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貴的是這份告民眾書在揭露帝國主義離間破壞政策時，理直氣壯地表明了共產黨堅決領導這次運動的態度：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農階級的黨，工農階級既不是冷血動物，又不是帝國主義的附屬品，乃是帝國主義最堅強最可怕的死敵，中國共產黨那有不參加運動的道理？假如這次運動真如帝國主義機關報之所說——是共產黨所鼓動的，那末這不僅僅不足使各階級群眾畏避共產黨而觀望不清，反而要使他們親近共產黨，並加倍勇往的團結中國民族之一致的奮鬥。因為中國共產黨隻有這樣和積極努力才能使各階級群眾深信共產黨不僅為工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並且為全中國被壓迫民族而奮鬥。
陳獨秀的署名文章則進一步指出：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應該是：一、懲辦兇手賠償損失；二、撤換駐上海英、美、日領事；三、取消各國領事裁判權；四、收回全國租界；五、撤退駐中國境內的外國陸海軍，禁止外國陸海軍在中國境內自由登岸」。並指出上海是這次運動的中心，但「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全國運動，全國的學生、工人、商人都應該同時起來向一切帝國主義者進攻」。[30]
可見，這篇文章與他簽署的上述兩個通告及告民眾書的精神完全一致，是徹底的反帝運動綱領。
6月20日，當運動波及全國，並在青島、漢口等地發生槍殺中國工人、市民的嚴重事件，各地出現局部妥協解決的傾向時，陳獨秀又發表《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一文，提出：「我們主張：中國國民應該運用自己的團結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議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嚴責政府宣布執行。倘政府不肯執行此議決，立起國內戰爭，建設一個國民革命政府。」並且指出：「我們這個提議，是立腳在全民族的生存與自由之意義上麵，不是立腳在某一黨派的利益上麵，希望全國人民不存成見，予以公正的考慮與討論。」[31]
這就有意識地把反帝鬥爭與國內革命結合起來了。雖然當時不可能實現這個主張，不可能「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和成立「國民革命政府」，陳獨秀也不可能幼稚到有這個幻想，他的本意在於提高全國人民的革命意識。所以，6月底7月初，當出現上海交涉破裂（英、美、法、日、意、比六國委員會與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就「五卅案」進行談判，六國委員會以中國收回會審公堂等條款與「五卅」無關，不予討論而破裂），而全國還有盛大的示威行動，省港大罷工進行得比上海更加猛烈的複雜狀況時，他在堅持「組織全國工農學商兵聯合大會，以為指導全國運動的中央機關」的同時，又提出了更加激進的革命主張：「要擴大工商學兵農聯合會或雪恥會遍於全國，成為群眾的行動機關，執行各地排貨、罷工、廢約、反抗媚外的軍閥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實際行動」；「急須武裝學生、工人、商人、農民，到處組織農民自衛團，以抵抗軍閥之壓迫」。[32]這個主張，還寫進了7月1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告「五卅」運動中為民族自由奮鬥的民眾書》中。[33]
歷史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否定了陳獨秀黨中央的「左」傾盲動設想，五卅運動最後因當時階級力量對比和人民覺悟程度的狀況，以妥協而結束。但是，聯繫到隨後廣州革命政府的成立和接著進行的北伐戰爭，應該說，他的這些主張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除此之外，陳獨秀還運用自己的影響，做了一些重要的具體工作，如與上海總商會會長大資本家虞洽卿之間的聯絡。李立三奔走於他們二人之間，傾聽虞對工人運動的意見，並請他代籌一部分經費，救濟罷工工人；李立三到北京與財政總長李思浩交涉時，還請虞寫介紹信。隨著運動的深入，資產階級首先發生動搖，如上海總商會把工商學聯合會提的十七條要求減為十三條，並首先退出「三罷」等。陳獨秀一麵發表《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34]等文章批評他們的動搖，一麵還通過同鄉某某的關係，把廣東幫資本家霍守華從安徽找到上海來，在總商會中加強支持工人學生群眾要求的力量。
運動進展到8月中旬，以上海和省港大罷工以及南京、青島、河南、北京的局部罷工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如陳獨秀所說的顯示出了「極偉大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卅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對這個勝利，陳獨秀總結為這樣幾個成果：一、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由工人總罷工的帶動，「學生、手工業者、小商人，甚至於大資產階級都起來奮鬥，始則在上海，隨後更在其它各地形成了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接著後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於全中國南北各地」。二、工會組織的廣泛建立，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台，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群眾的工會組織，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它各埠，尤其是沿鐵路一帶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得著這樣偉大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訓練，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還有第三個重大成果，即極大地發展了共產黨的組織，通過這次運動，共產黨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轉折：終於由一個知識分子的小團體，發展成為一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有重大影響的群眾性政黨。黨員人數由年初中共四大時的994人，在運動結束後的10月，達到了3000人，年底更達到了10000人，比運動前增加了9倍。這是因為中共中央成功領導運動而在群眾中威信大增、在運動結束時大力發展黨員的結果。8月18日，中共中央與青年團中央聯合發表宣言《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嗬》，指出「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決死的鬥爭」是艱巨而長期的，「這是很長期的工作，要組織得好，要有耐久的戰鬥力，要有統一的政治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是共產黨……大家趕快加入中國共產黨，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證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農階級的黨，工農階級既不是冷血動物，又不是帝國主義的附屬品，乃是帝國主義最堅強最可怕的死敵，中國共產黨那有不參加運動的道理？假如這次運動真如帝國主義機關報之所說——是共產黨所鼓動的，那末這不僅僅不足使各階級群眾畏避共產黨而觀望不清，反而要使他們親近共產黨，並加倍勇往的團結中國民族之一致的奮鬥。因為中國共產黨隻有這樣和積極努力才能使各階級群眾深信共產黨不僅為工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並且為全中國被壓迫民族而奮鬥。
