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 《胡適鈔湯爾和日記並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88頁。
[119] 《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120] 餘英時：《序》，《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121] 《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
[122]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第195頁。
[123] 《南北代表有什麽用處？》，《每周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7日。
[124] 《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9日，陳獨秀起草的原件影印件，中國革命博物館藏。
[125]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282頁。
[126] 《廣東群報》1920年10月2日。
[127] 《此時中國勞動運動底意思》，《勞動界》第4冊，1920年9月5日。
[128] 《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
[129] 《胡適留學日久》（三），第570頁。
[130] 《胡適留學日記》（三），第577頁。
[131] 《周作人日記》，1919年10月5日，《新文學史料》第3期，1983年，《周作人回憶錄》，第338頁；《沈尹默訪問記》，1980年5月5日，朱廣滬記錄，未刊稿。
[132] 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第75頁。
[133]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90頁。
[134] 《陳獨秀致適之、守常信》，1920年5月7日，國家文物局藏。此信及本書注為「國家文物局收藏」的11封陳獨秀致胡適等人的信和錢玄同、turexy致胡適的兩封信，直到2009年5月才由國家文物局從在美國的胡適的兒媳婦手中徵集到，並請筆者鑑定。因為筆者手中有236件封陳獨秀親筆信及詩、文、字聯等原件影印件、複印件和照片，其中僅親筆信就有196封。對照筆跡、內容、簽名等各種特點，可以斷定，這11封信確為真品，而且在大陸從未公開過，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文物價值。
[135] 《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1日，國家文物局藏。
[136] 《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9日，國家文物局藏。
[137] 《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25日，國家文物局藏。黑體字「從速」，原稿為加圈。
[138] 《陳獨秀致一涵信》，1920年7月2日，國家文物局藏。
[139]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07頁。
[140] 《陶孟和致陳獨秀、胡適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141]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
[142] 《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0年12月21日，國家文物局藏。
[143] 《turexy致適之的紙條》，國家文物局藏。無日期，應是1920年12月下旬所寫。英文名為陶孟和，根據陳獨秀16日的信和胡適下一封1921年1月3日的信所提第三種辦法「此為陶孟和提出」。筆者斷其為紙條，不是信劄，因為一不是書信格式，而且沒有日期，用紙也是小紙片。
[144]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145] 《陳獨秀致〈新青年〉北京同人適之等九人信》，1921年1月9日，國家文物局藏。
[146]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147] 《錢玄同致胡適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148] 《陳望道致胡適的明信片原件》，1921年1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149] 鄧明以：《五四時期的陳望道》，《百科知識》第1期。
[150]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151]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152] 《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1年9月5日，手稿原件，國家文物局藏。
[153] 李大釗應胡適之請在這個宣言上簽名，原因是複雜的。學術界的分析有以下說法：一、出於胡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當時反封建主義鬥爭中是一個應該爭取的對象；二、這個「好人政府」的改良主義綱領在當時是進步的；三、當時李大釗對贊成「好人政府」主張的直係將領吳佩孚存有幻想；四、當時李正奉共產國際之命，爭取吳佩孚親蘇護共，而且李領導的北方工人運動，也需要爭取吳佩孚的保護。五、胡適夜裏寫好這份政治主張的初稿，首先想到打電話與李大釗商量，說明他對李的信賴。李為人寬容厚道，希望保持與蔡元培、胡適等人的友誼，不致因拒絕簽名而損害。陳獨秀隨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批評了這個主張。李大釗積極擁護，大力宣傳，並提供給胡適等人，用實際行動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154] 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64，第116頁。
[155] 胡適：《我的歧路》，《努力》第7號，1922年6月18日。
[156] 《努力》第22號，1922年10月1日。
[157] 胡適：《蔡元培是消極嗎》，《努力》第40號，1923年2月4日。
[158] 陳、胡二人的序皆載《科學與人生觀》，亞東圖書館，1927。
