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於國民黨來說，這個黨內合作的方針，也是當時的權宜之計。孫中山所以同意甚至歡迎共產黨加入，是要共產黨接受他領導，真誠地為三民主義而奮鬥，而不是借用國民黨的旗幟搞什麽共產主義。這一點，孫中山也是光明磊落的，他通過1922年初《孫越宣言》（孫中山與越飛分別代表國民黨與蘇聯政府簽訂的協議）公開聲明了：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
所以，這個黨內合作的方針，一開始就醞釀著日後必然分裂的悲劇。
陳獨秀由竭力反對黨內合作的方針轉變為積極貫徹這個方針，是他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對這個轉折，也即對這個方針，大革命失敗後，他自己在讀了托洛茨基的有關文章後，給予了徹底的否定，認為這個方針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的，是造成大革命失敗的根源。中國學術界至今還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是與上述陳獨秀的觀點相同，認為這是錯誤的方針；另一種意見認為，方針本身沒有錯，是當時共產黨走出知識分子小圈子、成為全國群眾性政黨的最好途徑。問題是後來史達林和鮑羅廷執行時犯了錯誤，沒有允許共產黨保持獨立性，更不允許共產黨在合作發生危機時退出國民黨。筆者持後一種觀點。
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
陳獨秀本可以如其他中共領導人那樣，多次去「朝拜」當時馬列主義的「聖城」、國際共運的中心——莫斯科。但是，他隻去過一次——參加1922年11月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中共代表團隻有三個人，陳是團長，團員是王荷波、劉仁靜。王是一個地道的產業工人——津浦鐵路浦鎮機器廠鉗工，建黨前就投入工人運動，建立浦鎮機器廠工會，任會長，後率此工會加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1922年6月入黨，然後就作為代表赴俄，說明當時陳獨秀對產業工人的重視。劉仁靜實際上是翻譯，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因為陳獨秀雖然英文不錯，但口語不行。所以陳在四大上的報告由劉翻譯。當時的陳獨秀可以說是「神采奕奕」。時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共旅莫支部領導人彭述之，在已與陳獨秀反目成仇後的晚年，還這樣回憶說：
陳獨秀抵達莫斯科時，已是「不惑」之年，四十歲出頭了。他中等身材，前額寬廣，留有小鬍子，牙齒整齊潔白，體態文雅，待人隨和，但警惕性極高；眼神炯炯，閃耀著智慧之光，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儀表確是與眾不同，顯然是一位大知識分子型。有時他那悠悠自得的神情幾近乎風流倜儻。他是一位健談者，在不拘形式的談話中，頃刻間就能把對方征服。他不斷地旁徵博引，常常是妙語連珠，妙趣橫生，確實引人入勝。他能把我們所有聽他說話的人逗樂了，甚至是件小事也會逗得我們開懷大笑，直到笑出眼淚來。說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歡樂的人，並不為過。[43]
這再次說明，陳獨秀是個風趣的人。大智者多數是幽默之人，人們沒有想到一向在政治和文化陣地上叱吒風雲、衝鋒陷陣的陳獨秀也有此一麵，既不是麵目猙獰的好鬥者，也不是整天板著臉孔的訓導士。
參加共產國際四大的中共代表團，前排左一為陳獨秀
彭述之感覺，中國代表團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他說：會議對「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在所有應予關心的問題中，卻被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上。甚至對陳獨秀作為中國新知識分子的領袖，作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義，也沒有認識到。同時，對陳獨秀的出席代表大會，幾乎沒有引起注意」。因此，陳獨秀對中國留學生談起這次四大時，沒有多大熱情。為什麽這樣？主要還是因為共產國際對陳獨秀那封4月6日信和中共中央曾經堅決抵製加入國民黨並且總是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不滿。因為在劉仁靜代表中國代表團所做的報告中說：「我們黨根據這一原則（即大會主題「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引者），已決定和國民革命的政黨即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其形式是我們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通過這樣的形式，我們想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我們希望通過我們在國民黨內許多有組織的工人中進行宣傳，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第二，「我們打算在組織群眾和通過宣傳說服群眾方麵和國民黨競爭……我們能夠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並分化國民黨」。[44]
這代表了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同意加入國民黨的真實思想：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從共產黨的立場來說，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新上任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拉狄克卻認為這樣想還不夠，他以教師爺的口氣說：「同誌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過高估計你們的力量。」「我們對你們講的第一句話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學者書齋，到群眾中去！」「不要事先誇耀勝利。這句話很好，正像古代中國聖賢的話一樣，應當學習和好好理解（即「學而時習之」——引者）」，並對各國代表說：「我們的中國黨……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研究馬克思和列寧，就象他們從前研究孔夫子一樣。幾個月前還是這個樣子。」[45]
