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所說的社會運動，首先是試驗以上新社會的「工讀互助團」運動。這個運動最早是外來的「新思潮」——克魯泡特金無政府共產主義、托爾斯泰泛勞動主義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在中國進步青年中影響的結果。運動的最早發起人是原北京中國大學畢業的記者王光祈。他受新文化運動薰陶，於1919年7月1日與李大釗等人一起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並任執行部主任。學會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企圖把進行了數年的新文化運動，推向實踐。8月，他就提出把進步青年組織成一個個十餘人的小團體，在鄉村實行一邊種菜，一邊讀書和翻譯外文書籍的「新生活」設想。然後他又提出在城市中實行這個設想，並給這樣的團體賦予「工讀互助團」的名稱。沒有想到這個倡議立即得到多年來受到新文化運動啟蒙，衝出封建禮教、家庭、婚姻的束縛而團聚到《新青年》新文化陣營周圍來尋找出路的廣大青年的熱烈響應，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也給予支持。他們等17人在《新青年》、《民國日報》上，發表《工讀互助團募款啟事》，[6]為它的盡早誕生籌集經費。啟事指出：互助團「本互助的精神，實行半工半讀」為宗旨。互助團成立後，規定：團員每人每日必須工作4小時；團員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團體供給；教育費、醫藥費、書籍費也由團體供給，唯書籍歸團體公有；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他們認為工讀互助團是新社會的胎兒，通過工讀互助團的逐漸推廣，可以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
可見，當時陳獨秀與這些互助團員，對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的確滿懷憧憬。
當時北京的互助團有4組，每組10～13人，分別設在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附近。團員都是來自這些學校的學生。所以，他們很便於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指導。最可注意的是，毛澤東、何孟雄、施存統、俞秀鬆、羅漢、李求實、繆伯英、劉伯莊等後來中共的早期骨幹，都曾是互助團的成員。他們進入這個團體後，就宣布脫離家庭關係、脫離婚姻關係、脫離學校關係，在這個團體內「絕對實行共產」。以後，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廣州、揚州等地，也先後成立或準備成立類似團體。
上海的工讀互助團，是陳獨秀到上海後在1920年3月，與王光祈、左舜生、張國燾、劉清揚、毛澤東、肖子璋等26人發起的。
但是，互助團的進行，太理想、太脫離實際了，很快就碰到種種不可克服的困難。首先是經費不足，收入難抵支出，紛紛麵臨飢餓。接著就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最後就逐漸瓦解。大概到1920年六七月份，這些互助團相繼失敗，個別的堅持到1921年初。正是在這個互助團試驗失敗的過程中，陳獨秀和這些青年人逐步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而建立當時以為可以達到理想王國的共產黨。
誤入「列寧主義」
陳獨秀及同期的一些先進分子是怎樣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準確地說，是怎樣轉向「列寧主義」的？因為在十月革命前夕，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成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兩大支流。前者根據恩格斯晚年思想主張通過議會鬥爭等和平手段，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後者堅持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消滅資本主義。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序言中就說：
從今天起，工人們使用選舉權，並以多種形式來報償選舉權，以此作為各國工人的範例……直到如今，選舉權仍是作解放工具的。
……過去那種一直延緩到1848年的街壘式鬥爭，到處都是最後的解決方法，它已經過時了。如果條件改變，對階級鬥爭來說，其條件也改變不少。突然襲擊，少數最有覺悟的人帶領一大批沒有覺悟的人革命，這種時代也已過時。
我們這些人是「革命者」，也是「搗亂分子」，與其通過非法手段和搗亂，我們更希望通過合法手段。[7]
但是，陳獨秀在1920年接受列寧主義之前，是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這種分裂狀況的。早在日本留學時期，陳獨秀就接觸到包括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在內的體係龐雜的新思潮之一「社會主義」。所以，他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介紹近代文明時，這樣說：
近代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也。[8]
但是，他根據中國當時所處的社會狀況，先著力於宣傳和實踐前二者，即民主（人權）和科學（進化論）。對社會主義雖然不知其詳，但總體上認為應該在民主資本主義實現之後，特別是在中國，應該是在經濟發達之後。因為他在這篇文章中，認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尖銳的產物：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壓製，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製：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製，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
