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陳獨秀當時雖然還迷戀於民主、平等、自由的民主主義，卻擁護接近第二國際主張的階級調和政策，在上述文章中宣稱：「財產私有製雖不克因之遽廢，然各國之執政及富豪，恍然於貧富之度過差決非社會之福；於是謀資本勞力之調和，保護工人，限製兼併，所謂社會政策是也。」
正因為他這樣認識「社會主義」，所以，在十月革命前有人把社會主義視為「近世文明之真諦」，要陳獨秀研究宣傳時，他斷然拒絕，指出：
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併未盛行也。[9]
這個觀點應該說是理智而深刻的！不僅符合當時的國情，也符合近百年後今天的國情。所以，當一個月後俄國發生推翻沙皇統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後，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表示高興，並預言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俄國，「政治學術一切製度之改革與進步，亦將曠古所罕聞……」[10]這種思想都是從民主主義戰勝「君主主義」「侵略主義」出發的。
但是，歷史的曲折，往往在短時間內難遂人願。幾個月後的十月革命，竟把陳獨秀稱讚為「禦外敵」、「弭內亂」，不與德國「單獨言和」的臨時政府打翻了；代之以以割地100平方公裏、賠款60億馬克的代價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而單獨言和的蘇維埃政府。繼而，在陳獨秀處在難以理解的驚訝中還未醒來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很快又戲劇性地以德國等一方失敗而告終。1918年秋，這一極大的衝擊波，很快使人們將心頭那片蘇維埃曾與德國「單獨言和」的陰雲放置腦後，[11]而陶醉在協約國的勝利中，尤其從善良的願望出發，稱讚十月革命對大戰勝利的影響。《新青年》編發了一期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專號，蔡元培發表《勞工神聖》，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bol射vism的勝利》，[12]都是歌頌蘇維埃勞工新政權的。
但是，陳獨秀還是陳獨秀，他的心情與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日子裏，即11月15日，寫了一篇《克林德碑》，坦露他的心緒：
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慶祝協約國戰爭勝利，不如說是慶祝德國政治進步。至於提起那塊克林德碑，我更有無窮感慨，無限憂愁。所以不管門外如何熱鬧，隻是縮著頭在家中翻閱閑書消遣。[13]
請看，他關心的還是：一、政治體製（德國因失敗君主體製倒了），二、中國國民性的落後與專製統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國聯軍入侵時，義和團運動以愚昧落後的宗教和統治者專製的方式去抵禦外敵的入侵，結果得到了一個恥辱的「克林德碑」。現在，由於德國的戰敗，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國何時進步呢？至於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救國道路，他一點也不感興趣。說：
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製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可見，十月革命一年後，他的信仰還是民主共和！對於俄國的蘇維埃道路，根本不予考慮。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聞》甚至評論陳獨秀對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潮流」是取「防遏」態度的。厚道的李大釗，雖然寫了《bol射vism的勝利》的文章，但聯繫到中國國情，也是擁護陳獨秀的主張的。[14]直到他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擁護俄國蘇維埃前夕的1920年1月，他還在回答日本《日日新聞》記者提問對於中國政治的見解時說「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個大字。當時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已經9年，但他說：「中國現政治底實質……既然還是帝政，我們的中國革命黨在建設的積極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還要做破壞的消極的帝政底苦功。」[15]而且從上述所闡述的理由看，陳獨秀對俄國十月革命與二月革命冷熱不同的鮮明態度，完全是從當時的中國國情出發的，而不是從個人好惡的感情出發的。
但是，時代的潮流畢竟強於人意。十月革命後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澎湃席捲各國的激進派，連陳獨秀這樣的人也難以抵擋。
陳獨秀第一次對蘇俄新政府表示同情，是在1919年底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的一篇小文章中。針對「日本人硬把bol射viki（即布爾什維克——引者）叫做過激派，和各國的政府資本家痛恨他，都是說他擾亂和平」的情況，他為蘇俄大抱不平：「bol射vi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全靠事實證明，用不著我們辯護或攻擊；我們冷眼旁觀的，恐怕正是反對bol射viki的先生們出來擾亂世界和平！……反對他們的人，還仍舊抱著軍國侵略主義，去不掉個人的、一個階級的、一個國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壓迫朝鮮，想強占青島的土地和山東的經濟權利，就是一個顯例），如何能夠造成世界和平呢？」[16]
那麽，陳獨秀是什麽時候明確表示接受「bol射viki」——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的呢？
首先還是他的愛國主義情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自1840年英國殖民者入侵以來，特別是1901年陳獨秀參加革命以來，多少中國人為收回被掠奪的國家主權而前仆後繼地奮鬥，但是均以失敗而告終。五四運動以全國人民的激烈鬥爭，保住了山東的權利，陳獨秀也因此坐牢近三個月，並且丟掉了北大文科學長的職務。可是，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不久，就發表了要放棄沙皇俄國過去在華掠奪的權利的宣言（雖然以後在執行時並不完全，如中東鐵路，就以國民黨政權是「反共政權」為名，一直拒絕交還中國，這是後話）。這個宣言在發表一年多後，終於衝破北洋政府的封鎖，傳入中國，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全國31個社團發表感謝電。陳獨秀自然也就不能無動於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讚賞的口吻說道：「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17]可以看出，陳獨秀的口吻是讚揚的，措辭卻是謹慎的，說明還是有所保留，堅持中國人的一句老話：「聽其言，觀其行。」
