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也是最主要的，誤信了列寧說的無產階級民主是比資產階級民主「高百萬倍」的說教。關於這一點，後文再說。
過去，中國史學界經常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定中共的建黨思想來自俄國。其實，第一，如上述，這時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為兩派，不能籠統地提馬克思主義。第二，從具體接受途徑來看，在中共籌建過程中，陳獨秀等最早接受的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與民主主義一樣，也是來自日本，隨後是美國。關於這個問題，日本研究中共創建史的著名學者石川禎浩，通過查閱日本、美國、俄國與中國的大量歷史檔案資料進行研究，寫了一係列論文，最後匯總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18]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十月革命後，由於當局的嚴密封鎖，陳獨秀和先進的知識分子們，沒有立即認識到這個歷史轉折點將對中國命運產生的影響，自然也不可能對十月革命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太多關注。陳獨秀依然陶醉在西方的民主與科學，領導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但是，也正是這個運動，打開了國外各種「新思潮」洶湧進入國門之閘，馬克思主義也隨之而來。通過日本書文介紹，比較係統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首先對它建立起信仰。1919年1月、2月，他在《新青年》第5、6號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一般認為，李大釗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是細讀他的代表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卻發現，李大釗接受的是近似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社會黨的思想——「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用「總覺有些牽強矛盾」的評說，委婉地批評了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經濟（即物質生產）決定一切」、「階級競爭」（即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動力，忽視倫理、道德、人道主義、宗教等精神方麵的作用的觀點。因此，他莊嚴地宣告：「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我們主張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19]
在十月革命發生三年後，李大釗還這樣宣傳馬克思主義，不強調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而傾向於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盧森堡等第二國際的主張，究其原因，一是他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觀」，主要來自《晨報》上淵泉譯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和福田德三的《續經濟學研究》。[20]當時的河上肇，一邊介紹馬克思的學說，一邊又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存有懷疑，認為不應該隻進行物質方麵的改造，還必須通過倫理改造解放人的靈魂。所以，有人評他的思想是「靈肉二元論」，帶有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二是可能李大釗自己還未真切地看清蘇俄新社會初期的狀況，特別是蘇俄政府放棄侵華特權的宣言。所以，當次年陳獨秀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共產黨，並在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暴力革命運動時，他也緊跟上來，並在7年之後（1927年）為之而獻身。
從當時馬克思主義分裂的發展史來看，陳獨秀實際是舍考茨基和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而取列寧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是在最高點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由此看，在接受列寧主義上，陳獨秀而不是李大釗才是中國第一人。
1920年，陳獨秀於上海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共時，有一個日本小組，其成員有施存統、周佛海。但是，由於資料缺乏和周佛海後來成了漢奸等原因，日本小組在中共建黨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與陳獨秀的關係，中國學術界過去很少論述。實際上，這個日本小組對於陳獨秀接受列寧主義及其建黨思想，具有特殊的貢獻。日本小組的工作特點是把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日本社會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通俗文章，及時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其中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為在指導思想上奠定中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為，如上所述，由於新文化運動解放思想的結果，在中共成立前後，中國思想界十分活躍，也很混亂，凡外來思想，均稱「新思潮」，多有人接受。除了各類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外，還有鼓吹先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等。這些思潮的共同特點是反對列寧強調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試金石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1920年6月，陳獨秀、施存統等5人組成中共第一個發起組時，起草了一個簡單的綱領。據施存統回憶，它是根據幾本有限的馬克思著作擬訂出來的，其中雖有「勞農專政和生產合作」字樣，但不解其意，「帶有相當濃厚的社會民主黨色彩，個別同誌還有幾分無政府主義色彩」。[21]施本人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日本外務省亞洲第一課警視總監的監控報告中，把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都稱為「中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22]
然後，施存統帶著這個綱領由戴季陶介紹到日本治病和留學，住在友人宮崎滔天家中。當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看到日本《社會主義研究》雜誌上由日本共產黨員山川均根據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撰寫的文章《考茨基的勞農政治反對論》積極評價蘇俄的「勞農專政」後，深受影響，並立即把此文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後來發表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1年4月22～29日）上。同時，施存統以及隨後去日本的周佛海，還運用這些理論，根據中國的實際，撰寫了不少通俗文章，通過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和《共產黨》月刊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陳獨秀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開始，也是他與無政府主義脫離關係的開始，與胡適等反布爾什維克的新文化運動戰友決裂的開始。
