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主張，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民俗，在《安徽俗話報》和孫毓筠督皖時期，陳獨秀都大力提倡並望實行，現在終於得到可以實施的機會，陳獨秀當然躊躇滿誌，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施展抱負、改造社會最得意的時期。雖然隻是在一省的範圍內，並且隻有一年的時間，與他期望的目標還很遙遠，但畢竟這是他人生中一個難得的機遇。當時柏文蔚雖是都督，但因是武將重在軍事，全局的綜合治理主要靠陳獨秀等人。柏尤其對陳十分信任，達到了言聽計從的程度。他在《五十年大事記》[100]手稿本中說：
最可異者，中山先生但聽落伍者之讒言，頗不信餘。餘惟抱定宗旨，切實作去，一麵求吾皖內之完整，一麵又防袁氏之叛國。如此機要，隻有陳獨秀、徐子俊、徐介卿相與計議，其他即多年之患難同誌，亦不敢微露真意，蓋因權利衝突，恐其泄露告密也。
《民立報》則說，柏文蔚所以如此倚重陳獨秀，是因為陳「學識優長，宗旨純一」，意為德才兼備，可信可用之才。所以，1913年4月13日，柏赴南京省親時，甚至把安徽民政長（相當於省長）事宜委託給了陳獨秀。陳一度為一省之首。為澄清吏治，縮減編製，皖省決定這年4月1日起，軍民分治，對都督府與行政公署進行改組。[101]看來，陳獨秀又在為參與執政以後的改革大業嘔心瀝血了，並有「日理萬機」之感。不過，這次似乎比在孫毓筠任內遇到的內部阻力較小，因此他的心境也較好，在緊張的工作中，不乏浪漫與灑脫。如當時在安徽高等學堂教課的蘇曼殊致鄧慶初的信中談到，他常去陳獨秀處，唯仲兄忙極，又好講笑話。當時由應溥泉安排與陳獨秀家住在一起的周越然也回憶說：
我在安慶最初的一個月中，因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裏，幾乎每日必見一次或兩次。他與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樓上，我居樓下客房中。我到安慶的次晨，應（溥泉）先生見他（獨秀）下樓赴署辦公的時候，即為我作介紹。他長方的臉，不高不低的身子，聲音響亮，腳步疾速，一見就知道是一位多才多識，能說能行的能幹人。那日黃昏他歸家時，特來與我寒暄。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書，即問我道：「周先生，你有沒有閱過江浦兒（即英國人之別名）和他的島（john bull and his ind）一書？」我答道：「沒有。」他道：「你快去買來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書館，囑他們向外洋代購一冊。後來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諷刺英國的書；英國所有的風華人情，皆加以特異之見介。英國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發笑。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約九點之後。一覺忽醒來，聽得唱聲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無鑼鼓聲。我自忖道：「這是什麽呀？」半夜三更，為什麽大彈大唱？難道鄰家做壽唱堂會麽？再仔細一聽——都是女人聲，都是爛汙京調。次晨早餐時，溥泉先生默默告訴我：「昨天夜裏，他（指獨秀）請客，唱戲的都是班子中喚來的伎女。」[102]（這裏的伎女，是指賣藝的歌伎——引者注）
討袁革命失敗時差一點喪命
