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是這個拉狄克，在後來成為托洛茨基得力幹將後，嚴厲抨擊加入國民黨的方針。
著意培養第一代黨的領導骨幹
陳獨秀這次去莫斯科的第二個目的是物色黨的幹部。對於共產國際四大，可能由於拉狄克的不禮貌舉動，彭述之說，陳獨秀「不願多作評論，而當跟我談到中國形勢的前景時則是滔滔不絕。在這一點上，證明陳獨秀不愧為一位樂觀主義者」。他當時「最大的憂慮是如何促進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而最緊急的問題是幹部的不足。
隨著黨組織健全、革命運動開展而要求的黨內思想純潔化和實幹能力的提高，建黨初期的骨幹離去不少，陳獨秀深感幹部的奇缺。中央機關經常是他一個人說了算。這加深了所謂他的「家長製作風」的傳說。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前，正好第一批留學莫斯科黨員回國，於是，他們就作為二大的主要代表參加了會議，相應代表各省黨組織，其中有劉少奇、彭黎和、袁達時等。
由於這批黨員經過莫斯科黨務和革命工作的係統訓練，所以都成為黨的重要骨幹。他們的素質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發現：「他們一經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便顯示出既能勝任工作又能頑強鬥爭的可貴品質。」為此，他覺得培養幹部的重要，不能靠尋找自發成才的「千裏馬」，這樣來的幹部少、慢、難，而要靠自己有計劃地培養。鑑於當時在國內沒有條件辦正規的黨校，於是，他打算連續不斷地派同誌到俄國去，而且一大批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誌也要轉到莫斯科學習一段時間再回國。此事與俄國當局協商後得到允許。陳獨秀當即給在法國的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兼青年團性質的「旅歐少年共產黨」書記趙世炎寫信，勸其迅速回國。開始，趙世炎不願去，說「法國華工很多，要搞華工運動，現在離開不好。」陳獨秀回信反駁說：「你不要隻看到法國有多少華工，應該看到中國有多少工人，現在中國需要你們回來搞工作。」後來趙世炎才同意離開法國赴蘇。[46]這時，旅歐少共也正好為歸屬國內青年團事要請示陳獨秀。
旅歐少共成立於1922年6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是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宣傳部長兼機關報《少年》主編是陳獨秀長子陳延年。10月，召開大會，決定加入國內的團組織，成為其「旅歐之部」，並派李維漢回國與團中央接洽。當李到達當時的黨中央所在地北京時，陳獨秀已經赴俄。少共中央得知後，當即又寫信給陳，提出此要求。陳獨秀覆信批準少共加入國內青年團，但名稱應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因為這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同時解釋了他們對共青團綱領的兩個誤解，指示他們在歐活動的方略。與此同時，國內黨中央和團中央也在1923年1月2日和29日，做出回復，意見與陳獨秀相同。於是，旅歐青年團就在2月遵循陳獨秀指示進行改組，並決定立即派一批同誌赴俄深造，然後回國。但是，據彭述之回憶，在做出此決定前，趙世炎、王若飛、鄭超麟、陳延年、陳喬年等八人，就到了莫斯科。在呂克斯豪華旅館與陳獨秀代表團舉行了一次小小晚會。「陳獨秀主持了晚會，發表他自稱是莊嚴隆重的演說，但演說並不遂人意，他兩個兒子帶著渴望而又嘆息的神情聽他們的父親講話。然而全場卻一致鼓掌，總的說來，是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此時，大家心裏充滿著的是同一希望，這希望也就是他曾經帶給我們的。」
但是，據鄭超麟回憶，情況不是這樣的：在趙世炎同意赴蘇後，隻是「陳獨秀在莫斯科替我們一行人辦了手續，我們才從法國動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們共十人，由周恩來陪同離開法國」，經過比利時、德國，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陳獨秀早在1月初已經回國。
兩人說法不同，鄭說比較真實。因為他的回憶以20世紀40年代寫的《回憶錄》為基礎。而彭的說法寫於80年代。不知道彭說的陳獨秀與兩個參加共產黨後的兒子首次「歡聚」的故事，來自何處。
關於陳氏父子是否有這次歡聚，隻是一個小小的插曲，無足輕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的是，陳獨秀決定利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後來新建的中山大學，自覺地有計劃地為中共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領導骨幹，即中共第一代領導骨幹。這批中共骨幹既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又有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更有艱苦奮鬥的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和陳獨秀一起出色地領導了中國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數都犧牲在那個風雲激盪的年代，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剩下的人很多又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不管這些領導人後來犯過多大的錯誤，但畢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麵貌。——在評價陳獨秀的歷史貢獻時，人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莫須有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
在傳統的中共黨史文件和論著中，陳獨秀被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典型代表。然而總結中共80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50多年、世界近代史近400年的歷史，這個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
此事起因於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這年1月，為貫徹共產國際二大精神及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對中國代表團的接見，實際上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兩個戰略問題：一個是建立上述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另一個是當前隻能進行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分兩階段進行。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糾正了1920～1921年建黨時期直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排斥國民黨的傾向，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是十分及時和重要的。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已如前述，採取了黨內合作方針。革命分兩階段進行的問題，是在中共二大上解決的。
