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蘇曼殊很喜歡法國文豪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決定翻譯成中文，並連載於《國民日日報》。連載時譯為《慘社會》，作者譯為「囂俄」。這時曼殊的漢文根基尚差，「不工為文章，造詞多乖律令。而獨秀殷勤啟迪，不啻師之弟子」。[74]柳亞子說：陳對蘇曼殊的譯文，於「字字句句間為他指點、修改不少……此後，獨秀與曼殊時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來，過從極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這樣曼殊就因獨秀的影響，而啟示了自己的天才，成為一個超絕的文人了」。此人真是一個怪人怪才，漢文根基不好，竟然還想作詩。驚人的是，曼殊後來竟還真成了一位詩人。原來，曼殊學作詩也在這個時候「由獨秀指導」。可能老師對學生很嚴格，曼殊稱他是「畏友仲子」。[75]
曼殊因身世飄零，又受佛教和西方悲劇作品影響，佯狂玩世，在與陳一起加入「青年會」後不久，即厭世而削髮為僧，法號博經，世稱曼殊上人。但又耐不住寂寞，又以僧裝還俗，加入到《國民日日報》工作中來，後來做過不少革命工作。但他又生活無節，嗜酒暴食，1918年35歲時即英年早逝。
那時的革命者中，有一些人，一麵因獻身革命，飽受反動當局的迫害，一麵因追求個人自由，與現實專製社會格格不入，缺少社會（包括家庭、親友、戀人）溫情，因此備受折磨。體質稍弱者，往往早逝。社會發展中，這種精英早殤的現象是十分突出的，與陳這段時期有接觸的就有汪希顏、鄒容、何梅士、蘇曼殊、吳孟俠、汪仲尹、熊子政等。
陳對重要親人和朋友的去世，一般都寫詩或作文悼念，有的還寫長詩，而且他寫詩文並非一般應酬，而是揮灑真情。如他早期寫的《哭汪希顏》、《夜夢亡友何梅士而賦此》、《述哀》（哭兄）、《存歿六絕句》，晚年寫的《挽大姊》《蔡元培逝世感言》等。這裏充分表現了陳品性中重感情的一麵。這與他對敵人深惡痛絕並以「四十二生的大炮」進行轟擊的戰鬥精神，形成鮮明對照。
陳獨秀後來對曼殊有不少感人的回憶。1926年9月6日，他對柳亞子說：「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真是所謂天才。他從小沒有好好兒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的程度實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詩要我改，改了幾次，便漸漸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時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兒的教，隻由著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讀了這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不僅如此，在陳的調教下，他不僅能把大部頭的外國名著翻譯刊登出來，還能做最難的翻譯外國名詩（拜倫、雪萊的詩）的工作，而且不久還成為詩文、繪畫俱佳的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陳感嘆說：曼殊「能夠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實在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陳獨秀還講到東京同盟會時期，章太炎與劉申叔的衝突與他們反對孫中山的活動。當時曼殊與他們住在一起，看透了人情世故，「不肯隨時俯仰，隻裝做癲癲瘋瘋的樣子，以佯狂免禍罷了……好在他們都當他是傻子，甚麽事不去迴避他，而他也一聲不響，隻偷偷地跑來告訴我」（所以，陳獨秀對同盟會和國民黨，由於很了解它們的弱點，有很不好的印象）。陳獨秀最後說：「在許多舊朋友中間，像曼殊這樣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76]
在教曼殊的人中，還有章士釗。那麽，誰對他影響最大，是他最好的老師呢？陳獨秀。柳亞子在曼殊去世17年後的1935年寫詩這樣說：
名揚畫虎惜行嚴（即章士釗），孤憤佯犯有太炎，要憶囹圄陳仲子（陳時在南京獄中——引者），曼殊朋友定誰賢？
關於二人翻譯《慘社會》的合作，就更富有喜劇意味了，並可見二人友誼的思想基礎。
《國民日日報》停刊時，《慘社會》隻發到第十一回的一半。鏡今書局的老闆陳況全對陳說：「你們的小說沒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們願意出單行本，我可以擔任印行。」[77]《國民日日報》停刊後，陳獨秀與章士釗、何梅士、蘇曼殊曾一起在上海賃屋同住過一段日子。不久，喜歡浪跡天涯的蘇曼殊去了香港。於是，陳就接受了整理蘇曼殊的《慘社會》並接著翻譯下去的工作。《悲慘世界》的原著是法文的。在當時的日本，這樣的名著，肯定也有英譯本或日譯本。現在不知道蘇曼殊所譯的書，是法文還是英文或日文。陳獨秀在日本留學，自然首攻日文，同時也精通英文，因為幾年後他還出版了一本《模範英文教科書》。但有人說他還通法文，就無從查證了。這時，陳獨秀兩次留學日本的時間加起來，已有約12個月，以他的天賦，日文和英文精通到能翻譯外國名著的程度，是可能的。所以，大概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陳獨秀就把《慘社會》從第十一回下半回，續到第十四回。鏡今書局於是就在這年（1904）年底印出了單行本。書名改為《慘世界》，署名為「蘇子穀、陳同譯」。
