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當時的輿論重鎮《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先後推出他自己化名傖父寫的《迷亂之現代人心》、錢智修的《功利主義與學術》和日本的《中西文明之評判》譯文。
杜的《迷》文，對新文化深表不滿，而對「君道臣綱，名教綱常」讚嘆不已，認為以儒家為主的吾國「固有文明」是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標準和「國基」，是決不能移易的；攻擊自西洋學說輸入以來破壞吾國之「固有文明」和是非標準，造成國事之喪失，精神之破產，人心之迷亂。所以他惡毒攻擊宣傳新文化是輸入「猩紅熱和梅毒」。為此，他提出要像我之戰國秦始皇、今之歐洲德意誌主義那樣，對文化進行「統整」，「以強力壓倒一切之主義主張」，以恢復「君道臣綱，名教綱常」的「國基」。[155]
《功利主義與學術》認為西洋文明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影響是功利主義，於中國文明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義。而功利主義最大罪狀是崇歐美而敗先賢。《中西文化評判》[156]主要引用德人台裏烏司氏對中國當時大儒家辜鴻銘（即胡氏，時在德國）所著《春秋大義》的稱讚，承認孔子倫理優越於西洋文明，德國的君主製優越於美國的民主製。
對於以上三文，陳獨秀首先於1918年9月15日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提出16個問題進行質疑。杜亞泉在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記者質問》，進行辯解，卻對多數質問不做回答。於是，1919年2月15日，陳獨秀發表《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予以嚴正批駁。
針對杜亞泉一麵稱頌儒家倫理，一麵又不敢承認自己是帝製復辟派、不認辜鴻銘為同誌的虛偽心理，陳獨秀指出：「德國政體，君主政體也；孔子倫理，尊君之倫理也」；「辜鴻銘之所言，尊孔也，尊君也。張勳所言所行，亦尊君也：當然可作一聯帶關係。此數者，關於尊重君主政體之一點，乃其共性。」
關於功利主義，陳獨秀指出：「民權自由立憲共和與功利主義，在形式上雖非一物，而二者在近世文明上同時產生，其相互關係之深，應為稍有歐洲文明史之常識者的同認也。」論證了杜亞泉是借反對功利主義反對民主共和、反對進化、反對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實質。
對於杜亞泉呼籲以中國固有文明統整文化，陳獨秀指出：「文化之為物，每以立異複雜分化而興隆，以尚同單純統整而衰退；徵之中外歷史，莫不同然」；黜百家而獨尊一說，以統一學術思想，是「為惡異好同之專製，其為學術思想自由發展之障礙」，其「為害於進化也，可於中土漢後獨尊儒術、歐洲中世獨揚宗教征之」。
此外，陳獨秀揭批了杜亞泉用中國古代封建帝皇的「民本主義」篡改近代「民主主義」的無知妄說，指出民主與民本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政治原理絕沒有民主主義。所謂民本思想，不過是君主實行「仁政」，給民些「恩賜惠施」，民則感恩戴德，叩謝「吾皇萬歲」；而民主則是人權平等，人格獨立，政治、信仰、思想、言論、結社等自由，載諸憲法，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國家主權屬於全國人民，即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執政者是公僕。所以民主與民本有本質的區別，不能混淆。
陳獨秀與杜亞泉的爭論，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進一步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隨杜亞泉之後，另一位著名的舊派人物翻譯家林紓也跳出來，向新文化派發起瘋狂攻擊。林當時年垂七十，博學多才，通幾國外語，應該是最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人，早年曾有愛國思想，思想最保守，以「遺民」「清室舉人」自居，一直留著辮子，並在致蔡元培信中公開聲稱「今篤老尚抱殘守缺，至死不易其操」。思想如此保守，而且私德也很壞。他發表兩篇小說《荊生》和《妖夢》，[157]竭力詆毀新文化運動，影射攻擊陳獨秀為首的一班人。《荊生》中，說有田必美（影射陳獨秀，在古代田氏是陳氏的分支，「秀」與「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適，「胡」與「狄」都有蠻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適」，據《論語氣·裏仁篇》：「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輿比。」）和金心異（錢玄同，「錢」與「金」同義，「同」與「異」反義）三人，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倡白話，廢文字，詆毀孔子倫常，被偉丈夫荊生聽見，把這班人痛加毆打。《妖夢》說了一個類似的故事，說某人夢見有個「白話學堂」，蔡元培任校長，陳獨秀任教務長，胡適任副教務長，非聖非賢，後來被一個食過太陽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荊生」和那個怪物，暗指當時崇拜林紓的皖係實力派人物徐樹錚將軍。這兩篇小說，言語汙穢，暴露了他們要求軍閥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的險惡用心。1919年3月18日，林紓還在徐樹錚主持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書》，對新文學和主張新文化運動人士發起攻擊，指責北大「復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
