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此後，嶽王會的活動完全納入了同盟會的計劃，從而在江淮地區策劃了一係列反清革命事件，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來鋪平了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有協助安慶徐錫麟起義的熊成基起義。
徐錫麟早經陶成章介紹加入光復會，是反滿革命派中的激進派，早在1905年9月在紹興創辦大通學校時，就想借開學典禮舉行起義。因時機不成熟，被陶成章所阻。後來，他設法混入清軍中，並得到安徽巡撫恩銘重用，1907年任安慶巡警學堂堂長、陸軍小學監督等職。當時，同盟會評議部評議員、浙省主盟人秋瑾女俠已接收大通學校，籌劃這年7月的紹興起義，並約定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為呼應。徐在準備安慶起義的過程中，其骨幹均為原嶽王會成員。不料，6月，黨人葉某在上海被捕叛變，泄露起義計劃，供出同黨別名及暗號。兩江總督端方將名單電告恩銘，囑其拿辦。恩銘不知名單中也有徐錫麟的別名及暗號，召徐計議。徐見名單，擔心事已泄露，即在7月6日巡警學堂舉行畢業典禮時，提前起義。當場槍殺恩銘。但因提前行動，嶽王會等外地會黨均無配合，最後失敗，徐被捕後被斬首、剖腹、剜心祭恩銘。
徐錫麟犧牲後，安慶嶽王會範傳甲、熊成基決定為徐報仇，積極謀劃新的起義。1907年冬，倪映典由南京調回安慶，任第三十一混成協炮兵營管帶，即與熊成基、範傳甲、薛子祥、方楚翅等密商革命進行。原計是年（1908）除夕舉義，派範傳甲馳寧，告諸軍屆時響應。不料，2月11日事泄，當局下令捕人。倪隻得把後事託付給熊成基等，走粵另圖。這是一次以嶽王會為主體的未遂武裝起義。
嶽王會不負重託，再度發動起義。這年秋天，清廷命令湖北第八鎮和南洋第九鎮兩鎮新軍集中在安徽太湖縣舉行秋操。熊成基等決定利用此機舉事，推作風穩健、果斷善謀的冷遹任總指揮。但是，範傳甲在赴南京與第九鎮新軍聯絡時，走漏了風聲，被兩江總督端方偵知。所以，11月19日，當嶽王會熊成基領導的安慶炮兵營起義倉促發動時，隻經過一晝夜激戰，即告失敗。能成基、範傳甲、張勁夫、薛哲、田激揚、李朝棟、張星五等，幾乎安慶嶽王會的全體骨幹，先後被捕犧牲。常恆芳得到一個親戚幫助，赴日本留學而逃脫。他說：自從我離開安慶後，嶽王會也就關門了，隻有維持會還在活動。
陳獨秀雖然未參加這些起義的具體策劃，並且在恩銘被刺事件後也避赴日本，但他看到自己親手改組締造的嶽王會發動或參加這一次次起義而失敗，大批戰友犧牲，在他心靈深處激起了複雜的波瀾。
人們也許會問，1902～1903年參加青年會、揮剪清廷官吏髮辮、發動安徽拒俄運動時鋒芒畢露的陳獨秀，為什麽在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各地起義不斷而走向革命高潮時，卻不見蹤影了呢？從表麵上來看，一是正因為前兩年過於暴露，被清廷所注意，他不得不退居二線。二是正因為當時是革命在走向高潮，急需宣傳群眾，培養幹部，所以他眼光遠大，去做辦報、組校、結社等更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有沒有更深沉的思考呢？例如對蔡元培、秦力山、章士釗、吳樾等從事的暗殺活動，對嶽王會、同盟會這樣的組織以及他們策劃的一係列武裝起義，他有什麽看法？
看來，他對嶽王會、同盟會這樣組織及進行的這一係列起義（除了安徽外，同盟會還在湖南、廣東、廣西、雲南、東北、浙江、四川等地發動了一係列起義），是有看法的。因為嶽王會成立後，我們隻看到主要是南京、安慶兩個分部與同盟會合作進行的活動，沒有看到陳獨秀主持的蕪湖總部的活動，和他對分部工作的態度。好像陳獨秀總部被架空了。所以，在1910年他為紀念他最親近的12位戰友而寫的《存歿六絕句》中，隻有當時還活著的鄭贊丞曾是嶽王會的幹事，像柏文蔚、常恆芳遠在鄭之上的嶽王會重要人物，都不在他眼中。同盟會那種以「反滿」種族革命為中心的綱領，他顯然是同情而不擁護，因此身邊如此眾多骨幹參加同盟會，他卻無動於衷。不能說他當時已有明確的反對態度，因為直到1924年12月，總結27年來國民運動所得教訓時，他才明確說出這樣的話：
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於成功；同時並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即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為商民所了解，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因而，封建餘孽得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後反比前清更甚。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二）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築在民眾的力量上麵，即參加革命的軍隊，也隻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並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鬥的內戰，血汙了十三年民國史。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敗，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