陳獨秀的署名文章則進一步指出：鬥爭的最終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應該是：一、懲辦兇手賠償損失；二、撤換駐上海英、美、日領事；三、取消各國領事裁判權；四、收回全國租界；五、撤退駐中國境內的外國陸海軍，禁止外國陸海軍在中國境內自由登岸」。並指出上海是這次運動的中心，但「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全國運動，全國的學生、工人、商人都應該同時起來向一切帝國主義者進攻」。[30]
可見，這篇文章與他簽署的上述兩個通告及告民眾書的精神完全一致，是徹底的反帝運動綱領。
6月20日，當運動波及全國，並在青島、漢口等地發生槍殺中國工人、市民的嚴重事件，各地出現局部妥協解決的傾向時，陳獨秀又發表《此次爭鬥的性質和我們應取的方法》一文，提出：「我們主張：中國國民應該運用自己的團結力，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議決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嚴責政府宣布執行。倘政府不肯執行此議決，立起國內戰爭，建設一個國民革命政府。」並且指出：「我們這個提議，是立腳在全民族的生存與自由之意義上麵，不是立腳在某一黨派的利益上麵，希望全國人民不存成見，予以公正的考慮與討論。」[31]
這就有意識地把反帝鬥爭與國內革命結合起來了。雖然當時不可能實現這個主張，不可能「召集全國工商學兵代表大會」和成立「國民革命政府」，陳獨秀也不可能幼稚到有這個幻想，他的本意在於提高全國人民的革命意識。所以，6月底7月初，當出現上海交涉破裂（英、美、法、日、意、比六國委員會與北京政府代表在上海就「五卅案」進行談判，六國委員會以中國收回會審公堂等條款與「五卅」無關，不予討論而破裂），而全國還有盛大的示威行動，省港大罷工進行得比上海更加猛烈的複雜狀況時，他在堅持「組織全國工農學商兵聯合大會，以為指導全國運動的中央機關」的同時，又提出了更加激進的革命主張：「要擴大工商學兵農聯合會或雪恥會遍於全國，成為群眾的行動機關，執行各地排貨、罷工、廢約、反抗媚外的軍閥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實際行動」；「急須武裝學生、工人、商人、農民，到處組織農民自衛團，以抵抗軍閥之壓迫」。[32]這個主張，還寫進了7月1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告「五卅」運動中為民族自由奮鬥的民眾書》中。[33]
歷史還是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否定了陳獨秀黨中央的「左」傾盲動設想，五卅運動最後因當時階級力量對比和人民覺悟程度的狀況，以妥協而結束。但是，聯繫到隨後廣州革命政府的成立和接著進行的北伐戰爭，應該說，他的這些主張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除此之外，陳獨秀還運用自己的影響，做了一些重要的具體工作，如與上海總商會會長大資本家虞洽卿之間的聯絡。李立三奔走於他們二人之間，傾聽虞對工人運動的意見，並請他代籌一部分經費，救濟罷工工人；李立三到北京與財政總長李思浩交涉時，還請虞寫介紹信。隨著運動的深入，資產階級首先發生動搖，如上海總商會把工商學聯合會提的十七條要求減為十三條，並首先退出「三罷」等。陳獨秀一麵發表《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34]等文章批評他們的動搖，一麵還通過同鄉某某的關係，把廣東幫資本家霍守華從安徽找到上海來，在總商會中加強支持工人學生群眾要求的力量。
運動進展到8月中旬，以上海和省港大罷工以及南京、青島、河南、北京的局部罷工為主力軍的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如陳獨秀所說的顯示出了「極偉大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卅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對這個勝利，陳獨秀總結為這樣幾個成果：一、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由工人總罷工的帶動，「學生、手工業者、小商人，甚至於大資產階級都起來奮鬥，始則在上海，隨後更在其它各地形成了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接著後援會、雪恥會等組織遍於全中國南北各地」。二、工會組織的廣泛建立，工人階級開始走上政治舞台，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群眾的工會組織，不但在上海是如此，其它各埠，尤其是沿鐵路一帶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中國的工人階級第一次得著這樣偉大的政治上組織上的訓練，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極重大的動力。」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還有第三個重大成果，即極大地發展了共產黨的組織，通過這次運動，共產黨實現了一個偉大的轉折：終於由一個知識分子的小團體，發展成為一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有重大影響的群眾性政黨。黨員人數由年初中共四大時的994人，在運動結束後的10月，達到了3000人，年底更達到了10000人，比運動前增加了9倍。這是因為中共中央成功領導運動而在群眾中威信大增、在運動結束時大力發展黨員的結果。8月18日，中共中央與青年團中央聯合發表宣言《全國被壓迫階級在中國共產黨旗幟底下聯合起來嗬》，指出「向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決死的鬥爭」是艱巨而長期的，「這是很長期的工作，要組織得好，要有耐久的戰鬥力，要有統一的政治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是共產黨……大家趕快加入中國共產黨，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證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