彭述之說，這時的陳獨秀對加入國民黨行動上服從，思想上還有保留，在共產國際四大上，「他還力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這樣，便遭到來自拉狄克方麵的很不是滋味的、帶有諷刺意味的反駁」。
所以，這個黨內合作的方針，一開始就醞釀著日後必然分裂的悲劇。
陳獨秀由竭力反對黨內合作的方針轉變為積極貫徹這個方針，是他一生中的一個重大轉折。對這個轉折，也即對這個方針，大革命失敗後，他自己在讀了托洛茨基的有關文章後，給予了徹底的否定，認為這個方針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的，是造成大革命失敗的根源。中國學術界至今還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是與上述陳獨秀的觀點相同，認為這是錯誤的方針；另一種意見認為，方針本身沒有錯，是當時共產黨走出知識分子小圈子、成為全國群眾性政黨的最好途徑。問題是後來史達林和鮑羅廷執行時犯了錯誤，沒有允許共產黨保持獨立性，更不允許共產黨在合作發生危機時退出國民黨。筆者持後一種觀點。
唯一的一次莫斯科之行
陳獨秀本可以如其他中共領導人那樣，多次去「朝拜」當時馬列主義的「聖城」、國際共運的中心——莫斯科。但是，他隻去過一次——參加1922年11月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中共代表團隻有三個人，陳是團長，團員是王荷波、劉仁靜。王是一個地道的產業工人——津浦鐵路浦鎮機器廠鉗工，建黨前就投入工人運動，建立浦鎮機器廠工會，任會長，後率此工會加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1922年6月入黨，然後就作為代表赴俄，說明當時陳獨秀對產業工人的重視。劉仁靜實際上是翻譯，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因為陳獨秀雖然英文不錯，但口語不行。所以陳在四大上的報告由劉翻譯。當時的陳獨秀可以說是「神采奕奕」。時在莫斯科留學的中共旅莫支部領導人彭述之，在已與陳獨秀反目成仇後的晚年，還這樣回憶說：
陳獨秀抵達莫斯科時，已是「不惑」之年，四十歲出頭了。他中等身材，前額寬廣，留有小鬍子，牙齒整齊潔白，體態文雅，待人隨和，但警惕性極高；眼神炯炯，閃耀著智慧之光，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儀表確是與眾不同，顯然是一位大知識分子型。有時他那悠悠自得的神情幾近乎風流倜儻。他是一位健談者，在不拘形式的談話中，頃刻間就能把對方征服。他不斷地旁徵博引，常常是妙語連珠，妙趣橫生，確實引人入勝。他能把我們所有聽他說話的人逗樂了，甚至是件小事也會逗得我們開懷大笑，直到笑出眼淚來。說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歡樂的人，並不為過。[43]
這再次說明，陳獨秀是個風趣的人。大智者多數是幽默之人，人們沒有想到一向在政治和文化陣地上叱吒風雲、衝鋒陷陣的陳獨秀也有此一麵，既不是麵目猙獰的好鬥者，也不是整天板著臉孔的訓導士。
參加共產國際四大的中共代表團，前排左一為陳獨秀
彭述之感覺，中國代表團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他說：會議對「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在所有應予關心的問題中，卻被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上。甚至對陳獨秀作為中國新知識分子的領袖，作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義，也沒有認識到。同時，對陳獨秀的出席代表大會，幾乎沒有引起注意」。因此，陳獨秀對中國留學生談起這次四大時，沒有多大熱情。為什麽這樣？主要還是因為共產國際對陳獨秀那封4月6日信和中共中央曾經堅決抵製加入國民黨並且總是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不滿。因為在劉仁靜代表中國代表團所做的報告中說：「我們黨根據這一原則（即大會主題「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引者），已決定和國民革命的政黨即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其形式是我們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通過這樣的形式，我們想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我們希望通過我們在國民黨內許多有組織的工人中進行宣傳，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第二，「我們打算在組織群眾和通過宣傳說服群眾方麵和國民黨競爭……我們能夠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並分化國民黨」。[44]
這代表了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同意加入國民黨的真實思想：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從共產黨的立場來說，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新上任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拉狄克卻認為這樣想還不夠，他以教師爺的口氣說：「同誌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過高估計你們的力量。」「我們對你們講的第一句話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學者書齋，到群眾中去！」「不要事先誇耀勝利。這句話很好，正像古代中國聖賢的話一樣，應當學習和好好理解（即「學而時習之」——引者）」，並對各國代表說：「我們的中國黨……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研究馬克思和列寧，就象他們從前研究孔夫子一樣。幾個月前還是這個樣子。」[45]
彭述之說，這時的陳獨秀對加入國民黨行動上服從，思想上還有保留，在共產國際四大上，「他還力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這樣，便遭到來自拉狄克方麵的很不是滋味的、帶有諷刺意味的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