不過，內部阻力雖小，外部的壓迫卻逐步加大了。柏文蔚這次赴寧省親，實際與國民黨激進派計議反袁，進行第二次革命，企圖保持革命成果。因為，袁世凱奪取大總統後，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領袖，誤以為民國已成，以後可以專心於民主政治和經濟建設。同盟會法製局局長宋教仁，更是醉心於仿效西方的議會民主和責任內閣製，主張兩大政黨的和平競爭，限製總統的個人獨裁。為此，他竭力推動同盟會改組成一大黨，並在1912年7月21日同盟會選舉大會上，當選為總務主任，實際主持全會工作。贊成改組的孫毓筠、張耀曾分任財政、政事主任。隨後，8月25日，同盟會與另外四個政黨合併，成立國民黨。在這年年底到1913年3月上旬進行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在宋教仁領導下，以「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對親袁政黨取得了壓倒性優勢的勝利，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是，因此也引起了袁世凱的恐慌，3月20日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於上海。孫中山徹底醒悟，決定發動第二次革命討袁。於是，在4月中下旬於上海召開第一次秘密軍事會議。柏文蔚、陳獨秀積極響應，決定由柏以赴南京省親為名，密赴上海參加此皖、贛、粵、湘、閩五省代表舉行的會議。
會上，孫中山主張立即興師討袁，得到柏文蔚、李烈鈞的堅決支持。柏且表示「願首先在皖發難」。但穩健派首領黃興認為：「袁世凱帝製自為的逆跡尚未昭著，南京的革命軍又甫經裁汰，必須加以整備才能作戰，因而主張稍緩用兵，以觀其變。各省領兵同誌多同意黃的意見。」[103]實際上，他們主張法律解決。因此，這次會議僅議定進行反袁準備。由此看到，在當時全國形勢中，柏文蔚、陳獨秀主持的安徽省在反袁鬥爭上，一開始就站在最前線。而且，正是在柏文蔚赴上海開會期間，陳獨秀主持的安徽，因袁世凱為鎮壓革命黨而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合同》借外債2500萬英鎊，以柏文蔚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戰鬥性極強的討袁檄文：
政府借款，不由議院議定之通過，無論君主共和，凡世界立憲國均無此例。民國憲法未頒布以前，臨時約法當然有效，曾經大總統三令五申，全國人民共聞共曉，借款必由參議院決定，明載約法，中外皆知。憲法未頒以前，今參議院，其職權與前無異。國家一日無法，則人民一日無命。不圖政府竟與五國銀行秘借二千五百萬英鎊，未經議院通過，徑與簽約，人民聞之，無不喘汗相告。宋案證據內，有政府發給資助殺人之語。茲復當政府交替之時，蔑視議會，秘借巨款，不明用途，即平日謹言守法之人，莫不聞之痛心，言之發指。萬懇大總統為國法計，為人心計，立罷前議，以解天下之疑，則國家幸甚。一俟正式政府成立，指明用途，國會議決，借款之事非不可行。文蔚雖愚，素不敢持迂闊之論，阻止不計也。若政府今日之所辦，誓死以為不可，臨電憂憤，敢負罪言。[104]
最可異者，中山先生但聽落伍者之讒言，頗不信餘。餘惟抱定宗旨，切實作去，一麵求吾皖內之完整，一麵又防袁氏之叛國。如此機要，隻有陳獨秀、徐子俊、徐介卿相與計議，其他即多年之患難同誌，亦不敢微露真意，蓋因權利衝突，恐其泄露告密也。
《民立報》則說，柏文蔚所以如此倚重陳獨秀，是因為陳「學識優長，宗旨純一」，意為德才兼備，可信可用之才。所以，1913年4月13日，柏赴南京省親時，甚至把安徽民政長（相當於省長）事宜委託給了陳獨秀。陳一度為一省之首。為澄清吏治，縮減編製，皖省決定這年4月1日起，軍民分治，對都督府與行政公署進行改組。[101]看來，陳獨秀又在為參與執政以後的改革大業嘔心瀝血了，並有「日理萬機」之感。不過，這次似乎比在孫毓筠任內遇到的內部阻力較小，因此他的心境也較好，在緊張的工作中，不乏浪漫與灑脫。如當時在安徽高等學堂教課的蘇曼殊致鄧慶初的信中談到，他常去陳獨秀處，唯仲兄忙極，又好講笑話。當時由應溥泉安排與陳獨秀家住在一起的周越然也回憶說：