蔡元培當即寫了一封長信給予還擊，指出北大教員不曾以「復孔孟」教授學生；教員所反對的隻是那些依託孔子以反對革新之不合時宜的言論，並非以孔子為敵；北大課卷仍皆用文言，但講解古書必賴白話。白話並不遜於文言，而且提倡白話的教員，皆博學而長於文言。蔡元培的信，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勇敢地捍衛了新文化運動，信的最後，宣布了他在北大辦學的兩大著名主張：一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一為「教員以學詣為主」，「校外之言論，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
杜的《迷》文，對新文化深表不滿，而對「君道臣綱，名教綱常」讚嘆不已，認為以儒家為主的吾國「固有文明」是舉國上下衡量是非的標準和「國基」，是決不能移易的；攻擊自西洋學說輸入以來破壞吾國之「固有文明」和是非標準，造成國事之喪失，精神之破產，人心之迷亂。所以他惡毒攻擊宣傳新文化是輸入「猩紅熱和梅毒」。為此，他提出要像我之戰國秦始皇、今之歐洲德意誌主義那樣，對文化進行「統整」，「以強力壓倒一切之主義主張」，以恢復「君道臣綱，名教綱常」的「國基」。[155]
《功利主義與學術》認為西洋文明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影響是功利主義，於中國文明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義。而功利主義最大罪狀是崇歐美而敗先賢。《中西文化評判》[156]主要引用德人台裏烏司氏對中國當時大儒家辜鴻銘（即胡氏，時在德國）所著《春秋大義》的稱讚，承認孔子倫理優越於西洋文明，德國的君主製優越於美國的民主製。
對於以上三文，陳獨秀首先於1918年9月15日發表《質問〈東方雜誌〉記者——〈東方雜誌〉與復辟問題》，提出16個問題進行質疑。杜亞泉在這年12月作《答〈新青年〉記者質問》，進行辯解，卻對多數質問不做回答。於是，1919年2月15日，陳獨秀發表《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予以嚴正批駁。
針對杜亞泉一麵稱頌儒家倫理，一麵又不敢承認自己是帝製復辟派、不認辜鴻銘為同誌的虛偽心理，陳獨秀指出：「德國政體，君主政體也；孔子倫理，尊君之倫理也」；「辜鴻銘之所言，尊孔也，尊君也。張勳所言所行，亦尊君也：當然可作一聯帶關係。此數者，關於尊重君主政體之一點，乃其共性。」
關於功利主義，陳獨秀指出：「民權自由立憲共和與功利主義，在形式上雖非一物，而二者在近世文明上同時產生，其相互關係之深，應為稍有歐洲文明史之常識者的同認也。」論證了杜亞泉是借反對功利主義反對民主共和、反對進化、反對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實質。
對於杜亞泉呼籲以中國固有文明統整文化，陳獨秀指出：「文化之為物，每以立異複雜分化而興隆，以尚同單純統整而衰退；徵之中外歷史，莫不同然」；黜百家而獨尊一說，以統一學術思想，是「為惡異好同之專製，其為學術思想自由發展之障礙」，其「為害於進化也，可於中土漢後獨尊儒術、歐洲中世獨揚宗教征之」。
此外，陳獨秀揭批了杜亞泉用中國古代封建帝皇的「民本主義」篡改近代「民主主義」的無知妄說，指出民主與民本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政治原理絕沒有民主主義。所謂民本思想，不過是君主實行「仁政」，給民些「恩賜惠施」，民則感恩戴德，叩謝「吾皇萬歲」；而民主則是人權平等，人格獨立，政治、信仰、思想、言論、結社等自由，載諸憲法，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國家主權屬於全國人民，即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執政者是公僕。所以民主與民本有本質的區別，不能混淆。
陳獨秀與杜亞泉的爭論，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進一步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隨杜亞泉之後，另一位著名的舊派人物翻譯家林紓也跳出來，向新文化派發起瘋狂攻擊。林當時年垂七十，博學多才，通幾國外語，應該是最受西方文化影響的人，早年曾有愛國思想，思想最保守，以「遺民」「清室舉人」自居，一直留著辮子，並在致蔡元培信中公開聲稱「今篤老尚抱殘守缺，至死不易其操」。思想如此保守，而且私德也很壞。他發表兩篇小說《荊生》和《妖夢》，[157]竭力詆毀新文化運動，影射攻擊陳獨秀為首的一班人。《荊生》中，說有田必美（影射陳獨秀，在古代田氏是陳氏的分支，「秀」與「美」意思相近）、狄莫（胡適，「胡」與「狄」都有蠻族和野人之意；以「莫」代「適」，據《論語氣·裏仁篇》：「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輿比。」）和金心異（錢玄同，「錢」與「金」同義，「同」與「異」反義）三人，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發人所不敢發之議論，倡白話，廢文字，詆毀孔子倫常，被偉丈夫荊生聽見，把這班人痛加毆打。《妖夢》說了一個類似的故事，說某人夢見有個「白話學堂」，蔡元培任校長，陳獨秀任教務長，胡適任副教務長，非聖非賢，後來被一個食過太陽和月亮的怪物拿去吃了。「荊生」和那個怪物，暗指當時崇拜林紓的皖係實力派人物徐樹錚將軍。這兩篇小說，言語汙穢，暴露了他們要求軍閥武力鎮壓新文化運動的險惡用心。1919年3月18日，林紓還在徐樹錚主持的《公言報》上發表《致蔡元培書》，對新文學和主張新文化運動人士發起攻擊，指責北大「復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
蔡元培當即寫了一封長信給予還擊，指出北大教員不曾以「復孔孟」教授學生；教員所反對的隻是那些依託孔子以反對革新之不合時宜的言論，並非以孔子為敵；北大課卷仍皆用文言，但講解古書必賴白話。白話並不遜於文言，而且提倡白話的教員，皆博學而長於文言。蔡元培的信，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勇敢地捍衛了新文化運動，信的最後，宣布了他在北大辦學的兩大著名主張：一為「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一為「教員以學詣為主」，「校外之言論，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