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二個觀點，左派先生硬是截取頭一句話：「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大肆宣揚陳獨秀是主張民主革命後建立資產階級政權，發展資本主義，是典型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根本無視陳獨秀接下來說的：像俄國1917年由二月革命後的情況那樣，即使民主革命後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也可能根據當時國內國際出現的有利條件，接著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思想也是中共二大《宣言》的精神：「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能跟著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日本學者江田憲治稱這是「兩階段連續革命論」[50]，絕不是主張在兩次革命中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歷史時期的「二次革命論」。此其一。
其二，在這兩階段連續革命思想中，要想在民主革命後緊接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說的條件是「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二大《宣言》說的是「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自然是指無產階級要在民主革命中爭取革命領導權，隻是當時的形勢是正在建立國共兩黨的聯合戰線，主題是要消除兩黨內部有些黨員對「黨內合作」形式的疑慮，闡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未能強調無產階級在聯合戰線中要爭奪領導權。如果說其在論述這個問題時，有片麵性和絕對化的缺點，是可以的。因此引起了後來瞿秋白、彭述之、鄧中夏等人的誤解。但是在瞿秋白和彭述之指出後，他很快就改正了，並且在大革命初期的工作中，為捍衛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領導權作了堅決的鬥爭，說明他的本意中，根本沒有輕視工農、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
其三，陳獨秀說的「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也是符合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綜觀中國和世界歷史，人類走出中世紀時，都要經過民主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還要加一個民族革命，稱民族民主革命，但不管是歐美各國的民主革命，還是亞非拉各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政權是不是都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呢？不言而喻。甚至列寧的黨參加的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俄國的民主革命），勝利後的政權也落到克倫茨基為首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手中。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總是比工農階級成熟早些，有組織的政治軍事力量大些。這種情況是不以人們的意誌而決定的。所以，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勝利後，不能停頓，要「不斷革命」。所以，這種「二次革命論」最早來自馬克思，不是陳獨秀獨創。
其四，就社會經濟發展而言，不管是歐美發達國家，還是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民主革命成功後，不論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中，還是無產階級（共產黨）手中，都要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階段，才能過渡到更高一層的社會主義社會，想在封建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直接建立社會主義，是空想的民粹主義。這個道理，陳獨秀在當時不可能認識到，大革命後期曾有所悟，20世紀30年代才徹底認識，一再闡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必要性。
總之，陳獨秀以上1923年兩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為當時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也為黨在國共合作初期製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提供了依據，更為毛澤東在1926年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敗後，把這兩篇文章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是沒有道理的。
革命領導權問題上誤解的消除
1922～1923年，陳獨秀為了宣傳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寫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說了一些類似的話。盡管如以上分析的那樣，他本意並沒有放棄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思想，但是在客觀上的確引起一些人的誤解。這一方麵是他愛用「偏頗」的語言文字的缺點（同時，為了使思想明確、尖銳，這也是一種優點）所致；另一方麵，也是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對於保持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等問題，毫無經驗、尚待探索的狀況決定的。這個問題，即使是共產國際二大及據此精神而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也是不明確的，因此也導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確。二大解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聯合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一方麵是思想上不明確，另一方麵在現實鬥爭中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即隻有四百多人的小黨（小團體）此時還談不上去領導別的黨派，更談不上去領導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何況當時的普遍觀念（即傳統觀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各國的先例，無論是法英美，還是俄國的二月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也隻強調保持合作中的獨立性，並沒有奢望中共去領導國民黨和整個革命。應該說，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也處於這種狀況。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做的工作報告中說：依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當前隻能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隻有先幫助資產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等到民主革命勝利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二大沒有提出民主革命勝利後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問題，卻說：「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權利。」[51]而在陳獨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就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作為特例處理的。
其二，在這兩階段連續革命思想中，要想在民主革命後緊接著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說的條件是「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二大《宣言》說的是「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自然是指無產階級要在民主革命中爭取革命領導權，隻是當時的形勢是正在建立國共兩黨的聯合戰線，主題是要消除兩黨內部有些黨員對「黨內合作」形式的疑慮，闡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未能強調無產階級在聯合戰線中要爭奪領導權。如果說其在論述這個問題時，有片麵性和絕對化的缺點，是可以的。因此引起了後來瞿秋白、彭述之、鄧中夏等人的誤解。但是在瞿秋白和彭述之指出後，他很快就改正了，並且在大革命初期的工作中，為捍衛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領導權作了堅決的鬥爭，說明他的本意中，根本沒有輕視工農、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
其三，陳獨秀說的「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也是符合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綜觀中國和世界歷史，人類走出中世紀時，都要經過民主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還要加一個民族革命，稱民族民主革命，但不管是歐美各國的民主革命，還是亞非拉各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政權是不是都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呢？不言而喻。甚至列寧的黨參加的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俄國的民主革命），勝利後的政權也落到克倫茨基為首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手中。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總是比工農階級成熟早些，有組織的政治軍事力量大些。這種情況是不以人們的意誌而決定的。所以，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勝利後，不能停頓，要「不斷革命」。所以，這種「二次革命論」最早來自馬克思，不是陳獨秀獨創。
其四，就社會經濟發展而言，不管是歐美發達國家，還是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民主革命成功後，不論政權落到資產階級手中，還是無產階級（共產黨）手中，都要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階段，才能過渡到更高一層的社會主義社會，想在封建落後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直接建立社會主義，是空想的民粹主義。這個道理，陳獨秀在當時不可能認識到，大革命後期曾有所悟，20世紀30年代才徹底認識，一再闡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必要性。
總之，陳獨秀以上1923年兩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為當時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也為黨在國共合作初期製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提供了依據，更為毛澤東在1926年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敗後，把這兩篇文章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是沒有道理的。
革命領導權問題上誤解的消除
1922～1923年，陳獨秀為了宣傳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寫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說了一些類似的話。盡管如以上分析的那樣，他本意並沒有放棄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思想，但是在客觀上的確引起一些人的誤解。這一方麵是他愛用「偏頗」的語言文字的缺點（同時，為了使思想明確、尖銳，這也是一種優點）所致；另一方麵，也是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對於保持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等問題，毫無經驗、尚待探索的狀況決定的。這個問題，即使是共產國際二大及據此精神而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也是不明確的，因此也導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確。二大解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聯合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一方麵是思想上不明確，另一方麵在現實鬥爭中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即隻有四百多人的小黨（小團體）此時還談不上去領導別的黨派，更談不上去領導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何況當時的普遍觀念（即傳統觀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各國的先例，無論是法英美，還是俄國的二月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也隻強調保持合作中的獨立性，並沒有奢望中共去領導國民黨和整個革命。應該說，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也處於這種狀況。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做的工作報告中說：依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當前隻能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隻有先幫助資產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等到民主革命勝利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二大沒有提出民主革命勝利後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問題，卻說：「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權利。」[51]而在陳獨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就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作為特例處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