正因為他這樣認識「社會主義」，所以，在十月革命前有人把社會主義視為「近世文明之真諦」，要陳獨秀研究宣傳時，他斷然拒絕，指出：
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併未盛行也。[9]
這個觀點應該說是理智而深刻的！不僅符合當時的國情，也符合近百年後今天的國情。所以，當一個月後俄國發生推翻沙皇統治的民主革命「二月革命」，建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後，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表示高興，並預言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俄國，「政治學術一切製度之改革與進步，亦將曠古所罕聞……」[10]這種思想都是從民主主義戰勝「君主主義」「侵略主義」出發的。
但是，歷史的曲折，往往在短時間內難遂人願。幾個月後的十月革命，竟把陳獨秀稱讚為「禦外敵」、「弭內亂」，不與德國「單獨言和」的臨時政府打翻了；代之以以割地100平方公裏、賠款60億馬克的代價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條約》而單獨言和的蘇維埃政府。繼而，在陳獨秀處在難以理解的驚訝中還未醒來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很快又戲劇性地以德國等一方失敗而告終。1918年秋，這一極大的衝擊波，很快使人們將心頭那片蘇維埃曾與德國「單獨言和」的陰雲放置腦後，[11]而陶醉在協約國的勝利中，尤其從善良的願望出發，稱讚十月革命對大戰勝利的影響。《新青年》編發了一期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專號，蔡元培發表《勞工神聖》，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bol射vism的勝利》，[12]都是歌頌蘇維埃勞工新政權的。
但是，陳獨秀還是陳獨秀，他的心情與大家完全不同。他在11月14～16日北京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日子裏，即11月15日，寫了一篇《克林德碑》，坦露他的心緒：
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慶祝協約國戰爭勝利，不如說是慶祝德國政治進步。至於提起那塊克林德碑，我更有無窮感慨，無限憂愁。所以不管門外如何熱鬧，隻是縮著頭在家中翻閱閑書消遣。[13]
請看，他關心的還是：一、政治體製（德國因失敗君主體製倒了），二、中國國民性的落後與專製統治：由克林德碑，想起八國聯軍入侵時，義和團運動以愚昧落後的宗教和統治者專製的方式去抵禦外敵的入侵，結果得到了一個恥辱的「克林德碑」。現在，由於德國的戰敗，克林德碑很容易推倒，但中國何時進步呢？至於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救國道路，他一點也不感興趣。說：
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製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可見，十月革命一年後，他的信仰還是民主共和！對於俄國的蘇維埃道路，根本不予考慮。所以，1919年日本的《日日新聞》甚至評論陳獨秀對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潮流」是取「防遏」態度的。厚道的李大釗，雖然寫了《bol射vism的勝利》的文章，但聯繫到中國國情，也是擁護陳獨秀的主張的。[14]直到他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擁護俄國蘇維埃前夕的1920年1月，他還在回答日本《日日新聞》記者提問對於中國政治的見解時說「取消帝政，改建共和」八個大字。當時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已經9年，但他說：「中國現政治底實質……既然還是帝政，我們的中國革命黨在建設的積極的改建共和之前，一定還要做破壞的消極的帝政底苦功。」[15]而且從上述所闡述的理由看，陳獨秀對俄國十月革命與二月革命冷熱不同的鮮明態度，完全是從當時的中國國情出發的，而不是從個人好惡的感情出發的。
但是，時代的潮流畢竟強於人意。十月革命後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澎湃席捲各國的激進派，連陳獨秀這樣的人也難以抵擋。
陳獨秀第一次對蘇俄新政府表示同情，是在1919年底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的一篇小文章中。針對「日本人硬把bol射viki（即布爾什維克——引者）叫做過激派，和各國的政府資本家痛恨他，都是說他擾亂和平」的情況，他為蘇俄大抱不平：「bol射vi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全靠事實證明，用不著我們辯護或攻擊；我們冷眼旁觀的，恐怕正是反對bol射viki的先生們出來擾亂世界和平！……反對他們的人，還仍舊抱著軍國侵略主義，去不掉個人的、一個階級的、一個國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壓迫朝鮮，想強占青島的土地和山東的經濟權利，就是一個顯例），如何能夠造成世界和平呢？」[16]
那麽，陳獨秀是什麽時候明確表示接受「bol射viki」——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的呢？
首先還是他的愛國主義情愫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自1840年英國殖民者入侵以來，特別是1901年陳獨秀參加革命以來，多少中國人為收回被掠奪的國家主權而前仆後繼地奮鬥，但是均以失敗而告終。五四運動以全國人民的激烈鬥爭，保住了山東的權利，陳獨秀也因此坐牢近三個月，並且丟掉了北大文科學長的職務。可是，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不久，就發表了要放棄沙皇俄國過去在華掠奪的權利的宣言（雖然以後在執行時並不完全，如中東鐵路，就以國民黨政權是「反共政權」為名，一直拒絕交還中國，這是後話）。這個宣言在發表一年多後，終於衝破北洋政府的封鎖，傳入中國，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全國31個社團發表感謝電。陳獨秀自然也就不能無動於衷了。他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首次以讚賞的口吻說道：「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17]可以看出，陳獨秀的口吻是讚揚的，措辭卻是謹慎的，說明還是有所保留，堅持中國人的一句老話：「聽其言，觀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