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領導體製，他說：辛亥革命時，「採取了符合家長製傳統的領導方式，這種個人領導方式延續至今，對黨的發展極為不利」；那時以來，中國和世界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本應使國民黨產生新的思想，但是，國民黨的體製，國民黨從不召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以及它政治宣傳工作的薄弱等都不利於黨的新策略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關於策略路線，他說：「雖然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然而在實際行動上，卻日益封建主義化。雖然黨綱規定黨應採取新的鬥爭形式，動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參加國民運動，但實際上黨隻依靠軍閥、依靠那些和他們在華北的敵人毫無區別的軍閥。」[81]
這封信對國民黨的分析，與1922年陳獨秀的4月6日信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馬林與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堅決的。因為這關係到能不能在國共合作中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和獨立性的原則問題。如果國民黨繼續走「依靠軍閥反軍閥」的道路，那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改變性質了，而且這是毫無勝利希望的投機行為。
當時馬林和陳獨秀為孫中山草擬的「國民黨改組計劃」，也是為了克服這些缺點。在荷蘭保存的馬林與陳獨秀為孫中山擬定的中國國民黨改組計劃二件草案中寫道：「黨的執行委員會由21人組成」，名單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選舉」；「黨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由黨的總理、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各部長和國內各地方黨部負責人組成」或「設立由黨的總理、組織部的三名部長和宣傳部的三名部長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所有這些規定，都是旨在改變孫中山一人獨裁的舊有體製。而且，在各部部長人選名單中，除了組織部長人選為張繼、廖仲愷外，全是共產黨人。陳獨秀被列為三個部長的人選：宣傳部、聯絡部、知識分子部。
這個名單，充分表現出當時馬林和陳獨秀執行的黨內合作方針，的確是利用國民黨、掌握國民黨領導權，進而掌握革命領導權。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這種「雄心壯誌」是一廂情願的，不現實的。但也雄辯地證明，當初陳獨秀同意國共合作方針，沒有一點後來史達林和毛澤東所說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
但是，正如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4月6日信中指出的，孫中山還是那個老脾氣，隻要求黨員對他絕對忠誠和服從，不允許對他的批評，「絕對不能容納新加入分子的意見」。他屢次對馬林說：
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82]
當時，馬林的一封信中這樣說：「上海的國民黨員抱怨我們《嚮導》周報上的批評太苛刻」；「孫中山告訴我，這個周報上的批評是無法接受的，如果陳獨秀不放棄批評，孫一定要把他開除出黨」。[83]當時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部主任的斯列帕克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孫逸仙想把陳（獨秀）開除出黨，原因是後者在《嚮導》上批評了國民黨的行為。」[84]後來，孫中山雖未採取此極端措施，並且看在鮑羅廷帶來的大量經濟與軍事援助的分上，還指定陳獨秀為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從此種下，第二年七八月份終於發生了要成立聯絡委員會控製中共的事件。
可見，國共要合作，又要爭奪領導權，雙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國民黨採取了光明磊落的態度，共產黨則採取了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皮裏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陳獨秀由於受到了共產國際的牽製，採取了「知其不能而為之」的態度。因此，他在整個國民革命中的表現，始終是動搖和無奈的。
1923年6月，北京發生直係曹錕驅逐總統黎元洪事件，政局動盪。陳獨秀主持發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議：「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85]同時，中共中央特別「函請孫中山赴滬召集國民會議」，但是，迷戀於依靠軍閥的孫未予理睬。致使陳獨秀感嘆這個印發了6300份（其中300份為英文）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報有反應外，「在國內輿論上無什麽影響」，對孫中山的工作，「亦無結果」。[86]
馬林對孫中山堅持舊的策略也很惱火，於是建議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不要為孫中山「南方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提供財政援助」，並說：
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的援助隻是有利於舊策略的繼續，供養那些與革命的國民黨毫無關係的將領們，如果這種危險存在，就不要給予援助。最好是在對方保證不把援款用於南方的軍事行動之後，再開始提供援助。[87]