[159] 陳獨秀：《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嚮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
[119] 《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120] 餘英時：《序》，《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121] 《再論問題與主義》，《每周評論》第35號，1919年8月17日。
[122]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第195頁。
[123] 《南北代表有什麽用處？》，《每周評論》第19號，1919年4月27日。
[124] 《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9日，陳獨秀起草的原件影印件，中國革命博物館藏。
[125] 《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282頁。
[126] 《廣東群報》1920年10月2日。
[127] 《此時中國勞動運動底意思》，《勞動界》第4冊，1920年9月5日。
[128] 《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
[129] 《胡適留學日久》（三），第570頁。
[130] 《胡適留學日記》（三），第577頁。
[131] 《周作人日記》，1919年10月5日，《新文學史料》第3期，1983年，《周作人回憶錄》，第338頁；《沈尹默訪問記》，1980年5月5日，朱廣滬記錄，未刊稿。
[132] 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第75頁。
[133]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90頁。
[134] 《陳獨秀致適之、守常信》，1920年5月7日，國家文物局藏。此信及本書注為「國家文物局收藏」的11封陳獨秀致胡適等人的信和錢玄同、turexy致胡適的兩封信，直到2009年5月才由國家文物局從在美國的胡適的兒媳婦手中徵集到，並請筆者鑑定。因為筆者手中有236件封陳獨秀親筆信及詩、文、字聯等原件影印件、複印件和照片，其中僅親筆信就有196封。對照筆跡、內容、簽名等各種特點，可以斷定，這11封信確為真品，而且在大陸從未公開過，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文物價值。
[135] 《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1日，國家文物局藏。
[136] 《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9日，國家文物局藏。
[137] 《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25日，國家文物局藏。黑體字「從速」，原稿為加圈。
[138] 《陳獨秀致一涵信》，1920年7月2日，國家文物局藏。
[139]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07頁。
[140] 《陶孟和致陳獨秀、胡適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141]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
[142] 《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0年12月21日，國家文物局藏。
[143] 《turexy致適之的紙條》，國家文物局藏。無日期，應是1920年12月下旬所寫。英文名為陶孟和，根據陳獨秀16日的信和胡適下一封1921年1月3日的信所提第三種辦法「此為陶孟和提出」。筆者斷其為紙條，不是信劄，因為一不是書信格式，而且沒有日期，用紙也是小紙片。
[144]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145] 《陳獨秀致〈新青年〉北京同人適之等九人信》，1921年1月9日，國家文物局藏。
[146]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147] 《錢玄同致胡適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148] 《陳望道致胡適的明信片原件》，1921年1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149] 鄧明以：《五四時期的陳望道》，《百科知識》第1期。
[150]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151]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152] 《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1年9月5日，手稿原件，國家文物局藏。
[153] 李大釗應胡適之請在這個宣言上簽名，原因是複雜的。學術界的分析有以下說法：一、出於胡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當時反封建主義鬥爭中是一個應該爭取的對象；二、這個「好人政府」的改良主義綱領在當時是進步的；三、當時李大釗對贊成「好人政府」主張的直係將領吳佩孚存有幻想；四、當時李正奉共產國際之命，爭取吳佩孚親蘇護共，而且李領導的北方工人運動，也需要爭取吳佩孚的保護。五、胡適夜裏寫好這份政治主張的初稿，首先想到打電話與李大釗商量，說明他對李的信賴。李為人寬容厚道，希望保持與蔡元培、胡適等人的友誼，不致因拒絕簽名而損害。陳獨秀隨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批評了這個主張。李大釗積極擁護，大力宣傳，並提供給胡適等人，用實際行動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154] 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64，第116頁。
[155] 胡適：《我的歧路》，《努力》第7號，1922年6月18日。
[156] 《努力》第22號，1922年10月1日。
[157] 胡適：《蔡元培是消極嗎》，《努力》第40號，1923年2月4日。
[158] 陳、胡二人的序皆載《科學與人生觀》，亞東圖書館，1927。
[159] 陳獨秀：《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嚮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