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舍離別而又不得不離別的情感，是多麽的感人肺腑。
在消沉與苦悶中隱居、讀書、作詩
陳獨秀從1902年加入日本留學生中的革命團體青年會起，就以滿腔激情投入到一係列愛國救亡和反清革命的運動中去，但是，其結果是不斷失敗，遭到清政府的通緝，諸多戰友被殺或被迫流亡而去，報紙學校紛紛解散，更有嶽王會的弟子幾乎是集體加入了他看不上的同盟會。而對同盟會，他又因對其綱領、組織、行動有看法，自命清高而不能隨「俗」，陷於自我孤立。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他自己探索的喚起民眾、反帝反清的革命道路又因曲高和寡而行不通……所有這些使他從1907年起逐漸陷入寂寞、消沉、苦悶、彷徨之中。而到1909～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因親愛的兄長陳孟吉，至友汪仲尹、熊子政、章穀士、趙聲等人的相繼去世，這種孤苦、消沉的情緒又加重到了極致。
1909年9月、10月間，陳獨秀由日本返國，到杭州。不久，接兄凶訊，到瀋陽護孟吉棺木返回故裏，憶及早年兄和母親撫育之恩，不禁淚如泉湧，作《述哀》五言長詩痛悼：「……見兄不見母，今兄亦亡焉。兄亡歸母側，孑身苦迍邅。地下語老母，兒命青絲懸。老母喜兄至，淚落如流泉。同根復相愛，怎不雙來還……」[66]
這並不像1903年《哭汪希顏》那樣，化悲痛為力量，抒發豪情壯誌，而是述說「兒命青絲懸」，希望與兄同去「雙還」；表示悲傷之深，同時也表示其這時的誌氣之消沉。
陳獨秀這次住家，時間較長，約有兩三個月。在此期間，他與胡淵如曾去拜訪程演生，二人結為終生友好。程演生與陳是同鄉，曾遊學歐洲，學識廣博。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安徽學院院長，並先後出使阿富汗、波斯（伊朗）、土耳其、暹羅（泰國）。五四時期，他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領導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合作者，曾親自支持陳對文科教學進行改革，囑陳「萬望鼓勇而前，勿為俗見所阻」。[67]
己酉歲末（1910年2月初），陳獨秀再到杭州。有人說，他此次在杭州隱居一年半左右，根據是1911年1月5日《民立報》上「小奢摩室詩話」欄裏發表的陳獨秀所寫的兩首《感遇詩》。編者「大哀」在詩前序中說：
吾友懷寧陳仲甫，弱冠工屬文，往曾訪予揚州，相得甚歡。此後，君即留學東瀛。去歲歸國後，隱居杭州，日以讀書為事。所為詩日益精進。今春曾以《遊山》諸作見示，予性善忘，都不省記。昨又得近作《感遇詩》五古念餘首，皆憂時感世之作，說者謂有陳伯玉、阮嗣宗之遺。
這篇短序，概括了辛亥革命前夕陳獨秀的思想和生活狀況。「大哀」即王旡生，名鍾麒。1908年陳獨秀由日本回國度假路過揚州時，王曾拜訪。為什麽二人一見如故，「相得甚歡」？不僅因為二人是安徽同鄉，都博學並有共同的愛好和興趣（王旡生對時政、民生、宗教、文藝等都有研究，發表過重要文章，並擅長駢文，熟於稗史，能夠以芳馨悱惻之詞，達小雅詩人之誌），更主要的是二人都是反帝反清的激進派。王曾歷主激進的《神州日報》《民籲報》《天鐸報》筆政，現在又主政《民立報》，受到陳獨秀的信任和尊敬。於是，他主持的「小奢摩室詩話」成為陳獨秀髮泄情緒的一個渠道。1907年，洋人在上海租界創辦電車，王在《神州日報》上撰寫社論，痛罵洋人搜刮金錢，斷絕人力車夫生計。洋人即派警探四出捉拿他，逼得他逃亡揚州。所以，陳獨秀與他保持密切關係，說明這時他雖有消極情緒，但反帝反清激進派的立場沒有改變。
