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第一次向全國公開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分兩部分，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製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即「反帝反封建」。當時的口號為：「打倒軍閥！打倒列強！」
《宣言》在解釋這個綱領時指出：「審察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我們無產階級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能跟著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47]
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重申了以上內容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幼稚、必須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
就在這一年，為了宣傳、貫徹共產國際對於以上兩大問題的一係列指示和決議，以及中共二大和三大的決議精神，陳獨秀先後寫了兩篇重要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48]、《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49]。
《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以下簡稱《資》文），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人類發展史規律出發，精闢論述了辛亥革命的前因後果，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卻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隻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這裏如實總結了辛亥革命沒有真正依靠中國資產階級的經驗教訓，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然代表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卻沒有依靠資產階級的力量。為此陳獨秀得出一個重要觀點：
依世界的政治狀況及中國的經濟文化狀況和在國際的地位，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正負著歷史的使命，這是毫無疑義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因此，我們以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明白覺悟負了中國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使命，在這革命運動中，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之左傾的觀念。
這個觀點，明顯是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後幫助孫中山注意爭取資產階級參加革命而言，但是，後來在批判陳獨秀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時，卻被說成陳獨秀站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立場上認為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無產階級共產黨無關），「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因此便「自動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這顯然是斷章取義的肆意歪曲。
《資》文接著分析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部分，（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即反帝反封建軍閥的；（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即依附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又稱「官僚的資產階級」；（三）「非革命的資產階級」，多數是小工商業家、小資產階級，對於民主革命取消極的中立態度。因此，陳建議孫中山國民黨在爭取資產階級參加革命時，也要注意區別對待，著重爭取「革命的資產階級」，「國民黨要想完成資本民主革命的使命，萬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妥協」。文章又說：「我們也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勢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所以隻有「一條活路」，「就是與革命的無產階級攜手，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而「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這裏，陳一方麵是對國共兩黨內對國共合作尚有疑慮的人做工作，闡述兩黨兩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麵創造性地對中國資產階級做了區分，雖然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但是對於毛澤東後來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資料。
《資》文最後總結以上觀點，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
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這是陳為當時已經接受國共合作方針的孫中山國民黨歸納的一條正確的道路。
文章提出國民黨「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也是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正確方針，即「聯共」方針。可是，後來卻被一些人倒轉過來，指責陳主張「資產階級『統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從而把它作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鐵證！這是何等驚人的歪曲！
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陳獨秀從「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出發，分別分析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優缺點，即每一個階級都有它的「兩麵性」。
《宣言》在解釋這個綱領時指出：「審察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我們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都應該援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我們無產階級有我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於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能跟著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47]
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重申了以上內容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幼稚、必須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
就在這一年，為了宣傳、貫徹共產國際對於以上兩大問題的一係列指示和決議，以及中共二大和三大的決議精神，陳獨秀先後寫了兩篇重要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48]、《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49]。
《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以下簡稱《資》文），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人類發展史規律出發，精闢論述了辛亥革命的前因後果，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卻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隻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這裏如實總結了辛亥革命沒有真正依靠中國資產階級的經驗教訓，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然代表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卻沒有依靠資產階級的力量。為此陳獨秀得出一個重要觀點：
依世界的政治狀況及中國的經濟文化狀況和在國際的地位，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正負著歷史的使命，這是毫無疑義的。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狀況既然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這革命運動中，革命黨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因此，我們以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明白覺悟負了中國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使命，在這革命運動中，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之左傾的觀念。
這個觀點，明顯是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後幫助孫中山注意爭取資產階級參加革命而言，但是，後來在批判陳獨秀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時，卻被說成陳獨秀站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立場上認為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無產階級共產黨無關），「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因此便「自動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這顯然是斷章取義的肆意歪曲。
《資》文接著分析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部分，（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即反帝反封建軍閥的；（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即依附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又稱「官僚的資產階級」；（三）「非革命的資產階級」，多數是小工商業家、小資產階級，對於民主革命取消極的中立態度。因此，陳建議孫中山國民黨在爭取資產階級參加革命時，也要注意區別對待，著重爭取「革命的資產階級」，「國民黨要想完成資本民主革命的使命，萬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妥協」。文章又說：「我們也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勢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所以隻有「一條活路」，「就是與革命的無產階級攜手，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而「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也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這裏，陳一方麵是對國共兩黨內對國共合作尚有疑慮的人做工作，闡述兩黨兩階級合作的必要性；另一方麵創造性地對中國資產階級做了區分，雖然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但是對於毛澤東後來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資料。
《資》文最後總結以上觀點，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
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這是陳為當時已經接受國共合作方針的孫中山國民黨歸納的一條正確的道路。
文章提出國民黨「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也是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正確方針，即「聯共」方針。可是，後來卻被一些人倒轉過來，指責陳主張「資產階級『統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從而把它作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鐵證！這是何等驚人的歪曲！
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陳獨秀從「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出發，分別分析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優缺點，即每一個階級都有它的「兩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