7月18日，馬林離華前夕給越飛和達夫謙的信說得更堅決：「你們看見，孫中山更希望留在廣東，而不樂意同我們接近。現在，我對他毫無辦法。你們隨時可以通過上海找到他。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於通過健忘的孫中山改變態度去把國民黨的宣傳推上新的軌道。為了開展群眾工作，我們的人也不能總在廣州束手以待。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為了孫氏王朝控製廣東再把200萬元塞進南方將領們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萬元（原文如此，估計是21000元——引者），幫助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從事國民黨的宣傳，看看他們在這方麵會有什麽作為。」[88]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堅決主張，如果國民黨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那就一定還要另建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人在這個黨裏應做的事情與在國民黨裏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89]
關於策略路線，他說：「雖然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然而在實際行動上，卻日益封建主義化。雖然黨綱規定黨應採取新的鬥爭形式，動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和工人參加國民運動，但實際上黨隻依靠軍閥、依靠那些和他們在華北的敵人毫無區別的軍閥。」[81]
這封信對國民黨的分析，與1922年陳獨秀的4月6日信基本上是一致的，完全切中要害。說明在這個問題上，馬林與陳獨秀中共中央是一致的而且是堅決的。因為這關係到能不能在國共合作中保持共產黨的純潔性和獨立性的原則問題。如果國民黨繼續走「依靠軍閥反軍閥」的道路，那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改變性質了，而且這是毫無勝利希望的投機行為。
當時馬林和陳獨秀為孫中山草擬的「國民黨改組計劃」，也是為了克服這些缺點。在荷蘭保存的馬林與陳獨秀為孫中山擬定的中國國民黨改組計劃二件草案中寫道：「黨的執行委員會由21人組成」，名單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選舉」；「黨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由黨的總理、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各部長和國內各地方黨部負責人組成」或「設立由黨的總理、組織部的三名部長和宣傳部的三名部長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所有這些規定，都是旨在改變孫中山一人獨裁的舊有體製。而且，在各部部長人選名單中，除了組織部長人選為張繼、廖仲愷外，全是共產黨人。陳獨秀被列為三個部長的人選：宣傳部、聯絡部、知識分子部。
這個名單，充分表現出當時馬林和陳獨秀執行的黨內合作方針，的確是利用國民黨、掌握國民黨領導權，進而掌握革命領導權。不過，後來的實踐證明，這種「雄心壯誌」是一廂情願的，不現實的。但也雄辯地證明，當初陳獨秀同意國共合作方針，沒有一點後來史達林和毛澤東所說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
但是，正如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4月6日信中指出的，孫中山還是那個老脾氣，隻要求黨員對他絕對忠誠和服從，不允許對他的批評，「絕對不能容納新加入分子的意見」。他屢次對馬林說：
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82]
當時，馬林的一封信中這樣說：「上海的國民黨員抱怨我們《嚮導》周報上的批評太苛刻」；「孫中山告訴我，這個周報上的批評是無法接受的，如果陳獨秀不放棄批評，孫一定要把他開除出黨」。[83]當時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部主任的斯列帕克說：「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孫逸仙想把陳（獨秀）開除出黨，原因是後者在《嚮導》上批評了國民黨的行為。」[84]後來，孫中山雖未採取此極端措施，並且看在鮑羅廷帶來的大量經濟與軍事援助的分上，還指定陳獨秀為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但是，二人芥蒂從此種下，第二年七八月份終於發生了要成立聯絡委員會控製中共的事件。
可見，國共要合作，又要爭奪領導權，雙方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不同的是國民黨採取了光明磊落的態度，共產黨則採取了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皮裏的策略。一向光明磊落的陳獨秀由於受到了共產國際的牽製，採取了「知其不能而為之」的態度。因此，他在整個國民革命中的表現，始終是動搖和無奈的。
1923年6月，北京發生直係曹錕驅逐總統黎元洪事件，政局動盪。陳獨秀主持發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議：「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國民會議。」[85]同時，中共中央特別「函請孫中山赴滬召集國民會議」，但是，迷戀於依靠軍閥的孫未予理睬。致使陳獨秀感嘆這個印發了6300份（其中300份為英文）的中共宣言，除了香港各英文報有反應外，「在國內輿論上無什麽影響」，對孫中山的工作，「亦無結果」。[86]
馬林對孫中山堅持舊的策略也很惱火，於是建議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不要為孫中山「南方毫無意義的軍事行動提供財政援助」，並說：
我個人認為，如果我們的援助隻是有利於舊策略的繼續，供養那些與革命的國民黨毫無關係的將領們，如果這種危險存在，就不要給予援助。最好是在對方保證不把援款用於南方的軍事行動之後，再開始提供援助。[87]
7月18日，馬林離華前夕給越飛和達夫謙的信說得更堅決：「你們看見，孫中山更希望留在廣東，而不樂意同我們接近。現在，我對他毫無辦法。你們隨時可以通過上海找到他。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指中共中央——引者）感到，不能寄希望於通過健忘的孫中山改變態度去把國民黨的宣傳推上新的軌道。為了開展群眾工作，我們的人也不能總在廣州束手以待。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為了孫氏王朝控製廣東再把200萬元塞進南方將領們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萬元（原文如此，估計是21000元——引者），幫助為數不多的共產黨人從事國民黨的宣傳，看看他們在這方麵會有什麽作為。」[88]在5月31日給布哈林的信中，他甚至表示：「我堅決主張，如果國民黨因其領導上的種種錯誤而垮台，那就一定還要另建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共產黨人在這個黨裏應做的事情與在國民黨裏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