我在安慶最初的一個月中，因為我寄宿在他的屋子裏，幾乎每日必見一次或兩次。他與他的夫人（次妻）及他的新生男孩居樓上，我居樓下客房中。我到安慶的次晨，應（溥泉）先生見他（獨秀）下樓赴署辦公的時候，即為我作介紹。他長方的臉，不高不低的身子，聲音響亮，腳步疾速，一見就知道是一位多才多識，能說能行的能幹人。那日黃昏他歸家時，特來與我寒暄。他看了我桌上所有的書，即問我道：「周先生，你有沒有閱過江浦兒（即英國人之別名）和他的島（john bull and his ind）一書？」我答道：「沒有。」他道：「你快去買來看，很好看的，很滑稽的。」我立即致信上海伊文思書館，囑他們向外洋代購一冊。後來看了，果然甚妙。那是一本諷刺英國的書；英國所有的風華人情，皆加以特異之見介。英國人自己也要看，看了也要發笑。第三日晚上，我睡得很早，大約九點之後。一覺忽醒來，聽得唱聲大作，伴以胡琴月琴，惟無鑼鼓聲。我自忖道：「這是什麽呀？」半夜三更，為什麽大彈大唱？難道鄰家做壽唱堂會麽？再仔細一聽——都是女人聲，都是爛汙京調。次晨早餐時，溥泉先生默默告訴我：「昨天夜裏，他（指獨秀）請客，唱戲的都是班子中喚來的伎女。」[102]（這裏的伎女，是指賣藝的歌伎——引者注）
討袁革命失敗時差一點喪命
不過，內部阻力雖小，外部的壓迫卻逐步加大了。柏文蔚這次赴寧省親，實際與國民黨激進派計議反袁，進行第二次革命，企圖保持革命成果。因為，袁世凱奪取大總統後，孫中山、黃興等同盟會領袖，誤以為民國已成，以後可以專心於民主政治和經濟建設。同盟會法製局局長宋教仁，更是醉心於仿效西方的議會民主和責任內閣製，主張兩大政黨的和平競爭，限製總統的個人獨裁。為此，他竭力推動同盟會改組成一大黨，並在1912年7月21日同盟會選舉大會上，當選為總務主任，實際主持全會工作。贊成改組的孫毓筠、張耀曾分任財政、政事主任。隨後，8月25日，同盟會與另外四個政黨合併，成立國民黨。在這年年底到1913年3月上旬進行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在宋教仁領導下，以「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對親袁政黨取得了壓倒性優勢的勝利，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是，因此也引起了袁世凱的恐慌，3月20日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於上海。孫中山徹底醒悟，決定發動第二次革命討袁。於是，在4月中下旬於上海召開第一次秘密軍事會議。柏文蔚、陳獨秀積極響應，決定由柏以赴南京省親為名，密赴上海參加此皖、贛、粵、湘、閩五省代表舉行的會議。
會上，孫中山主張立即興師討袁，得到柏文蔚、李烈鈞的堅決支持。柏且表示「願首先在皖發難」。但穩健派首領黃興認為：「袁世凱帝製自為的逆跡尚未昭著，南京的革命軍又甫經裁汰，必須加以整備才能作戰，因而主張稍緩用兵，以觀其變。各省領兵同誌多同意黃的意見。」[103]實際上，他們主張法律解決。因此，這次會議僅議定進行反袁準備。由此看到，在當時全國形勢中，柏文蔚、陳獨秀主持的安徽省在反袁鬥爭上，一開始就站在最前線。而且，正是在柏文蔚赴上海開會期間，陳獨秀主持的安徽，因袁世凱為鎮壓革命黨而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合同》借外債2500萬英鎊，以柏文蔚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戰鬥性極強的討袁檄文：
政府借款，不由議院議定之通過，無論君主共和，凡世界立憲國均無此例。民國憲法未頒布以前，臨時約法當然有效，曾經大總統三令五申，全國人民共聞共曉，借款必由參議院決定，明載約法，中外皆知。憲法未頒以前，今參議院，其職權與前無異。國家一日無法，則人民一日無命。不圖政府竟與五國銀行秘借二千五百萬英鎊，未經議院通過，徑與簽約，人民聞之，無不喘汗相告。宋案證據內，有政府發給資助殺人之語。茲復當政府交替之時，蔑視議會，秘借巨款，不明用途，即平日謹言守法之人，莫不聞之痛心，言之發指。萬懇大總統為國法計，為人心計，立罷前議，以解天下之疑，則國家幸甚。一俟正式政府成立，指明用途，國會議決，借款之事非不可行。文蔚雖愚，素不敢持迂闊之論，阻止不計也。若政府今日之所辦，誓死以為不可，臨電憂憤，敢負罪言。[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