著意培養第一代黨的領導骨幹
陳獨秀這次去莫斯科的第二個目的是物色黨的幹部。對於共產國際四大，可能由於拉狄克的不禮貌舉動，彭述之說，陳獨秀「不願多作評論，而當跟我談到中國形勢的前景時則是滔滔不絕。在這一點上，證明陳獨秀不愧為一位樂觀主義者」。他當時「最大的憂慮是如何促進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而最緊急的問題是幹部的不足。
隨著黨組織健全、革命運動開展而要求的黨內思想純潔化和實幹能力的提高，建黨初期的骨幹離去不少，陳獨秀深感幹部的奇缺。中央機關經常是他一個人說了算。這加深了所謂他的「家長製作風」的傳說。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前，正好第一批留學莫斯科黨員回國，於是，他們就作為二大的主要代表參加了會議，相應代表各省黨組織，其中有劉少奇、彭黎和、袁達時等。
由於這批黨員經過莫斯科黨務和革命工作的係統訓練，所以都成為黨的重要骨幹。他們的素質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發現：「他們一經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便顯示出既能勝任工作又能頑強鬥爭的可貴品質。」為此，他覺得培養幹部的重要，不能靠尋找自發成才的「千裏馬」，這樣來的幹部少、慢、難，而要靠自己有計劃地培養。鑑於當時在國內沒有條件辦正規的黨校，於是，他打算連續不斷地派同誌到俄國去，而且一大批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誌也要轉到莫斯科學習一段時間再回國。此事與俄國當局協商後得到允許。陳獨秀當即給在法國的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兼青年團性質的「旅歐少年共產黨」書記趙世炎寫信，勸其迅速回國。開始，趙世炎不願去，說「法國華工很多，要搞華工運動，現在離開不好。」陳獨秀回信反駁說：「你不要隻看到法國有多少華工，應該看到中國有多少工人，現在中國需要你們回來搞工作。」後來趙世炎才同意離開法國赴蘇。[46]這時，旅歐少共也正好為歸屬國內青年團事要請示陳獨秀。
旅歐少共成立於1922年6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是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宣傳部長兼機關報《少年》主編是陳獨秀長子陳延年。10月，召開大會，決定加入國內的團組織，成為其「旅歐之部」，並派李維漢回國與團中央接洽。當李到達當時的黨中央所在地北京時，陳獨秀已經赴俄。少共中央得知後，當即又寫信給陳，提出此要求。陳獨秀覆信批準少共加入國內青年團，但名稱應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因為這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同時解釋了他們對共青團綱領的兩個誤解，指示他們在歐活動的方略。與此同時，國內黨中央和團中央也在1923年1月2日和29日，做出回復，意見與陳獨秀相同。於是，旅歐青年團就在2月遵循陳獨秀指示進行改組，並決定立即派一批同誌赴俄深造，然後回國。但是，據彭述之回憶，在做出此決定前，趙世炎、王若飛、鄭超麟、陳延年、陳喬年等八人，就到了莫斯科。在呂克斯豪華旅館與陳獨秀代表團舉行了一次小小晚會。「陳獨秀主持了晚會，發表他自稱是莊嚴隆重的演說，但演說並不遂人意，他兩個兒子帶著渴望而又嘆息的神情聽他們的父親講話。然而全場卻一致鼓掌，總的說來，是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此時，大家心裏充滿著的是同一希望，這希望也就是他曾經帶給我們的。」
但是，據鄭超麟回憶，情況不是這樣的：在趙世炎同意赴蘇後，隻是「陳獨秀在莫斯科替我們一行人辦了手續，我們才從法國動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們共十人，由周恩來陪同離開法國」，經過比利時、德國，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陳獨秀早在1月初已經回國。
兩人說法不同，鄭說比較真實。因為他的回憶以20世紀40年代寫的《回憶錄》為基礎。而彭的說法寫於80年代。不知道彭說的陳獨秀與兩個參加共產黨後的兒子首次「歡聚」的故事，來自何處。
關於陳氏父子是否有這次歡聚，隻是一個小小的插曲，無足輕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的是，陳獨秀決定利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後來新建的中山大學，自覺地有計劃地為中共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領導骨幹，即中共第一代領導骨幹。這批中共骨幹既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又有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更有艱苦奮鬥的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和陳獨秀一起出色地領導了中國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數都犧牲在那個風雲激盪的年代，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剩下的人很多又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不管這些領導人後來犯過多大的錯誤，但畢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麵貌。——在評價陳獨秀的歷史貢獻時，人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莫須有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
在傳統的中共黨史文件和論著中，陳獨秀被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典型代表。然而總結中共80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50多年、世界近代史近400年的歷史，這個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
此事起因於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這年1月，為貫徹共產國際二大精神及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對中國代表團的接見，實際上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兩個戰略問題：一個是建立上述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另一個是當前隻能進行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分兩階段進行。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糾正了1920～1921年建黨時期直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排斥國民黨的傾向，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是十分及時和重要的。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已如前述，採取了黨內合作方針。革命分兩階段進行的問題，是在中共二大上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