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認識表明，陳獨秀已經糾正了建立共產黨發起組時那種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這個認識的確立，對於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大通過民主革命的綱領，具有重大的意義。
最後，對於工人鬥爭的主要手段罷工，文章提出了謹慎發動、審時度勢、盡量爭取勝利的原則，指出：「罷工自然是勞動者對資本家的唯一武器，但實行罷工時必審度資本家企業狀況及勞動市場底供求狀況；因為若在資本家企業失敗時或勞動市場供過於求進行罷工，罷工失敗，是勞動運動最大的打擊。」
此外，文章還論述了工人組織與政治黨派的關係，「最應該親近」共產黨，而與別的黨派劃清界限；工人團體（工會）自然首先在本地區本行業建立，但應該「進而聯合各地方的團體組織一個省的勞動團體，更進而聯合各省的團體組織一個全國的勞動團體」，等等。[25]
所有這些充分顯示，一個從事建黨和工人運動才兩年的共產黨領袖，在理論政策和策略上，已經相當成熟，有了豐富的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而沒有國際工人運動中通常發生的機會主義因素。他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
隨著工運工作的開展，各地很快出現罷工鬥爭。陳獨秀密切注視鬥爭動向，及時揭露帝國主義反動派及黃色工會破壞罷工的陰謀，協調各地區工人加強團結，互相支援。例如，香港海員罷工爆發後受到長辛店、武漢等地工人的聲援，陳獨秀即指出這「是中國勞動階級覺悟的第一聲」，「因為他們覺悟到無論是路工是海員，無論在廣東在他省，都同屬一個勞動階級，都應該互相援助，這就叫勞動階級的覺悟」。同時針對香港海員的僱主多是英國人和日本人的具體情況，教育工人除有階級覺悟外，「還應該加上民族的感情」，勸告寧波水手萬萬不可「貪小利」而被招雇，「破壞同行而又同胞的廣東水手團體」。[26]
為了幫助工人從黃色工會中擺脫出來，成立工人自己的工會，陳獨秀發表多篇文章，揭露黃色工會的欺騙性。在陳獨秀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1922年上海發動了六次較大的罷工鬥爭，並在這基礎上逐漸成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會。工人們紛紛離開原來的「招牌工會」。那些招牌工會不甘失敗，在1921年11月，以中華勞動聯合會、中華工會、中華全國工界協會、中華印刷聯合會的名義，成立「上海各業工團總聯合會」，與共產黨爭奪工人群眾。陳獨秀即揭露說：從前軍界有「點名發餉」的規矩，於是多的不過幾千人，少的甚至於數百人也稱軍稱師。「現在上海有許多工會也是虛張聲勢的掛起中華中國全國總工會、聯合會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實他們底內容不但外省沒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會員也並沒有幾個真正工人，內中還有一個號稱全國總工會的隻有會長一名、會員一名，人家稱他做『一個把總一個兵的工會』，你說可笑不可笑」；「工人、軍人都是國家重要分子……我們希望有好的軍人、真的工人速速有以自救，勿使軍隊、工會為國人所厭棄，這才是國家底幸事嗬！」[27]
當時雖然黨員很少，但由於大家出色的工作，一年內僅上海就成立了菸草、機器、印刷、紡織、郵務五大工會。北京成立了京漢鐵路及京綏鐵路工會。武漢成立了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人力車夫、揚子江鐵廠和菸草工人三個工會。長沙組織了粵漢鐵路工人和萍鄉路礦工人俱樂部。在這個基礎上，陳獨秀1922年6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提出今後的打算是：集中力量組織全國五個大的產業組合：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電氣工人總工會、全國機器工人總工會、全國紡織工人總工會；組織三個地方總工會：上海、廣東、武漢；設立四個工會職員講習所（即培養工會幹部的黨校——引者）：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可見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對中國工人運動的宏偉規劃和巨大熱情。相對於當時隻有195名黨員的共產黨來說，這樣的工作成績和規劃，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就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很快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據不完全統計，1922年全國罷工達100次，罷工工人數21萬。而且，由於貫徹了陳獨秀提出的謹慎發動、爭取勝利的原則，再加上反動當局和資本家初次麵臨如此規模的罷工潮，沒有經驗，驚慌失措，大多數罷工都取得了勝利。故而這年有「中華勞動運動新紀元」的美稱。
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努力與困惑
1922～1924年，使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事件，是國共合作。這也是給陳獨秀一生帶來輝煌同時又帶來災難的事件，還是中國史學界至今爭論不清、莫衷一是的複雜問題。
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出生於荷蘭一個貧苦工人家庭，在資本主義的荷蘭也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會主義而投身工人運動，並同情荷屬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參與了印尼共產黨的建立。在鬥爭中，他獲得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經驗。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以自己的鬥爭經驗，衷心擁護列寧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理論，會後被派往中國。於是，中國的鬥爭就成為他貫徹這種理論和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廣闊的試驗場。
