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76～78頁。
[48] 《嚮導》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49] 《前鋒》第2期，1923年12月1日。
[50] 〔日〕江田憲治：《陳獨秀與「二次革命論」的形成》，張曉峰譯，《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2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47頁。
[51]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10頁。
[52] 《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第203頁。
[53] 轉自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布爾塞維克》第4卷第5期，1930年。
[54] 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六大以前》，第670頁。
[55] 《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年。
[56] 《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製度》，《嚮導》第23期，1923年。
[57] 《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年。
[58] 《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59] 《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60]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61] 《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1923年2月，《瞿秋白論文集》，重慶出版社，1995，第671頁。
[62] 《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
[63] 《中國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
[64] 《中國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
[65]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後》（二），第17頁。
[66]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105頁。
[67]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68] 《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第56頁。
[69] 彭述之：《導言》，萊斯·埃文斯、拉賽爾·布洛克：《托洛茨基論中國》，紐約，1976。
[70] 《新青年》季刊第4期；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第56頁。
[71] 《先驅》第8號，1922年5月15日。
[72]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88、489頁。
[73] 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93/3145號，德文手稿，轉引自《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87頁。
[74]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78頁。
[7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223頁。
[76]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67頁。
[77] 《國民運動》，《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
[78] 《北京政變與國民黨》，《嚮導》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79]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96頁。
[80] 《馬林致越飛、達夫謙和季諾維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97頁。
[81]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301～304頁。
[82] 轉引自陳獨秀《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散發的手刻油印小冊子。
[83] 《馬林致達夫謙和越飛的信》，1923年7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25頁。
[8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267頁。
[8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133頁。
[86] 《陳獨秀在中共三屆一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第10頁。
[87]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97～198頁。
[88]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238頁。
[89]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260頁，
[90] 《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04、405頁。
[91]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24頁。
[92] 《越飛致斯內夫利特的電報》，1923年5月1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73頁。
[93] 《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不晚於1922年1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05～406頁。
[9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35、459、460頁。
[95]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24頁。
六 為捍衛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而鬥爭（1923～1926）
與鮑羅廷、維經斯基的不同關係
鮑羅廷這位帶著莫斯科新方針的國民黨和孫中山高級顧問，用鄭超麟的話說，由於口袋中帶著大量的「草」——當時國民黨急切需要的經費和軍事援助，而且能與莫斯科最高當局直接聯繫，比馬林初來時更是不可一世。當時任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的加拉罕在給孫中山的推薦信中甚至這樣說：「莫斯科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的政府在廣州缺少一個常駐的、負責的代表（從這裏看出，莫斯科所以把馬林撤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不是俄國人——引者）。隨著鮑羅廷的被任命，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鮑羅廷同誌是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工作很多年的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請您不僅把鮑羅廷同誌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我個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談話一樣，坦率地同他交談。你可以相信他所說的一切，就象我親自告訴您的一樣。」[1]
[48] 《嚮導》第22期，1923年4月25日。
[49] 《前鋒》第2期，1923年12月1日。
[50] 〔日〕江田憲治：《陳獨秀與「二次革命論」的形成》，張曉峰譯，《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2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47頁。
[51]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10頁。
[52] 《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第203頁。
[53] 轉自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布爾塞維克》第4卷第5期，1930年。
[54] 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六大以前》，第670頁。
[55] 《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年。
[56] 《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製度》，《嚮導》第23期，1923年。
[57] 《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前鋒》第1號，1923年。
[58] 《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59] 《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
[60]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61] 《現代勞資戰爭與革命》，1923年2月，《瞿秋白論文集》，重慶出版社，1995，第671頁。
[62] 《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新青年》（季刊）第2期。
[63] 《中國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
[64] 《中國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
[65]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大」前後》（二），第17頁。
[66]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105頁。
[67] 《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68] 《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第56頁。
[69] 彭述之：《導言》，萊斯·埃文斯、拉賽爾·布洛克：《托洛茨基論中國》，紐約，1976。
[70] 《新青年》季刊第4期；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第56頁。
[71] 《先驅》第8號，1922年5月15日。
[72]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88、489頁。
[73] 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93/3145號，德文手稿，轉引自《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87頁。
[74]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78頁。
[7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223頁。
[76]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267頁。
[77] 《國民運動》，《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
[78] 《北京政變與國民黨》，《嚮導》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
[79]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96頁。
[80] 《馬林致越飛、達夫謙和季諾維也夫的信》，1923年5月3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97頁。
[81]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301～304頁。
[82] 轉引自陳獨秀《告全黨同誌書》，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轉向托派後散發的手刻油印小冊子。
[83] 《馬林致達夫謙和越飛的信》，1923年7月2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25頁。
[8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267頁。
[8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133頁。
[86] 《陳獨秀在中共三屆一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第10頁。
[87] 《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97～198頁。
[88]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第238頁。
[89]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260頁，
[90] 《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04、405頁。
[91]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24頁。
[92] 《越飛致斯內夫利特的電報》，1923年5月11日，《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173頁。
[93] 《關於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在中國的工作問題——越飛和斯內夫利特的提綱》，不晚於1922年12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05～406頁。
[94]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35、459、460頁。
[95] 《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2輯，第424頁。
六 為捍衛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而鬥爭（1923～1926）
與鮑羅廷、維經斯基的不同關係
鮑羅廷這位帶著莫斯科新方針的國民黨和孫中山高級顧問，用鄭超麟的話說，由於口袋中帶著大量的「草」——當時國民黨急切需要的經費和軍事援助，而且能與莫斯科最高當局直接聯繫，比馬林初來時更是不可一世。當時任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的加拉罕在給孫中山的推薦信中甚至這樣說：「莫斯科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地感受到我們的政府在廣州缺少一個常駐的、負責的代表（從這裏看出，莫斯科所以把馬林撤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不是俄國人——引者）。隨著鮑羅廷的被任命，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鮑羅廷同誌是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工作很多年的我們黨的一位老黨員。請您不僅把鮑羅廷同誌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我個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談話一樣，坦率地同他交談。你可以相信他所說的一切，就象我親自告訴您的一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