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從2月初到3月中，全國各地紛紛發出通電，表示抗議，形成了一個包括各階層的廣泛的通電抵抗運動。
同時，由於日本以中日密約為由抵製中國收回權利，國民同時又開闢一個反對賣國賊的運動。陳獨秀立即揭露日本自「二十一條」、日中軍事協定以來的種種侵略中國的罪惡和北洋政府為滿足這些侵略要求所幹的一係列勾當，揭露雙方在「中日親善」的幌子下，進行侵略和賣國：「試問日本在滿洲和山東的行動，是叫中國亡國還是和中國親善？二十一條和軍事條約，是亡國的條件還是親善的條件呢？」[130]公開點名批判日本寺內首相「扶助中國軍閥壓迫人民」，「真是世界第一惡人」，[131]點名批判曹汝霖（交通總長）、章宗祥（中國駐日大使）、陸宗輿（幣製總局總裁、中華匯業銀行總理）三個賣國賊的醜行。[132]——這裏，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更高更具體地舉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幟。三個賣國賊因長期以來屈膝媚外，喪權辱國，特別是直接與日本簽訂亡國的「二十一條」和山東濟順、高徐鐵路的換文，從而招致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失敗，很快成為國民的眾矢之的。《每周評論》又及時報導這一鬥爭：4月11日，章宗祥請假由日回國，300多名中國留日學生趕到東京車站，「大叫賣國賊，把上麵寫了『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中擲去」。[133]
4月30日，巴黎和會在大國操縱下最後做出決定，山東問題上滿足日本的要求，中國外交徹底失敗。消息傳到中國，人們震驚了，對「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也徹底破滅。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不僅屬於戰勝國，而且為勝利也確實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大戰期間，英法聯軍前線曾一度告急，請求中國援助。於是，從中國的直隸（今河北）、山東、江蘇等8省招募了約14萬名勞工到歐洲前線，擔負起修築鐵路、公路，架設橋樑，挖掘戰壕甚至掩埋屍體等重苦力勞動。後來，中國對德宣戰，許多勞工還直接上了戰場。所有這些，有力地幫助英法聯軍扭轉了危急的局勢。而且，最後由於戰亂與疾病，共有兩萬多名華工的屍骨留在異國的土地上。可以無愧地說：中國的貢獻和犧牲不亞於任何一個戰勝國。關於這一點，每一個歐洲人都無法否認。因為在法國土地上，現在還建有許多中國華工的墓園，其中以法國北部努瓦耶勒市郊的諾萊特華工墓園為最大，裏麵長眠著842位同胞，而且絕大多數是山東人。因為當時輸出華工人數最多的是山東省。這是由於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英國駐華公使館軍事參贊羅伯遜從他們殖民多年的招工經驗中知道：山東勞工不僅能耐寒冷，而且強壯能幹，因而山東是「最好的招募區域」。巴黎和會的決定，不僅抹殺了中國是戰勝國的歷史，更是抹殺了中國華工在戰爭中的這種巨大貢獻和犧牲。這是中國人民決不能答應的！
北京大學學生首先行動起來。5月2日，蔡元培校長在學校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100餘人開會，講述了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在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利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134]然後，參加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13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參加。3日晨，北京大學各公告牌上都出現了當晚七時開會的「措詞慷慨激昂的布告」。
當晚，一千餘名北京大學學生和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集會，場麵無比激憤。會議由對陳獨秀十分崇敬的學生、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段錫朋[135]主持，最後決定：（1）聯合各界一致力爭；（2）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3）通電全國各省市5月7日國恥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4）定於5月4日（星期天）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住在與北大三院（即法科禮堂）僅有一牆之隔的陳獨秀立即在第二天（5月4日）要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發出中國人民的最強烈的憤怒與號召：「什麽是公理，什麽是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136]
「人民站起來直接解決。」這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當天，陳獨秀為這個運動提出的行動綱領。這就意味著，這次行動，不是一般地表示表示民意，而是要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如果政府不能達到民意，那麽人民將「直接解決」。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針對敵我友各方的動向，更及時發出鮮明而強烈的政見，不斷打擊敵人，教育群眾，力圖使運動朝著正確而徹底的方向發展。
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愛國學生和學生運動隻注重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二十一條」、中日軍事協定到參戰借款和濟順、高徐兩條鐵路借款等一係列賣國行為，再到禁止國民集會，拿辦愛國學生，逼走大學校長（蔡元培）的種種罪惡，指出鬥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137]