最後，對於工人鬥爭的主要手段罷工，文章提出了謹慎發動、審時度勢、盡量爭取勝利的原則，指出：「罷工自然是勞動者對資本家的唯一武器，但實行罷工時必審度資本家企業狀況及勞動市場底供求狀況；因為若在資本家企業失敗時或勞動市場供過於求進行罷工，罷工失敗，是勞動運動最大的打擊。」
此外，文章還論述了工人組織與政治黨派的關係，「最應該親近」共產黨，而與別的黨派劃清界限；工人團體（工會）自然首先在本地區本行業建立，但應該「進而聯合各地方的團體組織一個省的勞動團體，更進而聯合各省的團體組織一個全國的勞動團體」，等等。[25]
所有這些充分顯示，一個從事建黨和工人運動才兩年的共產黨領袖，在理論政策和策略上，已經相當成熟，有了豐富的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而沒有國際工人運動中通常發生的機會主義因素。他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
隨著工運工作的開展，各地很快出現罷工鬥爭。陳獨秀密切注視鬥爭動向，及時揭露帝國主義反動派及黃色工會破壞罷工的陰謀，協調各地區工人加強團結，互相支援。例如，香港海員罷工爆發後受到長辛店、武漢等地工人的聲援，陳獨秀即指出這「是中國勞動階級覺悟的第一聲」，「因為他們覺悟到無論是路工是海員，無論在廣東在他省，都同屬一個勞動階級，都應該互相援助，這就叫勞動階級的覺悟」。同時針對香港海員的僱主多是英國人和日本人的具體情況，教育工人除有階級覺悟外，「還應該加上民族的感情」，勸告寧波水手萬萬不可「貪小利」而被招雇，「破壞同行而又同胞的廣東水手團體」。[26]
為了幫助工人從黃色工會中擺脫出來，成立工人自己的工會，陳獨秀發表多篇文章，揭露黃色工會的欺騙性。在陳獨秀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1922年上海發動了六次較大的罷工鬥爭，並在這基礎上逐漸成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會。工人們紛紛離開原來的「招牌工會」。那些招牌工會不甘失敗，在1921年11月，以中華勞動聯合會、中華工會、中華全國工界協會、中華印刷聯合會的名義，成立「上海各業工團總聯合會」，與共產黨爭奪工人群眾。陳獨秀即揭露說：從前軍界有「點名發餉」的規矩，於是多的不過幾千人，少的甚至於數百人也稱軍稱師。「現在上海有許多工會也是虛張聲勢的掛起中華中國全國總工會、聯合會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實他們底內容不但外省沒有支部，就是在上海的會員也並沒有幾個真正工人，內中還有一個號稱全國總工會的隻有會長一名、會員一名，人家稱他做『一個把總一個兵的工會』，你說可笑不可笑」；「工人、軍人都是國家重要分子……我們希望有好的軍人、真的工人速速有以自救，勿使軍隊、工會為國人所厭棄，這才是國家底幸事嗬！」[27]
當時雖然黨員很少，但由於大家出色的工作，一年內僅上海就成立了菸草、機器、印刷、紡織、郵務五大工會。北京成立了京漢鐵路及京綏鐵路工會。武漢成立了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人力車夫、揚子江鐵廠和菸草工人三個工會。長沙組織了粵漢鐵路工人和萍鄉路礦工人俱樂部。在這個基礎上，陳獨秀1922年6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提出今後的打算是：集中力量組織全國五個大的產業組合：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電氣工人總工會、全國機器工人總工會、全國紡織工人總工會；組織三個地方總工會：上海、廣東、武漢；設立四個工會職員講習所（即培養工會幹部的黨校——引者）：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可見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對中國工人運動的宏偉規劃和巨大熱情。相對於當時隻有195名黨員的共產黨來說，這樣的工作成績和規劃，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就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很快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據不完全統計，1922年全國罷工達100次，罷工工人數21萬。而且，由於貫徹了陳獨秀提出的謹慎發動、爭取勝利的原則，再加上反動當局和資本家初次麵臨如此規模的罷工潮，沒有經驗，驚慌失措，大多數罷工都取得了勝利。故而這年有「中華勞動運動新紀元」的美稱。
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努力與困惑
1922～1924年，使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事件，是國共合作。這也是給陳獨秀一生帶來輝煌同時又帶來災難的事件，還是中國史學界至今爭論不清、莫衷一是的複雜問題。
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出生於荷蘭一個貧苦工人家庭，在資本主義的荷蘭也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會主義而投身工人運動，並同情荷屬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參與了印尼共產黨的建立。在鬥爭中，他獲得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經驗。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以自己的鬥爭經驗，衷心擁護列寧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理論，會後被派往中國。於是，中國的鬥爭就成為他貫徹這種理論和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廣闊的試驗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