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說一下，馬林如此醉心於共產黨人做國民黨的工作，是因為他堅定地認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絕對不能單純進行共產國際的工作，因為在這樣一些國家裏，階級的分化尚未到達這種地步，單純進行黨的工作是不相宜的」；「因為這些被壓迫國家的革命運動在很長時間內必將是民族主義的運動」。[90]這種認識，對於像中國這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人來說，可以說是正確的，可以醫治急於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左」傾急性病。這也是他雖然獨創性地提出了國共合作的方針，卻很快被共產國際拋棄的主要原因之一。
實際上，馬林與陳獨秀上述批評孫中山的意見，與維經斯基的意見是一致的，或者說是貫徹了當時共產國際主流派的意見。早在1923年3月27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薩法羅夫（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的電報中就說：「建議在黨代會和工會代表大會（指中共三大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引者）結束前讓馬林留在中國，指示他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而要向孫逸仙提出條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與督軍建立軍事聯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國性的政黨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學生運動；第三，斷絕同張作霖、段祺瑞的聯繫。」[91]
但是，這時的蘇俄，由於吳佩孚拒絕承認蘇俄繼承舊俄在中東路的特權，拒絕承諾蘇俄在外蒙古不撤軍的要求，再加上1923年「二七慘案」的發生，被吳佩孚騙到一筆不小的俄國軍事援助，並用這批武器屠殺了大量中國工人以後，不得不放棄重點聯吳的政策，轉而接受馬林的聯孫政策。然而，援助孫中山的第一個條件是「孫一定要讓張（作霖）接受我們對鐵路（即中東鐵路——引者）的要求，並立即同我們締結一個關於鐵路的協定」。[92]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支持被壓迫民族鬥爭的環境中成長的馬林，與莫斯科發生了根本的衝突。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政府曾兩次發表聲明，放棄沙俄時代侵華的一切權益，自然也包括在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的權益。但是後來在與中國政府談判時，他們改變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實權仍掌握在蘇俄手中。馬林則認為，中東鐵路權益應當歸屬中國，不應該由中俄共管。馬林的這個主張也是為蘇俄的根本利益考慮的。在他看來，中俄共管會給人不好的印象。這同馬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認為：蘇俄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外交政策「必須毫不含糊，在民族問題上友好，而且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即使在外表上，也絕不允許與帝國主義國家有絲毫相似之處」。因此，他認為蘇俄在自己的政策中，「不僅要批判帝國主義者，揭露他們的欺騙行徑，而且絲毫不可做出任何不當的事，以免使人產生蘇俄實行偽裝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印象。這樣做特別必要，因為俄國的敵人現在正指揮著他們的整個宣傳機器，妄圖證明俄國也象其他國家一樣，推行同樣的帝國主義政策」。他又說：「帝國主義娓娓動聽地對東方各國人民表示廣泛的讓步，在這種形勢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必須有事實作為證明。」他強調，俄國的政策才是表明革命的俄國和帝國主義者之間區別的最有說服力的事實。[93]顯然，馬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包括對中東鐵路權益問題的看法）與俄共及其領導人確立的總的對華政策存在分歧。因為俄共（布）領導人（由於列寧病重，這個時候主要負責人是史達林）固執地堅持蘇俄在中東路的利益，這使馬林失去了俄共領導人的基本信任。
就這樣，蘇俄領導人決定換馬，另派鮑羅廷來執行新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和人事上的變動，沒有一開始就通知馬林。他們先是給馬林降職，1923年1月，撤銷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職務，並且不再由他聯絡孫中山；進而斷絕他的經費（包括他的生活費），逼迫他自動離華回國。其實，當時的馬林還是很想繼續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以便全麵啟動他的「斯內夫利特戰略」。因此他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談道：「孫現在已經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這裏專門致力於幫助國民黨的改組和開展一個強大的反帝宣傳運動，那會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這樣說：「如果我加入了國民黨，參與改組工作（我已經替孫擬定了一個計劃），我願意同時也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的代表，那麽我可以無償地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並能照舊完成我現在的工作。」但是，馬林的這封渴望布哈林給他「至關重要意見」的信又沒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寫信時說：「自從5月31日以來，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無音訊。」[94]
於是，馬林終於憤怒了！1923年7月18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寫信表示：「無論如何，請回答我本月發出的電報，況且，不該讓我總這樣滯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電報，你們還是照老樣辦事：隻寄新聞簡報，而不給我一分一文生活費用。給我新聞簡報表明你們知道我在這裏，即使一個老共產黨員，也需要錢維持生活。」[95]可見，這時的馬林過著多麽狼狽的生活。於是，他斷然決定回國。