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鬆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鬆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為民國史之特徵；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為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為患的局麵，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46]
徐錫麟早經陶成章介紹加入光復會，是反滿革命派中的激進派，早在1905年9月在紹興創辦大通學校時，就想借開學典禮舉行起義。因時機不成熟，被陶成章所阻。後來，他設法混入清軍中，並得到安徽巡撫恩銘重用，1907年任安慶巡警學堂堂長、陸軍小學監督等職。當時，同盟會評議部評議員、浙省主盟人秋瑾女俠已接收大通學校，籌劃這年7月的紹興起義，並約定徐錫麟發動安慶起義為呼應。徐在準備安慶起義的過程中，其骨幹均為原嶽王會成員。不料，6月，黨人葉某在上海被捕叛變，泄露起義計劃，供出同黨別名及暗號。兩江總督端方將名單電告恩銘，囑其拿辦。恩銘不知名單中也有徐錫麟的別名及暗號，召徐計議。徐見名單，擔心事已泄露，即在7月6日巡警學堂舉行畢業典禮時，提前起義。當場槍殺恩銘。但因提前行動，嶽王會等外地會黨均無配合，最後失敗，徐被捕後被斬首、剖腹、剜心祭恩銘。
徐錫麟犧牲後，安慶嶽王會範傳甲、熊成基決定為徐報仇，積極謀劃新的起義。1907年冬，倪映典由南京調回安慶，任第三十一混成協炮兵營管帶，即與熊成基、範傳甲、薛子祥、方楚翅等密商革命進行。原計是年（1908）除夕舉義，派範傳甲馳寧，告諸軍屆時響應。不料，2月11日事泄，當局下令捕人。倪隻得把後事託付給熊成基等，走粵另圖。這是一次以嶽王會為主體的未遂武裝起義。
嶽王會不負重託，再度發動起義。這年秋天，清廷命令湖北第八鎮和南洋第九鎮兩鎮新軍集中在安徽太湖縣舉行秋操。熊成基等決定利用此機舉事，推作風穩健、果斷善謀的冷遹任總指揮。但是，範傳甲在赴南京與第九鎮新軍聯絡時，走漏了風聲，被兩江總督端方偵知。所以，11月19日，當嶽王會熊成基領導的安慶炮兵營起義倉促發動時，隻經過一晝夜激戰，即告失敗。能成基、範傳甲、張勁夫、薛哲、田激揚、李朝棟、張星五等，幾乎安慶嶽王會的全體骨幹，先後被捕犧牲。常恆芳得到一個親戚幫助，赴日本留學而逃脫。他說：自從我離開安慶後，嶽王會也就關門了，隻有維持會還在活動。
陳獨秀雖然未參加這些起義的具體策劃，並且在恩銘被刺事件後也避赴日本，但他看到自己親手改組締造的嶽王會發動或參加這一次次起義而失敗，大批戰友犧牲，在他心靈深處激起了複雜的波瀾。
人們也許會問，1902～1903年參加青年會、揮剪清廷官吏髮辮、發動安徽拒俄運動時鋒芒畢露的陳獨秀，為什麽在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各地起義不斷而走向革命高潮時，卻不見蹤影了呢？從表麵上來看，一是正因為前兩年過於暴露，被清廷所注意，他不得不退居二線。二是正因為當時是革命在走向高潮，急需宣傳群眾，培養幹部，所以他眼光遠大，去做辦報、組校、結社等更重要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有沒有更深沉的思考呢？例如對蔡元培、秦力山、章士釗、吳樾等從事的暗殺活動，對嶽王會、同盟會這樣的組織以及他們策劃的一係列武裝起義，他有什麽看法？
看來，他對嶽王會、同盟會這樣組織及進行的這一係列起義（除了安徽外，同盟會還在湖南、廣東、廣西、雲南、東北、浙江、四川等地發動了一係列起義），是有看法的。因為嶽王會成立後，我們隻看到主要是南京、安慶兩個分部與同盟會合作進行的活動，沒有看到陳獨秀主持的蕪湖總部的活動，和他對分部工作的態度。好像陳獨秀總部被架空了。所以，在1910年他為紀念他最親近的12位戰友而寫的《存歿六絕句》中，隻有當時還活著的鄭贊丞曾是嶽王會的幹事，像柏文蔚、常恆芳遠在鄭之上的嶽王會重要人物，都不在他眼中。同盟會那種以「反滿」種族革命為中心的綱領，他顯然是同情而不擁護，因此身邊如此眾多骨幹參加同盟會，他卻無動於衷。不能說他當時已有明確的反對態度，因為直到1924年12月，總結27年來國民運動所得教訓時，他才明確說出這樣的話：
辛亥革命方法錯誤之點正多，最重要的有二：（一）單調的排滿，雖然因此煽動了民族的情感，使革命易於成功；同時並未抓住社會上客觀的革命勢力，即當時商民之經濟的要求，亦即反抗外國帝國主義收回權利的要求。因此，革命之目的不為商民所了解，革命運動遂不得不隨清室退位而中止；因此，中國的產業未能隨革命成功而發展；因而，封建餘孽得勾結帝國主義者撲滅革命勢力，而帝國主義之長驅直入，革命後反比前清更甚。這是辛亥革命之大失敗。（二）單調的軍事行動，這種軍事行動之基礎，不但不曾建築在民眾的力量上麵，即參加革命的軍隊，也隻是被少數黨人權利的煽動，並非是普遍的受了革命的宣傳與鼓勵；因此，軍人以爭奪權利而互鬥的內戰，血汙了十三年民國史。這不但是辛亥革命之失敗，直是辛亥革命之罪惡。
專做軍事行動而忽略了民眾的政治宣傳；專排滿清而放鬆了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放鬆了，而且滿口尊重外人的條約權利，力避排外的惡名，軍所行至，皆以冒犯外人為大戒；致使外力因中國革命而大伸，清末權利收回運動，無形消滅，借外債，送權利，成為民國史之特徵；同時軍人以兵亂政，亦為前清所未有，至如軍閥與帝國主義者勾結為患的局麵，亦可以說是辛亥革命方法錯誤所遺下的惡影響。[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