同時，由於日本以中日密約為由抵製中國收回權利，國民同時又開闢一個反對賣國賊的運動。陳獨秀立即揭露日本自「二十一條」、日中軍事協定以來的種種侵略中國的罪惡和北洋政府為滿足這些侵略要求所幹的一係列勾當，揭露雙方在「中日親善」的幌子下，進行侵略和賣國：「試問日本在滿洲和山東的行動，是叫中國亡國還是和中國親善？二十一條和軍事條約，是亡國的條件還是親善的條件呢？」[130]公開點名批判日本寺內首相「扶助中國軍閥壓迫人民」，「真是世界第一惡人」，[131]點名批判曹汝霖（交通總長）、章宗祥（中國駐日大使）、陸宗輿（幣製總局總裁、中華匯業銀行總理）三個賣國賊的醜行。[132]——這裏，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更高更具體地舉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幟。三個賣國賊因長期以來屈膝媚外，喪權辱國，特別是直接與日本簽訂亡國的「二十一條」和山東濟順、高徐鐵路的換文，從而招致中國外交在巴黎和會上失敗，很快成為國民的眾矢之的。《每周評論》又及時報導這一鬥爭：4月11日，章宗祥請假由日回國，300多名中國留日學生趕到東京車站，「大叫賣國賊，把上麵寫了『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中擲去」。[133]
4月30日，巴黎和會在大國操縱下最後做出決定，山東問題上滿足日本的要求，中國外交徹底失敗。消息傳到中國，人們震驚了，對「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也徹底破滅。要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不僅屬於戰勝國，而且為勝利也確實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大戰期間，英法聯軍前線曾一度告急，請求中國援助。於是，從中國的直隸（今河北）、山東、江蘇等8省招募了約14萬名勞工到歐洲前線，擔負起修築鐵路、公路，架設橋樑，挖掘戰壕甚至掩埋屍體等重苦力勞動。後來，中國對德宣戰，許多勞工還直接上了戰場。所有這些，有力地幫助英法聯軍扭轉了危急的局勢。而且，最後由於戰亂與疾病，共有兩萬多名華工的屍骨留在異國的土地上。可以無愧地說：中國的貢獻和犧牲不亞於任何一個戰勝國。關於這一點，每一個歐洲人都無法否認。因為在法國土地上，現在還建有許多中國華工的墓園，其中以法國北部努瓦耶勒市郊的諾萊特華工墓園為最大，裏麵長眠著842位同胞，而且絕大多數是山東人。因為當時輸出華工人數最多的是山東省。這是由於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和英國駐華公使館軍事參贊羅伯遜從他們殖民多年的招工經驗中知道：山東勞工不僅能耐寒冷，而且強壯能幹，因而山東是「最好的招募區域」。巴黎和會的決定，不僅抹殺了中國是戰勝國的歷史，更是抹殺了中國華工在戰爭中的這種巨大貢獻和犧牲。這是中國人民決不能答應的！
北京大學學生首先行動起來。5月2日，蔡元培校長在學校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100餘人開會，講述了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在巴黎和會上犧牲中國利益的情況，「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大家奮起救國」。[134]然後，參加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13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代表參加。3日晨，北京大學各公告牌上都出現了當晚七時開會的「措詞慷慨激昂的布告」。
當晚，一千餘名北京大學學生和各校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集會，場麵無比激憤。會議由對陳獨秀十分崇敬的學生、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段錫朋[135]主持，最後決定：（1）聯合各界一致力爭；（2）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3）通電全國各省市5月7日國恥日（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4）定於5月4日（星期天）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住在與北大三院（即法科禮堂）僅有一牆之隔的陳獨秀立即在第二天（5月4日）要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發出中國人民的最強烈的憤怒與號召：「什麽是公理，什麽是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136]
「人民站起來直接解決。」這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當天，陳獨秀為這個運動提出的行動綱領。這就意味著，這次行動，不是一般地表示表示民意，而是要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如果政府不能達到民意，那麽人民將「直接解決」。
五四運動爆發後，陳獨秀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針對敵我友各方的動向，更及時發出鮮明而強烈的政見，不斷打擊敵人，教育群眾，力圖使運動朝著正確而徹底的方向發展。
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愛國學生和學生運動隻注重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二十一條」、中日軍事協定到參戰借款和濟順、高徐兩條鐵路借款等一係列賣國行為，再到禁止國民集會，拿辦愛國學生，逼走大學校長（蔡元培）的種種罪惡，指出鬥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