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資產階級，文章指出，五四運動以來，由於一些城市商聯會「加入群眾的國民示威運動，即此可以證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由非政治的態度，發展到和平的政治運動態度，最近更發展到革命的政治運動傾向了」。這就肯定了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性的一麵，而且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做了分析：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資本主義「企業規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漸成為全國的，同時又遭遇軍閥擾亂之阻礙或外貨外資之競爭，經濟的要求自然會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覺悟」。同時又指出：「工商業幼稚的資產階級，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贊成革命」，因為「他還未脫離利用敵人（列強及軍閥）勢力發展他自己階級勢力的時期，所以他時常表現出來愛和平怕革命的心理」。「幼稚的資產階級，至今沒有有力的政黨，便是它幼稚之徵驗。」——如此分析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麵性為以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科學分析資產階級奠定了基礎。
關於小資產階級，他改變了上一篇文章中「非革命」的提法，指出：「小資產階級固不及大資產階級集中，然其企業因競爭而崩壞，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對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產生及其革命性，也做了精彩的論述，指出：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五四以來的國民運動，「幾乎都是士的階級獨占舞台。因西方文化輸入之故，舊的士的階級固然日漸退潰，而新的士的階級卻已代之而興；現在及將來的國民運動，商人工人農民固然漸變為革命之主要的動力，而知識階級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階級間連鎖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輕視的地位……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們提出所謂『不合作』『農村立國』『東方文化』『新村』『無政府』『基督教救國』『教育救國』等迴避革命的口號，固然是小資產階級欲在自己腦中改造社會的幻想，然而他們對於現社會之不安滿足，也可以說是間接促成革命的一種動力」。——這也許是他接受胡適批評，糾正了對蔡元培的「不合作」行動全麵否定的態度，同時對自己參加過的「工讀」運動，也做了新的反思。自然，他也並不否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動搖性：「知識階級沒有特殊的經濟基礎，遂沒有堅固不搖的階級性，所以他主觀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時有超越階級的幻象。」
引起後來一些史家猛烈抨擊的是這篇文章中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分析。
他一方麵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是「急進的先鋒」「重要的分子」；另一方麵又指出：「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接著他具體分析了工人階級三部分的狀況：第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尤其是還未與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環境絕緣；第二，「隻有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員和鐵路工人罷工中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著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他認為當時工人階級「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而必須與其他革命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這一點也為以後的共產黨全部歷史所證明，即是後來毛澤東總結的革命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
凡是稍微了解一些當時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人，無不承認陳獨秀的這種觀點和分析是符合實際的。
關於農民，陳獨秀也做了兩麵的分析，指出：「農民占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避難苟安，這一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復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綜上分析，文章最後得出兩個重要觀點：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
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幹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
這兩個觀點，與上一篇文章中的「國民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一樣，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陳獨秀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後，長期遭到左傾史家的猛烈批判。
他們一不懂得階級的人數與階級的成熟是兩回事，二不懂得革命鬥爭、政治鬥爭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不是靠人數眾多可以取勝的。鴉片戰爭時，中國人民有四萬萬，為什麽敵不過一小撮英國殖民者，因為四萬萬人是「一盤散沙」。1923年時，工人和農民（主要指其中的貧下中農）雖然在人數上與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相比有絕對的優勢，但在階級覺悟上，即認識到自己階級的使命、成立政黨並組織起來進行鬥爭上，還很不成熟，即陳獨秀說的「幼稚」。共產黨剛剛成立3年，而且人數很少，隻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全國億萬工農民眾；而資產階級雖然人數少得多，也同樣幼稚，但從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開始，已經歷了29年的鬥爭歷史，在全國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和組織機構，比共產黨更有經驗，更成熟，少一點幼稚，其「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關於小資產階級，他改變了上一篇文章中「非革命」的提法，指出：「小資產階級固不及大資產階級集中，然其企業因競爭而崩壞，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對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產生及其革命性，也做了精彩的論述，指出：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五四以來的國民運動，「幾乎都是士的階級獨占舞台。因西方文化輸入之故，舊的士的階級固然日漸退潰，而新的士的階級卻已代之而興；現在及將來的國民運動，商人工人農民固然漸變為革命之主要的動力，而知識階級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階級間連鎖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輕視的地位……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們提出所謂『不合作』『農村立國』『東方文化』『新村』『無政府』『基督教救國』『教育救國』等迴避革命的口號，固然是小資產階級欲在自己腦中改造社會的幻想，然而他們對於現社會之不安滿足，也可以說是間接促成革命的一種動力」。——這也許是他接受胡適批評，糾正了對蔡元培的「不合作」行動全麵否定的態度，同時對自己參加過的「工讀」運動，也做了新的反思。自然，他也並不否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動搖性：「知識階級沒有特殊的經濟基礎，遂沒有堅固不搖的階級性，所以他主觀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時有超越階級的幻象。」
引起後來一些史家猛烈抨擊的是這篇文章中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分析。
他一方麵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是「急進的先鋒」「重要的分子」；另一方麵又指出：「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接著他具體分析了工人階級三部分的狀況：第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尤其是還未與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環境絕緣；第二，「隻有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員和鐵路工人罷工中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著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他認為當時工人階級「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而必須與其他革命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這一點也為以後的共產黨全部歷史所證明，即是後來毛澤東總結的革命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
凡是稍微了解一些當時中國工人階級狀況的人，無不承認陳獨秀的這種觀點和分析是符合實際的。
關於農民，陳獨秀也做了兩麵的分析，指出：「農民占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避難苟安，這一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復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綜上分析，文章最後得出兩個重要觀點：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會階級固然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
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幹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
這兩個觀點，與上一篇文章中的「國民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一樣，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陳獨秀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者」後，長期遭到左傾史家的猛烈批判。
他們一不懂得階級的人數與階級的成熟是兩回事，二不懂得革命鬥爭、政治鬥爭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不是靠人數眾多可以取勝的。鴉片戰爭時，中國人民有四萬萬，為什麽敵不過一小撮英國殖民者，因為四萬萬人是「一盤散沙」。1923年時，工人和農民（主要指其中的貧下中農）雖然在人數上與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相比有絕對的優勢，但在階級覺悟上，即認識到自己階級的使命、成立政黨並組織起來進行鬥爭上，還很不成熟，即陳獨秀說的「幼稚」。共產黨剛剛成立3年，而且人數很少，隻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全國億萬工農民眾；而資產階級雖然人數少得多，也同樣幼稚，但從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開始，已經歷了29年的鬥爭歷史，在全國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和組織機構，比共產黨更有經驗，更成熟，少一點幼稚，其「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