也是比較激進的。1925年5月18日，史達林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演講，在講述東方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時強調，共產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建立工人與資產階級聯盟時，必須「保證無產階級有這個聯盟當中的領導權」，「揭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並與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
運動爆發後，共產國際密切關注中國局勢的發展，並很快意識到中國的鬥爭具有以往沒有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親自撰寫了《上海事件的世界歷史意義》，指出：「讓外國帝國主義軍隊滾出中國去！」這一口號，使「中國工人正在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中一個重要因素」，「中國的無產階級正處於世界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哨」。因此，共產國際多次作出決定，號召各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支持中國工人的鬥爭」，監督各國政府「不準幹涉中國」。各國人民廣泛響應，特別是英國工黨代表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抗議英帝國主義分子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並要求英國軍隊全部撤離中國」。
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還派維經斯基到中國來直接幫助中共中央領導運動。這是6月25日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的決定，給維經斯基的指示是：一、「務必推進以抵製、局部罷工和總罷工……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的加劇」。——這就是運動初期陳獨秀和黨中央發表一係列激進主張和宣言的背景之一。二、「一定要防止發生殺害和毆打外國人事件……以使帝國主義者不便進行尖銳的武裝幹涉。這種警告首先應由中國共產黨提出」。——這顯然是吸取了歷史上義和團運動的教訓，中國共產黨注意了這一點，從而使運動一直健康地發展。三、「採取措施，使現在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以使帝國主義者無法用中國政府來掩蓋其反革命行徑」。陳獨秀派李立三持虞洽卿的介紹信到北京做財政總長李思浩的工作，爭取其支持運動，就是貫徹這個指示。這個工作是有一定效果的，因此，運動高潮時，維經斯基發回莫斯科的文章說，「甚至有一些中國軍閥也參加了反帝鬥爭」；「曾同日本攜手合作的軍閥張作霖也不得不附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呼聲，以免在北京和自己老巢奉天引起眾怒」。
7月份，在五卅運動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轉折關頭，共產國際又專門發來指示信，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也做出重要決定，在肯定中國共產黨前一階級工作「實行的是一條正確的路線」之後，指出黨對此轉折應有所準備，並發出以下指示。
第一，力爭使黨成為「群眾性的政黨」。「為了鞏固勝利，尤其是在遭到失敗、實行機動策略應付退卻時，必須有一個十分堅強而靈活的紀律嚴明的集中統一的黨組織，有一個藉助完善的黨團依靠廣大群眾性工農組織的黨。」為此中共「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並採取一切措施力爭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政黨」。——運動的結果，中共達到了這個目標，完成了由知識分子小團體到群眾性政黨的轉折。
第二，掌握實際上的領導權。「中央應通過黨員頑強而巧妙的工作，力爭在中央的領導下使企業和農村地區的黨組織真正成為實際上的領導中心……在維持同一切民族革命力量聯盟的同時……表示自己的特有的階級麵目。」——關於這一點，運動中陳獨秀發表的文章和黨中央的文件，有明確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