過去，中國史學界經常引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定中共的建黨思想來自俄國。其實，第一，如上述，這時的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為兩派，不能籠統地提馬克思主義。第二，從具體接受途徑來看，在中共籌建過程中，陳獨秀等最早接受的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與民主主義一樣，也是來自日本，隨後是美國。關於這個問題，日本研究中共創建史的著名學者石川禎浩，通過查閱日本、美國、俄國與中國的大量歷史檔案資料進行研究，寫了一係列論文，最後匯總成一部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18]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十月革命後，由於當局的嚴密封鎖，陳獨秀和先進的知識分子們，沒有立即認識到這個歷史轉折點將對中國命運產生的影響，自然也不可能對十月革命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太多關注。陳獨秀依然陶醉在西方的民主與科學，領導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展。但是，也正是這個運動，打開了國外各種「新思潮」洶湧進入國門之閘，馬克思主義也隨之而來。通過日本書文介紹，比較係統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首先對它建立起信仰。1919年1月、2月，他在《新青年》第5、6號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一般認為，李大釗是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是細讀他的代表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卻發現，李大釗接受的是近似馬、恩晚年的思想，即恩格斯領導的第二國際社會黨的思想——「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用「總覺有些牽強矛盾」的評說，委婉地批評了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經濟（即物質生產）決定一切」、「階級競爭」（即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動力，忽視倫理、道德、人道主義、宗教等精神方麵的作用的觀點。因此，他莊嚴地宣告：「我們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我們主張物心兩麵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19]
在十月革命發生三年後，李大釗還這樣宣傳馬克思主義，不強調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而傾向於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盧森堡等第二國際的主張，究其原因，一是他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觀」，主要來自《晨報》上淵泉譯的日本河上肇作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和福田德三的《續經濟學研究》。[20]當時的河上肇，一邊介紹馬克思的學說，一邊又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存有懷疑，認為不應該隻進行物質方麵的改造，還必須通過倫理改造解放人的靈魂。所以，有人評他的思想是「靈肉二元論」，帶有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二是可能李大釗自己還未真切地看清蘇俄新社會初期的狀況，特別是蘇俄政府放棄侵華特權的宣言。所以，當次年陳獨秀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共產黨，並在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暴力革命運動時，他也緊跟上來，並在7年之後（1927年）為之而獻身。
從當時馬克思主義分裂的發展史來看，陳獨秀實際是舍考茨基和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而取列寧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陳獨秀是在最高點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由此看，在接受列寧主義上，陳獨秀而不是李大釗才是中國第一人。
1920年，陳獨秀於上海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籌建中共時，有一個日本小組，其成員有施存統、周佛海。但是，由於資料缺乏和周佛海後來成了漢奸等原因，日本小組在中共建黨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與陳獨秀的關係，中國學術界過去很少論述。實際上，這個日本小組對於陳獨秀接受列寧主義及其建黨思想，具有特殊的貢獻。日本小組的工作特點是把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日本社會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通俗文章，及時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其中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為在指導思想上奠定中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為，如上所述，由於新文化運動解放思想的結果，在中共成立前後，中國思想界十分活躍，也很混亂，凡外來思想，均稱「新思潮」，多有人接受。除了各類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外，還有鼓吹先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等。這些思潮的共同特點是反對列寧強調的作為馬克思主義試金石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1920年6月，陳獨秀、施存統等5人組成中共第一個發起組時，起草了一個簡單的綱領。據施存統回憶，它是根據幾本有限的馬克思著作擬訂出來的，其中雖有「勞農專政和生產合作」字樣，但不解其意，「帶有相當濃厚的社會民主黨色彩，個別同誌還有幾分無政府主義色彩」。[21]施本人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日本外務省亞洲第一課警視總監的監控報告中，把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人，都稱為「中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22]
然後，施存統帶著這個綱領由戴季陶介紹到日本治病和留學，住在友人宮崎滔天家中。當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法蘭西內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看到日本《社會主義研究》雜誌上由日本共產黨員山川均根據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撰寫的文章《考茨基的勞農政治反對論》積極評價蘇俄的「勞農專政」後，深受影響，並立即把此文翻譯成中文寄給陳獨秀，後來發表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1年4月22～29日）上。同時，施存統以及隨後去日本的周佛海，還運用這些理論，根據中國的實際，撰寫了不少通俗文章，通過陳獨秀發表在《新青年》和《共產黨》月刊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陳獨秀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開始，也是他與無政府主義脫離關係的開始，與胡適等反布爾什維克的新文化運動戰友決裂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