陳獨秀這時的確情緒消沉。當時在同盟會的領導下，全國反清排滿革命運動是如火如荼，風雲激盪，而他卻「日以讀書為事」，還有心思「遊山」，寫詩吟詩，發「憂時感時」之情。這是為什麽？這20首詩，充分展示了他當時複雜的心情和對人生與革命重大問題的一些思考。《民立報》隻發表了兩首，後來在1917年5月1日的《丙辰》雜誌上20首全部刊出。以下根據此詩作和參考王昭訓女士《陳獨秀〈感懷〉20首闡釋》及任建樹、靳樹鵬、李嶽山先生《陳獨秀詩集》注，來全麵觀察一下陳獨秀當時隱居、讀書時的所思所想——利用所讀書中的故事典故即興抒發自己的情懷和經驗。
第一，抒發自己抱著救國救民的誌向，又對當時的形勢悲觀，行動上自然處於一種消極狀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一是感嘆找不到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負，如第一首：
委巷有佳人，顏色艷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蘭與芷。
相遇非深恩，羞為發皓齒。閉戶弄朱弦，江湖萬餘裏。
前四句，把自己比作天生麗質的「佳人」。陳早期詩作常以屈原、湘娥、靈均自喻，寄託他憂國憂民的情思。後四句，雖然誌在江湖萬裏，即心懷國難家仇，但隻得閉門弄琴，因知音難覓。反過來說，就是現在因找不到可以信賴的同誌，隻得閉戶讀書，等待時機再施展救國救民的抱負。又如第二首：
春日二三月，百草恣妍美。瘦馬仰天鳴，壯心殊未已。
日望蒼梧雲，夜夢湘江水。曉鏡覽朱顏，憂傷自此始。
前四句寫革命形勢和自己的雄心壯誌，後四句借用帝舜兩個妃子萬裏尋夫，已到湘江蒼梧之野卻見帝舜已死的故事，哀嘆革命屢遭失敗，戰友相繼離去、病逝或犧牲，一時找不到出路的彷徨與惆悵。這種情緒，在陳獨秀1910年所作的《存歿六絕句》[68]中，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在該詩中，他一一懷念了12位一起奮鬥的摯友，其中六人已逝或犧牲，六人還活著但已遠離。
在消沉與苦悶中隱居、讀書、作詩
陳獨秀從1902年加入日本留學生中的革命團體青年會起，就以滿腔激情投入到一係列愛國救亡和反清革命的運動中去，但是，其結果是不斷失敗，遭到清政府的通緝，諸多戰友被殺或被迫流亡而去，報紙學校紛紛解散，更有嶽王會的弟子幾乎是集體加入了他看不上的同盟會。而對同盟會，他又因對其綱領、組織、行動有看法，自命清高而不能隨「俗」，陷於自我孤立。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他自己探索的喚起民眾、反帝反清的革命道路又因曲高和寡而行不通……所有這些使他從1907年起逐漸陷入寂寞、消沉、苦悶、彷徨之中。而到1909～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因親愛的兄長陳孟吉，至友汪仲尹、熊子政、章穀士、趙聲等人的相繼去世，這種孤苦、消沉的情緒又加重到了極致。
1909年9月、10月間，陳獨秀由日本返國，到杭州。不久，接兄凶訊，到瀋陽護孟吉棺木返回故裏，憶及早年兄和母親撫育之恩，不禁淚如泉湧，作《述哀》五言長詩痛悼：「……見兄不見母，今兄亦亡焉。兄亡歸母側，孑身苦迍邅。地下語老母，兒命青絲懸。老母喜兄至，淚落如流泉。同根復相愛，怎不雙來還……」[66]
這並不像1903年《哭汪希顏》那樣，化悲痛為力量，抒發豪情壯誌，而是述說「兒命青絲懸」，希望與兄同去「雙還」；表示悲傷之深，同時也表示其這時的誌氣之消沉。
陳獨秀這次住家，時間較長，約有兩三個月。在此期間，他與胡淵如曾去拜訪程演生，二人結為終生友好。程演生與陳是同鄉，曾遊學歐洲，學識廣博。後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安徽學院院長，並先後出使阿富汗、波斯（伊朗）、土耳其、暹羅（泰國）。五四時期，他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是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領導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支持者和合作者，曾親自支持陳對文科教學進行改革，囑陳「萬望鼓勇而前，勿為俗見所阻」。[67]