這本書，因是出於這樣兩位名人之手，又是我國第一次翻譯雨果名著，所以，它不僅以後一版再版，而且在我國翻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具有更大意義的是，蘇、陳二人並不把這當作一件純文學的工作來做，而是有意把它作為一件載體，載負揭露現實黑暗統治，宣傳革命思想的任務。因此，不僅譯文「亂添亂造，對原著很不忠實」，而且從第七回起，添加了原著中沒有的一個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男德」，通過他來說出許多宣傳革命的話。這又是我國翻譯史上絕無僅有的事。這種事也隻有他們兩個具有這種造反精神和性格的人才幹得出來。像章士釗這樣的人是幹不出來的。所以，章士釗說：陳與蘇共譯的小說，「極寫人類困頓流離諸狀，顏曰《慘社會》，所懷政想，盡與此相同」。[78]
曼殊因身世飄零，又受佛教和西方悲劇作品影響，佯狂玩世，在與陳一起加入「青年會」後不久，即厭世而削髮為僧，法號博經，世稱曼殊上人。但又耐不住寂寞，又以僧裝還俗，加入到《國民日日報》工作中來，後來做過不少革命工作。但他又生活無節，嗜酒暴食，1918年35歲時即英年早逝。
那時的革命者中，有一些人，一麵因獻身革命，飽受反動當局的迫害，一麵因追求個人自由，與現實專製社會格格不入，缺少社會（包括家庭、親友、戀人）溫情，因此備受折磨。體質稍弱者，往往早逝。社會發展中，這種精英早殤的現象是十分突出的，與陳這段時期有接觸的就有汪希顏、鄒容、何梅士、蘇曼殊、吳孟俠、汪仲尹、熊子政等。
陳對重要親人和朋友的去世，一般都寫詩或作文悼念，有的還寫長詩，而且他寫詩文並非一般應酬，而是揮灑真情。如他早期寫的《哭汪希顏》、《夜夢亡友何梅士而賦此》、《述哀》（哭兄）、《存歿六絕句》，晚年寫的《挽大姊》《蔡元培逝世感言》等。這裏充分表現了陳品性中重感情的一麵。這與他對敵人深惡痛絕並以「四十二生的大炮」進行轟擊的戰鬥精神，形成鮮明對照。
陳獨秀後來對曼殊有不少感人的回憶。1926年9月6日，他對柳亞子說：「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真是所謂天才。他從小沒有好好兒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的程度實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詩要我改，改了幾次，便漸漸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時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也不曾好好兒的教，隻由著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讀了這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不僅如此，在陳的調教下，他不僅能把大部頭的外國名著翻譯刊登出來，還能做最難的翻譯外國名詩（拜倫、雪萊的詩）的工作，而且不久還成為詩文、繪畫俱佳的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陳感嘆說：曼殊「能夠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實在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陳獨秀還講到東京同盟會時期，章太炎與劉申叔的衝突與他們反對孫中山的活動。當時曼殊與他們住在一起，看透了人情世故，「不肯隨時俯仰，隻裝做癲癲瘋瘋的樣子，以佯狂免禍罷了……好在他們都當他是傻子，甚麽事不去迴避他，而他也一聲不響，隻偷偷地跑來告訴我」（所以，陳獨秀對同盟會和國民黨，由於很了解它們的弱點，有很不好的印象）。陳獨秀最後說：「在許多舊朋友中間，像曼殊這樣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76]
在教曼殊的人中，還有章士釗。那麽，誰對他影響最大，是他最好的老師呢？陳獨秀。柳亞子在曼殊去世17年後的1935年寫詩這樣說：
名揚畫虎惜行嚴（即章士釗），孤憤佯犯有太炎，要憶囹圄陳仲子（陳時在南京獄中——引者），曼殊朋友定誰賢？
關於二人翻譯《慘社會》的合作，就更富有喜劇意味了，並可見二人友誼的思想基礎。
《國民日日報》停刊時，《慘社會》隻發到第十一回的一半。鏡今書局的老闆陳況全對陳說：「你們的小說沒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們願意出單行本，我可以擔任印行。」[77]《國民日日報》停刊後，陳獨秀與章士釗、何梅士、蘇曼殊曾一起在上海賃屋同住過一段日子。不久，喜歡浪跡天涯的蘇曼殊去了香港。於是，陳就接受了整理蘇曼殊的《慘社會》並接著翻譯下去的工作。《悲慘世界》的原著是法文的。在當時的日本，這樣的名著，肯定也有英譯本或日譯本。現在不知道蘇曼殊所譯的書，是法文還是英文或日文。陳獨秀在日本留學，自然首攻日文，同時也精通英文，因為幾年後他還出版了一本《模範英文教科書》。但有人說他還通法文，就無從查證了。這時，陳獨秀兩次留學日本的時間加起來，已有約12個月，以他的天賦，日文和英文精通到能翻譯外國名著的程度，是可能的。所以，大概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陳獨秀就把《慘社會》從第十一回下半回，續到第十四回。鏡今書局於是就在這年（1904）年底印出了單行本。書名改為《慘世界》，署名為「蘇子穀、陳同譯」。
這本書，因是出於這樣兩位名人之手，又是我國第一次翻譯雨果名著，所以，它不僅以後一版再版，而且在我國翻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具有更大意義的是，蘇、陳二人並不把這當作一件純文學的工作來做，而是有意把它作為一件載體，載負揭露現實黑暗統治，宣傳革命思想的任務。因此，不僅譯文「亂添亂造，對原著很不忠實」，而且從第七回起，添加了原著中沒有的一個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叫「男德」，通過他來說出許多宣傳革命的話。這又是我國翻譯史上絕無僅有的事。這種事也隻有他們兩個具有這種造反精神和性格的人才幹得出來。像章士釗這樣的人是幹不出來的。所以，章士釗說：陳與蘇共譯的小說，「極寫人類困頓流離諸狀，顏曰《慘社會》，所懷政想，盡與此相同」。[78]