1923年7月下旬，陳獨秀抵製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遷回上海。馬林隨往，繼而離華回莫斯科。後來，孫中山和蔣介石多次邀請他再來華工作，他也表示願意，但是，由於上述他與莫斯科的種種分歧，這位很有獨立見解、與陳獨秀黨中央曾有尖銳矛盾、最後與陳獨秀在保持國共合作中共產黨的獨立性等問題上有較多共同語言的國際代表，再也沒有被允許來華。這位為蘇俄和共產國際創造了國共「黨內合作」戰略的功臣，最後竟被無情地拋棄了。1924年3月27日，他回到故鄉荷蘭定居。與此同時，代替馬林的鮑羅廷於1923年8月底來華。
實際上，馬林與陳獨秀上述批評孫中山的意見，與維經斯基的意見是一致的，或者說是貫徹了當時共產國際主流派的意見。早在1923年3月27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薩法羅夫（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的電報中就說：「建議在黨代會和工會代表大會（指中共三大和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引者）結束前讓馬林留在中國，指示他不要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而要向孫逸仙提出條件：第一，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與督軍建立軍事聯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國性的政黨上；第二，支持工人和學生運動；第三，斷絕同張作霖、段祺瑞的聯繫。」[91]
但是，這時的蘇俄，由於吳佩孚拒絕承認蘇俄繼承舊俄在中東路的特權，拒絕承諾蘇俄在外蒙古不撤軍的要求，再加上1923年「二七慘案」的發生，被吳佩孚騙到一筆不小的俄國軍事援助，並用這批武器屠殺了大量中國工人以後，不得不放棄重點聯吳的政策，轉而接受馬林的聯孫政策。然而，援助孫中山的第一個條件是「孫一定要讓張（作霖）接受我們對鐵路（即中東鐵路——引者）的要求，並立即同我們締結一個關於鐵路的協定」。[92]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支持被壓迫民族鬥爭的環境中成長的馬林，與莫斯科發生了根本的衝突。
十月革命勝利後，蘇俄政府曾兩次發表聲明，放棄沙俄時代侵華的一切權益，自然也包括在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的權益。但是後來在與中國政府談判時，他們改變了政策，要求中俄共管，而實權仍掌握在蘇俄手中。馬林則認為，中東鐵路權益應當歸屬中國，不應該由中俄共管。馬林的這個主張也是為蘇俄的根本利益考慮的。在他看來，中俄共管會給人不好的印象。這同馬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是一致的。他認為：蘇俄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外交政策「必須毫不含糊，在民族問題上友好，而且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即使在外表上，也絕不允許與帝國主義國家有絲毫相似之處」。因此，他認為蘇俄在自己的政策中，「不僅要批判帝國主義者，揭露他們的欺騙行徑，而且絲毫不可做出任何不當的事，以免使人產生蘇俄實行偽裝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印象。這樣做特別必要，因為俄國的敵人現在正指揮著他們的整個宣傳機器，妄圖證明俄國也象其他國家一樣，推行同樣的帝國主義政策」。他又說：「帝國主義娓娓動聽地對東方各國人民表示廣泛的讓步，在這種形勢下，革命思想的吸引力再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思想上，必須有事實作為證明。」他強調，俄國的政策才是表明革命的俄國和帝國主義者之間區別的最有說服力的事實。[93]顯然，馬林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包括對中東鐵路權益問題的看法）與俄共及其領導人確立的總的對華政策存在分歧。因為俄共（布）領導人（由於列寧病重，這個時候主要負責人是史達林）固執地堅持蘇俄在中東路的利益，這使馬林失去了俄共領導人的基本信任。
就這樣，蘇俄領導人決定換馬，另派鮑羅廷來執行新政策。但是，這個政策和人事上的變動，沒有一開始就通知馬林。他們先是給馬林降職，1923年1月，撤銷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職務，並且不再由他聯絡孫中山；進而斷絕他的經費（包括他的生活費），逼迫他自動離華回國。其實，當時的馬林還是很想繼續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以便全麵啟動他的「斯內夫利特戰略」。因此他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談道：「孫現在已經得到巨大的支持，如果我能留在這裏專門致力於幫助國民黨的改組和開展一個強大的反帝宣傳運動，那會是有益的、重要的工作。」信中近乎哀求地這樣說：「如果我加入了國民黨，參與改組工作（我已經替孫擬定了一個計劃），我願意同時也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的代表，那麽我可以無償地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並能照舊完成我現在的工作。」但是，馬林的這封渴望布哈林給他「至關重要意見」的信又沒有得到回答。6月20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寫信時說：「自從5月31日以來，我一直在等待消息，但是毫無音訊。」[94]
於是，馬林終於憤怒了！1923年7月18日，馬林在廣州給越飛和達夫謙寫信表示：「無論如何，請回答我本月發出的電報，況且，不該讓我總這樣滯留此地，不管我打多少電報，你們還是照老樣辦事：隻寄新聞簡報，而不給我一分一文生活費用。給我新聞簡報表明你們知道我在這裏，即使一個老共產黨員，也需要錢維持生活。」[95]可見，這時的馬林過著多麽狼狽的生活。於是，他斷然決定回國。
1923年7月下旬，陳獨秀抵製莫斯科指示成功，把中共中央遷回上海。馬林隨往，繼而離華回莫斯科。後來，孫中山和蔣介石多次邀請他再來華工作，他也表示願意，但是，由於上述他與莫斯科的種種分歧，這位很有獨立見解、與陳獨秀黨中央曾有尖銳矛盾、最後與陳獨秀在保持國共合作中共產黨的獨立性等問題上有較多共同語言的國際代表，再也沒有被允許來華。這位為蘇俄和共產國際創造了國共「黨內合作」戰略的功臣，最後竟被無情地拋棄了。1924年3月27日，他回到故鄉荷蘭定居。與此同時，代替馬林的鮑羅廷於1923年8月底來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