己酉歲末（1910年2月初），陳獨秀再到杭州。有人說，他此次在杭州隱居一年半左右，根據是1911年1月5日《民立報》上「小奢摩室詩話」欄裏發表的陳獨秀所寫的兩首《感遇詩》。編者「大哀」在詩前序中說：
吾友懷寧陳仲甫，弱冠工屬文，往曾訪予揚州，相得甚歡。此後，君即留學東瀛。去歲歸國後，隱居杭州，日以讀書為事。所為詩日益精進。今春曾以《遊山》諸作見示，予性善忘，都不省記。昨又得近作《感遇詩》五古念餘首，皆憂時感世之作，說者謂有陳伯玉、阮嗣宗之遺。
這篇短序，概括了辛亥革命前夕陳獨秀的思想和生活狀況。「大哀」即王旡生，名鍾麒。1908年陳獨秀由日本回國度假路過揚州時，王曾拜訪。為什麽二人一見如故，「相得甚歡」？不僅因為二人是安徽同鄉，都博學並有共同的愛好和興趣（王旡生對時政、民生、宗教、文藝等都有研究，發表過重要文章，並擅長駢文，熟於稗史，能夠以芳馨悱惻之詞，達小雅詩人之誌），更主要的是二人都是反帝反清的激進派。王曾歷主激進的《神州日報》《民籲報》《天鐸報》筆政，現在又主政《民立報》，受到陳獨秀的信任和尊敬。於是，他主持的「小奢摩室詩話」成為陳獨秀髮泄情緒的一個渠道。1907年，洋人在上海租界創辦電車，王在《神州日報》上撰寫社論，痛罵洋人搜刮金錢，斷絕人力車夫生計。洋人即派警探四出捉拿他，逼得他逃亡揚州。所以，陳獨秀與他保持密切關係，說明這時他雖有消極情緒，但反帝反清激進派的立場沒有改變。
陳獨秀這時的確情緒消沉。當時在同盟會的領導下，全國反清排滿革命運動是如火如荼，風雲激盪，而他卻「日以讀書為事」，還有心思「遊山」，寫詩吟詩，發「憂時感時」之情。這是為什麽？這20首詩，充分展示了他當時複雜的心情和對人生與革命重大問題的一些思考。《民立報》隻發表了兩首，後來在1917年5月1日的《丙辰》雜誌上20首全部刊出。以下根據此詩作和參考王昭訓女士《陳獨秀〈感懷〉20首闡釋》及任建樹、靳樹鵬、李嶽山先生《陳獨秀詩集》注，來全麵觀察一下陳獨秀當時隱居、讀書時的所思所想——利用所讀書中的故事典故即興抒發自己的情懷和經驗。
第一，抒發自己抱著救國救民的誌向，又對當時的形勢悲觀，行動上自然處於一種消極狀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一是感嘆找不到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負，如第一首：
委巷有佳人，顏色艷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蘭與芷。
相遇非深恩，羞為發皓齒。閉戶弄朱弦，江湖萬餘裏。
前四句，把自己比作天生麗質的「佳人」。陳早期詩作常以屈原、湘娥、靈均自喻，寄託他憂國憂民的情思。後四句，雖然誌在江湖萬裏，即心懷國難家仇，但隻得閉門弄琴，因知音難覓。反過來說，就是現在因找不到可以信賴的同誌，隻得閉戶讀書，等待時機再施展救國救民的抱負。又如第二首：
春日二三月，百草恣妍美。瘦馬仰天鳴，壯心殊未已。
日望蒼梧雲，夜夢湘江水。曉鏡覽朱顏，憂傷自此始。
前四句寫革命形勢和自己的雄心壯誌，後四句借用帝舜兩個妃子萬裏尋夫，已到湘江蒼梧之野卻見帝舜已死的故事，哀嘆革命屢遭失敗，戰友相繼離去、病逝或犧牲，一時找不到出路的彷徨與惆悵。這種情緒，在陳獨秀1910年所作的《存歿六絕句》[68]中，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在該詩中，他一一懷念了12位一起奮鬥的摯友，其中六人已逝或犧牲，六人還活著但已遠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