於是，他把法國大革命時的「巴布夫（babeuf）」財產共有製主張、「聖西孟及傅裏耶」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拉薩爾主義及馬克思主義都稱為「社會主義」。而聖西門等的社會主義，被馬克思批判為「空想的」，因為他們的政策是「階級調和」，而不是階級鬥爭；對於拉薩爾主義，因為拉氏主張與反動的俾斯麥政府聯合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馬克思批判其為「普魯士王國政府的社會主義」。陳獨秀把四者並列，可見，當時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多麽混亂、模糊與膚淺。但是，他抓住了根本的一條，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所有這些「社會主義」思想，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達後，消滅私有製，建立共有製，人人過平等富裕幸福的生活。這又不能不說，他還是在模糊中抓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
可見，當時陳獨秀與這些互助團員，對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的確滿懷憧憬。
當時北京的互助團有4組，每組10～13人，分別設在北京大學、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法文專修館、北京師範學校、女子高等師範附近。團員都是來自這些學校的學生。所以，他們很便於得到陳獨秀、李大釗的指導。最可注意的是，毛澤東、何孟雄、施存統、俞秀鬆、羅漢、李求實、繆伯英、劉伯莊等後來中共的早期骨幹，都曾是互助團的成員。他們進入這個團體後，就宣布脫離家庭關係、脫離婚姻關係、脫離學校關係，在這個團體內「絕對實行共產」。以後，上海、天津、南京、武昌、廣州、揚州等地，也先後成立或準備成立類似團體。
上海的工讀互助團，是陳獨秀到上海後在1920年3月，與王光祈、左舜生、張國燾、劉清揚、毛澤東、肖子璋等26人發起的。
但是，互助團的進行，太理想、太脫離實際了，很快就碰到種種不可克服的困難。首先是經費不足，收入難抵支出，紛紛麵臨飢餓。接著就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最後就逐漸瓦解。大概到1920年六七月份，這些互助團相繼失敗，個別的堅持到1921年初。正是在這個互助團試驗失敗的過程中，陳獨秀和這些青年人逐步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而建立當時以為可以達到理想王國的共產黨。
誤入「列寧主義」
陳獨秀及同期的一些先進分子是怎樣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準確地說，是怎樣轉向「列寧主義」的？因為在十月革命前夕，馬克思主義已經分裂成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兩大支流。前者根據恩格斯晚年思想主張通過議會鬥爭等和平手段，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後者堅持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消滅資本主義。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序言中就說：
從今天起，工人們使用選舉權，並以多種形式來報償選舉權，以此作為各國工人的範例……直到如今，選舉權仍是作解放工具的。
……過去那種一直延緩到1848年的街壘式鬥爭，到處都是最後的解決方法，它已經過時了。如果條件改變，對階級鬥爭來說，其條件也改變不少。突然襲擊，少數最有覺悟的人帶領一大批沒有覺悟的人革命，這種時代也已過時。
我們這些人是「革命者」，也是「搗亂分子」，與其通過非法手段和搗亂，我們更希望通過合法手段。[7]
但是，陳獨秀在1920年接受列寧主義之前，是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這種分裂狀況的。早在日本留學時期，陳獨秀就接觸到包括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思想在內的體係龐雜的新思潮之一「社會主義」。所以，他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介紹近代文明時，這樣說：
近代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也。[8]
但是，他根據中國當時所處的社會狀況，先著力於宣傳和實踐前二者，即民主（人權）和科學（進化論）。對社會主義雖然不知其詳，但總體上認為應該在民主資本主義實現之後，特別是在中國，應該是在經濟發達之後。因為他在這篇文章中，認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尖銳的產物：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後，「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壓製，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製：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製，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
於是，他把法國大革命時的「巴布夫（babeuf）」財產共有製主張、「聖西孟及傅裏耶」的社會主義、德國的拉薩爾主義及馬克思主義都稱為「社會主義」。而聖西門等的社會主義，被馬克思批判為「空想的」，因為他們的政策是「階級調和」，而不是階級鬥爭；對於拉薩爾主義，因為拉氏主張與反動的俾斯麥政府聯合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馬克思批判其為「普魯士王國政府的社會主義」。陳獨秀把四者並列，可見，當時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多麽混亂、模糊與膚淺。但是，他抓住了根本的一條，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所有這些「社會主義」思想，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達後，消滅私有製，建立共有製，人人過平等富裕幸福的生活。這又不能不說，他還是在模糊中抓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